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实用3篇）
当代对科学的反思主要有三种取向,即捍卫科学的辩护,质疑科学的批判,以及省视科学的审度。以下是百文网小编精心整理的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篇1
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般的 科学 哲学 经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向，并拓展至以科学知识社会 学(SSK)及新技术社会学为代表的建构论的“科学 研究 ”(science studies)和“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但在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看来，它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活动的目标以及科学家的行为的解释充斥着对理性的解构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意味，并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科学大战”中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弹。实际上，在科学大战前后，科学哲学等领域已经透过对真实的科学 实践的关照进行了自我调整。其主轴是超越“ 理论 优位”(theory-dominance)的研究传统，强调回到培根，回归科学作为实验科学和实验室科学的本义，凸显科学与技术在物质性层面的整合。由此出现了以实验哲学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new empiricism)。(劳斯，2004，第9-12页)同时，基于行动者 网络 理论(ANT)的异质性概念——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提出，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开始融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近十多年来，在此基础上相继出现了两次重要的整合性转向：首先是SSK的实验室研究与实验哲学整合，将研究视角从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as-knowledge)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as-practice)(皮克林编著，2006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走向凸显科学的技术与社会文化实践的“后SSK”;其次是基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如工具实在论)与后SSK等科学与技术研究整合，进一步走出理论偏向(theory-biased)，关注物质性(materiality)对于我们在世活动的深刻 影响 ，开启了对“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研究。(Ihde and Selinger, 2003, p1-7)本文的宗旨并非介绍这些具有后 现代 意味的研究，而着力深入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相关背景，综合有关思想资源，从科学-技术观、技术化科学意象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启示等更为广阔的视角，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话语的哲学意蕴。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 科技 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 materials 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 应用 。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 自然 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 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 Hesse)、卡特赖特(Nancy Cartright)、哈金(Ian 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 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 分析 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 (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 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 问题 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 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 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 ，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 时代 》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 计算 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 (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 (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 方法 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 (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 (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 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 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 as 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 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 理学 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 电子 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 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 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 规律 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 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 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 Rothbart,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Harre , 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 in 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 内容 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 of 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 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 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 科学 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 哲学 中，克里斯(Robert P. Crease)曾用现象学的 方法 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 自然 之剧(play of 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 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 研究 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 社会 秩序相 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 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 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 理论 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 科技 现象之中。(Val Dusek, 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 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 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 分析 ，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 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 1999, 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 影响 。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 Morris. 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 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 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 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 问题 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 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 N. 