分析哲学论文(3篇)

现代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使得现代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分析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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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论文篇2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的成熟。 现代 哲学 中的“语言的转向”使得现代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关 键 词】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形而上学

国内学界分析哲学的研究尽管从未轰轰烈烈，成为主流，却倒也扎扎实实。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著作，也有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的专门研究。①最近又出版了两部分析哲学著作：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下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主编名字，引文只注页码);张庆熊主编的《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简称引文方式同上)。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取舍、论述重点的详略上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史的面貌出现，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卷。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成熟，有了自己的传统。而一部哲学史专门以分析哲学为一卷，则显示出作者对分析哲学的充分重视。当然，这两部著作的厚重本身似乎也直接说明了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下面我想结合这两部著作谈一谈目前对分析哲学的一些看法。

一、“语言转向”与“终结论”

关于分析哲学，今天常常可以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谈论“语言转向”，另一种是说分析哲学已经“终结了”，或者说“过时了”、“衰落了”。前者阐述了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后者似乎描述了它眼下的状态或境地，往往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至少暗含着一种批评，二者天壤之别。“语言转向”无论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无疑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即使是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也是承认的。但是“终结”或“过时”之说却不是普遍的看法。张庆熊认为，“时至今日，分析哲学依然是英美哲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哲学，并且在哲学杂志上分析哲学的文章依然络绎不绝。分析哲学可能太专业化而偏离大众的兴趣，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张庆熊，第7页)江怡则认为，类似终结论“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在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事实上分析哲学并没有终结或‘消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江怡，下卷，第928页)显然，张江二人是反对“终结论”的。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分析哲学“终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语言转向”之说有很大关系的。所谓语言转向，不仅指分析哲学使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指分析哲学由此也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影响最大的思潮。②而“终结论”首先就是针对这种哲学思潮，当然也是针对分析哲学本身。从今天的哲学界来看，不仅有分析哲学，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哲学，比如语言哲学、现象学、伦 理学 、 政治 哲学、 科学 哲学、心灵哲学，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各领风骚。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或者是分析哲学的核心，而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则是从分析哲学 发展 起来的或派生出来的，但是不论怎样看，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似乎不能说“终结论”完全没有道理。

我认为，看到语言转向这种现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语言转向赖以形成的基础，这就是张江著作反复强调的，也是许多著名哲学家一直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方法。看到这一点，可见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在分析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现代逻辑还未普及，只是少数哲学家手中的工具。这种工具技术性很强，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它的新颖和锐利，使用它所取得的成就，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事实与世界的解释，卡尔纳普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等等，却令绝大多数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努力学习和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且像这些分析哲学前辈那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似乎也就成为 自然 而然的事情。而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而且已经是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之一，也就是说，当现代逻辑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之后，它的使用就成为常识，它也就失去了它最初所拥有的新颖。这时，人们依然可以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进行语言分析，但是同样也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分析。因此，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就完结了，就不再有人研究了。实际的情况只是，有些人不再研究分析哲学了，但是分析哲学依然是主流，至少是最主要的哲学之一，仍然有许多人在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而且许多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仍然是分析哲学家。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因此我不仅赞成张庆熊的上述看法，“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而且赞同江怡的看法，即评价分析哲学是不是终结或衰落，“关键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学中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江怡，下卷，第969页)只是我还认为，这样的方法如今不仅在英美分析哲学，而且在欧陆哲学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二、逻辑方法与零敲碎打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对分析哲学的批评，说它分析的方式是零敲碎打，分析得越来越繁琐，只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小问题上花功夫，缺乏对对象的整体说明，缺乏对哲学大问题的思考。③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分析哲学中，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学派中，确实有一些人对一些语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得确实有些繁琐。但是他们并不是分析哲学的主体，并不代表分析哲学的主流。④在我看来，从整体上看，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分析哲学的一种误解，特别是对分析哲学的方法的一种误解。只要读一读戴维森、达米特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

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源于现代逻辑，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弗雷格。因此，理解弗雷格的思想，特别是理解他的逻辑，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至关重要。江怡用一节讲述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张庆熊则用一章讲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专门论述了弗雷格，而且首先突出的是他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张庆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的技术内容。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无疑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在撰写分析哲学史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一阶逻辑非常普及的今天，如此详细地介绍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似乎有些离题。但是张庆熊认为，没有弗雷格的逻辑，“就谈不上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他还认为，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构想是建立在他对逻辑和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张庆熊，第13页)这里显然体现了一种对弗雷格逻辑的认识，并且隐含着一种对这种逻辑应用于哲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到了陈述弗雷格的一些最主要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时候，比如“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区别概念的对象以及概念的等级”，“区分涵义和所指”，(张庆熊，第37-39页)它们背后的逻辑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张庆熊这样论述是有所考虑的。江怡关于弗雷格逻辑虽然介绍得简单(这里无疑有体例的考虑)，但是他同样说明，根据弗雷格的逻辑，“把判断提升为逻辑的核心地位，就意味着把句子而不是把名称作为思维活动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对哲学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江怡，上卷，第106页)在我看来，这些介绍和认识是正确而恰当的，它们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逻辑分析绝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其自身的系统性。

“零敲碎打”这种批评常常伴随或隐含着另一些批评，这就是分析哲学方法的局限性，它解决不了哲学的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分析哲学的方法是如何给哲学带来进步和发展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和事实的解释，奎因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等等。下面我们仅围绕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来考虑。

根据弗雷格，一个句子分为专名和谓词;句子有涵义和意谓(所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而谓词的意谓是概念。今天看来，这种区别很简单，它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语言层面的东西和语言所表达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人们在接受弗雷格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对它提出了批评。罗素认为，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与摹状词，而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作用是不同的。所以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详细探讨指称的问题。他的这一理论则被称为“哲学的典范”，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虽然如此，施特劳森却对罗素探讨摹状词的一个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使用的“当今”这个词使得“法国国王”的指称是空的，因此这句话的真假出了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使用和提及”的区别。后来人们不断探讨了这些问题，发展出不同理论和看法。比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他的意义理论，这个理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而关于意义的理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前者是内核，是基础。而戴维斯则认为，弗雷格的方法使我们可以认识句子的真和句子中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方式“具有鲜明的简易性”。⑤这显然给予弗雷格极高的评价。因此他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用真来解释意义，并不是抛弃弗雷格的思想，而是基于他的思想继续发展。以上这些内容在江张著作中都有介绍，其中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源头就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难怪江怡称这一区别是“弗雷格对当代分析哲学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分析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石”，(江怡，上卷，第111页)而张庆熊则认为弗雷格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在“语言哲学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张庆熊，第42页)

通过以上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阅读分析哲学的 文献 ，无疑可以看到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以及意义理论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但是由此其实还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方法的使用和考虑。比如，弗雷格从自己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出发，为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区别涵义和意谓，但是由于它首先是对句子的区分，因此他必须形成对句子的句法分析。专名和谓词的区别恰恰就是基于一阶逻辑对句子作出的句法区分，而真值以及相应的对象和概念则是语义区分。罗素批评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则是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系统，而他的系统有对摹状词的处理。后来人们讨论像“当今”这样的时间副词，以及“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和“这里”、“昨天”等这样的时间副词，则是基于对句子中一些所谓的索引词的考虑。由于含有这些词的句子的真假取决于这些词的涵义和说出这些句子的人和情景，因此牵涉到内涵语境的问题。弗雷格实际上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逻辑只是外延的、二值的，因此他只对句子一般的真值情况有明确的说明，而对这些涉及内涵语境的问题的说明只是满足于不使前一种说明出问题。相比之下，戴维森和达米特的理论中则大量借用了内涵逻辑的研究成果。因此，分析哲学的一条主线不仅反映出围绕指称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及其发展，而且也反映出它的背后所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⑥而且，这个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真与意义的问题进行的。因此，它使用的方法是系统的，它的分析是系统的，而且它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三、回归传统

江怡认为，“当今的英美分析 哲学 中出现了明显回归传统的倾向”。(江怡，下卷，第972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二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回归传统”是一种常常可以听到的说法，也有一些与此相应的说法，比如“分析哲学走向它的反面”。⑦江怡的评价显然是正面和积极的，但是有些人这样说则含有批评。折中一下，我们可以把回归传统看作是一种对分析哲学中立的描述。

回归传统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个 历史 原因，这就是分析哲学一开始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体现。相比之下，今天的分析哲学显然在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关于存在、关于真、关于意义、关于必然与可能，等等。因此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江张著作都在论述卡尔纳普的章节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出两类哲学，一类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类是澄清语言意义的哲学;一个命题有意义，必须是要么可以由经验证实，要么可以由逻辑证明;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能由经验证实，也不能由逻辑证明，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因此构造人工语言;如此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关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拒斥、对唯心主义的拒斥，却看不到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且，同样谈到形而上学，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江怡，上卷，第173页)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形而上学“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江怡，上卷，第71页)此外，人工语言学派充其量也只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学派，至少还有日常语言学派，因而构造人工语言并不是全部分析哲学。所以，(不考虑 科学 背景的影响以及后来所形成的科学哲学，这部分内容张江著作有充分的介绍)即使维也纳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影响非常大，似乎也不能说拒斥形而上学就是所有分析哲学哲学家和流派的观点。我认为，这里的区别一定要搞清楚，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分析哲学开始的时候反对形而上学，试图拒斥、抛弃、脱离形而上学，而今天又回归形而上学了。最初一些分析哲学家确实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 发展 哲学的前景，以致说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话，包括宣布哲学终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不是分析哲学的全部;第二，这也不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比如，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建立与讨论，实际上利用和延续了传统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后来奎因对这一区别的批判不仅是对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批判，而且是对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因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又比如，澄清意义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它也是分析哲学自身的一个主要目的，无论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还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实际上都是这一方向的努力。我们能说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这里贯穿始终的是与真相关的考虑，而真恰恰是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指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⑧由此难道不是可以说明，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吗?在我看来，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的理解，而且也存在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四、清晰与含糊

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种看法是对分析哲学的赞誉。与此相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说它含糊，缺乏分析或逻辑分析，等等。此外，以分析与综合相对，也分别形成了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褒贬。张庆熊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而其他哲学家不重视分析，分析和综合始终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史上，有些人着重于使用综合的方法，有些人着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此外，他还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不仅在于他们有 现代 逻辑，而且早期分析哲学家还认为分析乃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张庆熊，第4页)这无疑暗含着对上述后一种看法的批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⑨但是在我看来，前一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肯定是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优点或主要特征。以此为鉴，可以针对前面的看法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哲学含糊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传统哲学是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因而是不是不想或不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看来，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对世界和与人相关的问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足够了。今天读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可能会感到冗赘，为了一个概念，可以会讨论几页甚至几十页。但是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吗?其中所用的比较主要的方法，比如划分和定义，不都是体现了分析吗?在柏拉图时代，逻辑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我们无法说他有意识地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难道这里没有包含着向着逻辑方向的努力吗?即使这里只能得出否定的回答，⑩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当逻辑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难道还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吗?再举一个例子。黑格尔大概可以算是哲学史上思想含糊的著名代表。但是读一读他的《逻辑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试图从逻辑中寻找出发点和初始概念，由此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1)无论他的结果怎样，他至少努力从逻辑出发，利用逻辑的成果，这说明他希望把问题说清楚，而且他想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具有科学性。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传统哲学绝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也绝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事实上，传统哲学确实说清楚了许多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有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说明一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认识一事物有什么样的质，有什么样的量，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事物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事物。这所谓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后来关于本质人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罗素就认为本质是哲学史上最含糊的概念之一。但是含糊归含糊，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我们对认识的看法难道不比没有这种说明的时候更清楚了吗?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是贯彻始终的，含糊只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现代逻辑产生之后，哲学中所产生的结果较之传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同样是逻辑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人们看到了运用传统逻辑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看到了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含糊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经过现代逻辑的分析之后，所有哲学问题都是清楚的，再也没有含糊之处，当然更不能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著名主张。在他的论述中使用了“图像说”，与此相应，人们可以联想到“镜像说”和“反映论”。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此说明事实与思想的关系，进而说明事实与句子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对句子的分析来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结构。那么他的“图像说”完全清楚吗?或者，他的“图像说”就没有含糊之处吗?又比如，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为我们探讨真这个概念提供了基础，也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依据，由此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紧缩论、极小论、去引号论，等等。有些人认为它们与传统的符合论不同，也有人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符合论的翻版或变形。这些理论和探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认识，但是能够说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认识完全清楚了吗?能够说围绕它的认识丝毫也没有含糊之处了吗?

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现有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成果，我们在哪些问题上比以前更清楚了，为什么更清楚了。第二，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为什么传统哲学讨论得不是那样清楚，而分析哲学讨论得比较清楚。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会牵涉到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因而牵涉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比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到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区别，尤其是认识到现代逻辑的性质和意义，不仅对于理解什么是逻辑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及其主要特征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也是至关重要的。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才会明白逻辑在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

江张著作梳理了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脉络，阐述了分析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可以说，它们展示了分析哲学丰富的内容并提出了各自一些有见地的观点。除此之外，我还认为，这两部著作还阐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注释：

①一般性研究有，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等。专人研究有，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北京：社科 文献 出版社，1996年)、江怡：《维特根斯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陈波：《奎因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陈亚军;《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等。

②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卷，第1-2页。

③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第36-38页;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洪汉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08页。

④我曾比较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些语言分析属于“泛语言哲学”，与真正分析哲学的核心的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⑤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⑥这里我们只简要说明了从弗雷格的思想到意义理论的发展，而没有论述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如果谈到后一方向的发展，则看到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运用，因此可以看到从一阶逻辑到模态逻辑的使用的发展。

⑦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1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

⑧Aristoteles. Aristoteles' Metaphysik. Buecher I(A)-VI(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2.

⑨我曾经讨论过分析与综合的问题，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

⑩我认为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史学研究。限于篇幅和本文的目的，我只提到这一点。

(11)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七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分析哲学论文篇3

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

哲学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许多知识分子所能触及的范围。当今哲学家们在争论的 问题 ，与柏拉图-尼采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决定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 发展 前景。其中之一就是，对哲学的 研究 在将来否会独立于思想史去进行。这一争论通常发生在“ 分析 ”与“非分析”哲学分裂的讨论过程之中。

1，当今哲学争论的两个主要议题：

第一、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争(有时被称作“大陆哲学”);第二、发生于存在于分析哲学(心灵与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即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原子论者认为，哲学与认知 科学 的结盟对自身会大有好处;整体论者则不这样认为。

当代哲学系里对哲学的划分1)伦理、 社会 政治 哲学;2)心灵和语言哲学。从事前者的哲学家很少读后者写的书，他们更多地阅读政治学教授和法 理学 教授所写的书，而不是读那些在研究身心关系、语言与实在关系的同事们所写的书。人们可以这样说，这两类人同处一个系，不是由于有什么共同的兴趣，而是由于机构划分的原因。

“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分野与道德和政治学作品关系不是很大。它们也与罗尔斯、哈贝马斯、Noberto Bobbio, 詹托尔·默菲(Chantal Mouffe) 、伊赛亚·柏林以及加斯托等没有多大的牵连。所有这些思想家与非哲学家(如米契尔·沃尔泽、波斯纳、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贝克等讨论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何以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将秩序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人们一旦将道德政治哲学框起来存而不论，便发现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分裂就凸现出来了。这种分裂就如同人们对罗素哲学的评价一样。有的哲学家将罗素的幕状词 理论 视为哲学的一种范式;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罗素所做的工作没有哪一点能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书信》相比。 自认为是心灵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人们，肯定对罗素的幕状词理论极其熟悉。但她有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非 英语 国家教哲学，她肯定读过《精神现象学》和《书信》，或要装出读过的样子来;但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跳过幕状词理论。巴西、土耳其、波兰的哲学家们不太理解，英语国家的同行们为什么将罗素看成一个重要人物。

崇拜罗素的人可精确地讲清楚他们在回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则对不大关注常识或日常语言。他们告诉你有关精神本质或存在意义的 内容 ，而且通常是在非常特殊或不为人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精神”与“存在”(bEing)。弗莱格和罗素希望使事物变得清晰明白;而黑格尔和海德格则希望事情出现差异。

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书，读时有收益，有思考;但在放下书以后，你会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二人的思想有毛病。实际上，分析哲学家就是这么看他们二人的。

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攻伐：分析哲学家有时认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描述“不是在真正意义上搞哲学”。非分析哲学则认为，这些分析哲学的同行们是知识懦夫(intellectual cowards )，因为后者对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职业以外的环境没有安全感。这种相互攻伐已经持续了近50年。

在我看来，弗莱格、罗素、黑格尔、海德格尔，他们四人可以被有效地归于一类。原因在于，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最先由柏拉图明确提出的问题： 何以使得人类独特?其它动物为何缺少人类之特性?我们所独有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人以什么样的姿态(self-image-自我形象)出现时相对于这一独特性来说不失为正义?

柏拉图的回答是，我们不象动物，我们可以认识事物(包括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实在-现象的区分对智慧的获得极为重要，人之为人在于把握事实(truth)。 弗雷格与罗素认为柏拉图的回答在总体没有什么错。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回答柏拉图的问题：我们的信念(beliefs)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弗罗二人认为，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充分，原因在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家们没有关注作为中介的语言;在这些中介中，人类将实在展现给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的答案没有能充分反映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

尼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同于柏拉图的回答。

尼采嘲讽柏拉图对现象-实在的二分。而这一划分至今被许多分析哲学家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要求人们“从 艺术 的视角看科学，从生活的角度看艺术”。 (对黑格尔的尼采式阅读)

当今认真对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家们，同意尼采对现象-实在二分所做的怀疑，从而代之以对世界精神发展所做的过去与现在、早期与晚期的划分。在这些哲学家眼里，黑格尔和浪漫派诗人被看作尼采反叛柏拉图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强调我们在 历史 进程中发展和改变着我们自身。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为尼采“人类的指向就是通过对自我重新描述来进行自我创造”这一论断铺平了道路。

(对海德格尔的尼采式阅读)

海德格尔是第一个试图调停柏-尼冲突(关于什么东西使得人类如此特殊)的思想家。海氏的晚期著作告诉人们，西方知识分子始于对获得自我知识的渴望，终于对实现自我创造的期盼。因此，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成熟之作，均力图去解释我们 现代 人怎样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所有这些讨论与对知识的范围与界限、事物如何使得句子为真等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

2.分析哲学的任务：探寻心智与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个题目下有原子论与整体论(atomists and the holists)之争。原子论旨在解释心灵与语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原子论者的一贯追求。整体论者则认为，(1)原子论者所做的工作不会有成果;(2)原子论将语言与心灵看成实体，这种作法是一种错误;(3)意义与信念不是一种事物。但二者都同意，(1)人之特殊性体现在人拥有心灵和语言;(2)当代哲学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用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 方法 去解释心灵和语言的存在，而不用求助于柏拉图、奥古斯汀、笛卡尔等提出的非物理的实体;因此，(3)它们都是物理主义者。但原子论与整体论的相似到此为止。

原子论者把心灵与语言分解成许多部分，将其与大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灵即大脑。他们花大量时间分析类似“信念”和“意义”这样的概念，以此企图说明信念与意义如何居于人类的中枢神经之内。

在整体论者看来，将心灵与大脑视为同一这种作法明显是一种误导。即使是理想的神经生理学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有关心灵与语言的东西。整体论者虽然同意在探索大脑何以运作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同时又怀疑，即便是理想的神经生理学可能不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心灵和语言的东西。他们坚持，心灵不是电脑硬件意义上的大脑;心灵与大脑、文化与生物学，其相互之间的自由度如同硬件之于软件。

整体论认为，认识心灵与语言实际上是对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行为(实践)变迁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缺少神经学方面的手段与工具。 但从神经学或进行生物学方面解释人的行为，并不能将人与猩猩区分开来。猩猩是不会绘制出洞穴里的壁画，更不会建造出驶往特洛尹城的巨船。

整体论者认为，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这一社会行为与智力和语言不可分。原子论者认为，我们在没有语言之前就已经有心灵;人以外的动物也有心灵。要想解释人类为何能够获得有关存在于物理世界之中的那些事物的事实，我们就必须联系到语言表现。这就将我们的科学理论引向原始语言表现，最终至知觉性的表现。

希望认知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殊性，这是洛克留给后人的做法。他将心灵看成是简单观念和观念的仓库，最后引出休谟的“动物理性”、十九世纪的联想心理学、被艾耶尔语言学化了的休谟版，以及被麦克道尔语言学化了的康德版。整体论者遗憾洛克将我们引向此途，也因此谴责笛卡尔对洛克的误导。 在整体论者看来，在神经元与社会行为(实践)之间并不存在认知科学要去研究的中介。要研究人何以具有不同于大猩猩的特殊属性，就要去研究那些实践，去研究文化。在神经元与实践之间，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桥梁，这就像软件与硬件之间关系一样。正如软件只是一种让硬件运行的方法，文化只是一种使我们的神经装置投入使用的方法。原子论者同意并引用了Steven Pinker话，“ 计算 心灵理论是知识史上的伟大思想之一，因为它解决了构成身心问题的谜团之一”。

当今语言哲学中的整体论者有：戴维森(随奎茵)，布兰德姆(随塞拉斯)，以及追随赖尔和维坦根斯坦的其他哲学家。原子论者有：乔姆斯基、Pinker, Jerry Fodor,以及那些试图创立一种心智表现的语义理论。

3、分析的明晰性与对话的明晰性

罗蒂认为，他的以上论述能帮助读者理解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为什么

(1)许多原子论者怀疑，整体论将分析哲学的核心思想置于危险的境地;

(2)像内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戴维森等向黑格尔、海德格尔所从事的那类坏哲学敞开了大门;

(3)布兰顿将自己称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

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最后似乎落到了对两个问题的争论：(1)哲学家们应该做的事情类型;(2)哲学的自我形象。

这体现在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两人对概念的不同看法上。罗素主张，概念或意义可以被分离并当作信念的元素来对待，应该承认它们的存在。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概念只是对一个词的使用。

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同意，罗素及其追随者将我们的学科(哲学)引入可靠的科学途径。分析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的训练可以锻炼和提高心灵的明晰性。他们之所以抵制整体主义是出于一种担心，担心如果他们偏离 自然 科学，他们将为蒙昧主义敞开大门。哲学将回归到罗素以前的岁月，即Jowett (乔伊特)and T. H. 格林的 时代 ，或二十世纪的法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分析哲学非常厌恶“哲学是一种人文学科”这一观点，而坚持哲学是一种科学。

整体论者认为，要想研究心灵和语言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最好是讲故事，那种由塞拉斯、布莱顿所讲的故事：元语言学的词汇与心灵主义的词汇同时产生;文化如何超越生物的进化。

4.确定的存在和非确定的存在(Determinate and indeterminate bEIng)

很明显，我赞同整体者，赞同那些讲述故事的哲学家，而非那些提供分析的哲学家。“在物理世界中，心灵表现、意义、价值处于什么位置?”我认为，人们应该放弃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把对物体(粒子)、信念、理应被做的事情等所做讨论描述成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所实现的目的都很明确。……哲学家们遵循卡斯托里阿迪的建议，即放弃他所说的“只有确定的存在才是真实可信的存在这一假说”。

确定的存在是那种可以断然确定为真的存在。数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同样的还有：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国王的名称、尹拉克战争中死亡的大体人数、二十世纪牛津的年平均降雨量。不确定的存在事例有：《哈姆莱特》的意义、邱吉尔的性格特征、人类存在的时间点等。 我对确定存在与不确定的存在之间的划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做出。确定性只是一种程度。只将确定的存在视为真实可信的，这种作法是用一种无用的形而上学的区分代替一种有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程度区分。接受前一种区分，就是承认有关于某些话题的“事实”的存在，就是在认真地对待有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只有在分析哲学家们眼里，这种争论有实际的意义。只有你相信所有的存在都像拼图玩具的每一个碎片一样可以拼贴到一块，认为那些不能被拼到一块的存在就不真实可靠，就不是拼图的碎片，这个时候你就将加入到这种争论之中。 拼拼图的类比从整体上看适合于许多领域的研究，如古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和 文献 学等。在有些文化领域中，可以说我们能够最终得到正确的东西(get things right)。通过引入可靠的科学方法使得哲学成为上述文化领域之一的思想，以及曾经催动罗素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观点，它们只有在概念和意义被看成能够孤立于社会实践、孤立于历史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一旦放弃原子论，人们就不再使用获得确切事实的比喻和追寻核心骨架的比喻了，并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怀疑以往被视为神圣的逻辑。这将导致以下三种结果：(1)人们认真地对待发生于社会准则方面的变化;(2)用水平的知识发展比喻去替代垂直的知识发展比喻;(3)放弃心灵和语言可以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被彻底搞清楚这一观念。

那些善待黑格尔的哲学家们，他们大都用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祖先不同，如何可能与我们后代不同等这样一些问题，代替人类何以在普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这一问题。换言之，历史主义使得我们认为，非确定的存在比确定的存在更有魅力。它使得我们把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和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视为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而不是把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视为对拼图的组合。

对什么东西最值得思考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这种分歧也说明了为什么被我一直称之为“叙事哲学”( narrative philosophy)的东西常常被叫做“解释哲学”。 “解释”这一术语标志着研究兴趣的转移：从讨论什么东西绝对可靠(正确)转向没有止境的解释与语境再造。

人何以具有其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如果人们接受柏拉图(而非尼采)对此问题的回答，那么对心灵本质或语言本质的研究就似乎显得格外必要和紧迫。分析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显然值得受过 教育 的公众的注意。人们也就更有理由指出洛克和康德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当代分析哲学家正在追问洛克和康德曾问过的问题。

然而黑格尔指出，尽管洛克和康德两人为人类自由的原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他们所问的问题并不怎么好，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具有自然意识的人类的历史，而非自然的历史。布莱顿将心灵主义的词汇看作使得某种社会规范变得清楚明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洛克那样将其看作对位于两耳间的实体的描述。就像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对于黑格尔和布莱顿来说，人类是非确定的存在。就像那些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法律 和诗歌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永无止境的解释。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绝对正确的东西。

5. 结论

这些讲演是叙述哲学的一个例证。哲学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位置：开始于17世纪对身心问题、知识的范围、意志的自由等问题所做的清楚明白的说明。这些问题的产生要追溯很远。在西方，人们已经习惯了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对事物所做论述。这样，我们在对自身进行描述的时候总想达到和实现按其二人标准为对的层次。在寻求对这些方法进行折中的过程中，上面的三个问题产生了。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康德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文化的世俗化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几乎再也挤不出什么新东西了。法国大革命和浪漫运动彻底转移了世俗知识分子的视线。黑格尔第一个洞察出这些事件的意义，并试图使哲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到尼采和杜威的时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许多哲学教授已经深信，确定文化纲领(大纲)的不是什么上帝(或自然)，而是历史。

然而，在有些国家，有些哲学教授们仍然死守着黑格尔以前的那些问题不放。他们试图通过将其语言化的方式来复活或拯救它。这种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比以往为严重的专业主义与边缘化现象。语言的转向最终导致后维特根斯坦对17世纪式哲学问题的摒弃，这也同样体现在塞拉斯和布兰顿的历史主义观点当中。所有这些发展有可能使得分析哲学家们去认真对待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以思想的形式反映一个时代。他们是否将利用这一机会，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