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 规律 (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 dappled 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 of 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 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 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 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 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 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 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 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 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 and 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 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 and Tooley, 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 应用 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 2003a, 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 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 2003b, 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 2003a, 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 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 现代 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 “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 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 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 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 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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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
[摘 要]当代对科学的反思主要有三种取向,即捍卫科学的辩护,质疑科学的批判,以及省视科学的审度。为科学辩护与批判科学的倾向往往在激烈较量中趋向极端,这种畸形的局面终于导致向所谓审度立场的转换。审度为全面、深入地认识科学提供了一条恰当路径;尤其对那些易于在两极间摇摆、迫切需要真正树立科学精神的国人,这种清醒的科学反思是当下极为合适的选择。 ?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0)02-0005-08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与科学技术之间,已经形成须臾不可离的亲密关系。然而,究竟怎样看待科学和技术,并无太多的共识。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充满了误解和斗争,不仅如迦达默尔所说:“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1](P5)而且在他们之后的近两个世纪,关于科学的攻防也一刻未曾停息。
怎样看待科学,或者说“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主要有三种取向。第一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辩护。这是科学哲学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基本态势,也是传统的主流观点。何谓辩护?就是试图说明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为什么科学知识有精确性、可预见性等优点。举例来说,发射神州飞船,事先就能预计到飞船什么时候进入什么轨道,这是只有科学知识才能给与的。科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正是科学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当然,社会上会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对待科学和科学主义,对那些批判科学、指责科学、怀疑科学的观点,这种辩护的取向将义无反顾地与之斗争,会挺身而出捍卫科学,对它们进行驳斥。
第二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批判。几百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日益显示其重要和伟大。科学技术成了当代社会的支柱,成了经济发展的支撑,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在社会对科学满是赞叹和赞扬的同时,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声音。这正是当今科学哲学里若干重要流派(所谓另类科学哲学)所大声疾呼的。它们有感于人类发展到现在的许多问题,尖锐地认为,这是科学带来的后果。大家开始可能觉得错愕,然而面对现实与那些思想家对科学的质疑和批判,发现这种批判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当今哲学前沿中很多论述就是走的这条路,即把现在的很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
第三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审度。这是近年来历经辩护与批判的较量,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新取向,本文把它名之为“审度”。这个概括,最初是在2008年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这对于亟需科学、科学精神的滋养,又要防止工具理性主宰的国人来讲更显得重要,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既具有“整体论”的优长,又具有“重直觉而轻知解”[2](P106)的偏向。
一、对科学的辩护——捍卫科学
标准的或者说正统科学哲学的主旨就是试图说明或证明科学的合理性。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如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科学家也为证明科学合理性提供了许多证据。但基本的理由不外乎科学知识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正是它们构成科学合理可靠的根据。一是客观性,或者说非主观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例如,一种药物有没有疗效,要经过多次试验。一个人用过觉得有效并不能说明问题,其他人用过均有预期疗效才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客观性。二是普遍性,或者说抽象性、非地方性、无国界性。例如物理学,我们说牛顿是物理学的开创者,但我们不能说物理学是英国的。中国的物理学和英国的物理学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最初美国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是尖顶的,英国的避雷针在18世纪是圆顶的,英国国王以爱国主义为由宣称说美国的尖顶避雷针不行,只许用圆顶的。但结果呢,用圆顶的会发生危险,用尖顶的在雷雨天却能安全地避雷,所以,尽管美国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最后英国用的避雷针还是富兰克林发明的尖顶避雷针,这就是科学的无国界性。三是构造性,或者说逻辑性、数学性。所谓构造性,即科学知识的各个部分是有逻辑关联的,是用数学联系起来的,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的。例如伽利略提出的自由落体定律,表明落体的下落高度与质量无关,只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是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的。而在伽利略之前,亚里士多德也做过关于自由落体的解释,他论证,落体的下落快慢是由质量决定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是大权威,但今天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科学知识,因为他的解释没有经验支持,也不是构造性的。上述几点是科学辩护的基本观点。这里介绍得很简单,实际上却是许多学者花了上百年的功夫才说清楚的。
但是,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疑虑并没有终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各种具有反科学,或者批判科学倾向的另类科学哲学,它们被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竟然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潮流。在另类思潮看来,科学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正统科学观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感到不安。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场捍卫科学、批判另类科学哲学思潮的争论引起了普遍关注。
1987年,《自然》杂志发表的关于科学理性的评论指出,如果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和实在性,科学将失去目标,而没有目标的科学将不复存在。同年,《自然》杂志还发表题为《科学在哪里出错了》的文章,对
费耶阿本德等著名科学哲学家进行批评,称他们为真理的背叛者和科学的敌人。
1993年,柯林斯和平奇的《有生命的机器人:人人所应该知道的科学》一书出版,该书提出的观点是:科学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的绝对制约,而是因为我们使它按照我们的方式运作,即科学是科学共同体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对此普遍表示强烈反对,《科学》、《今日物理学》、《自然》和《新科学家》等科学杂志纷纷发文进行反驳。
1994年,美国科学史家霍尔顿的《科学与反科学》一书,用专章对“反科学现象”进行批评,认为科学家应该对诋毁科学和理性的思潮进行反击。同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发表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科学反对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对手是“社会建构论者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幼稚的怀疑论,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初级阶段李森科主义,激进环保主义者的千禧年主义”。[3](P10)他们指出,另类科学观的“学院左派”是一些不学无术的空想家,而以前自然科学家太懦弱以至于不敢反抗这些空想家的批评。
1996年,美国著名“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准备推出一份“科学大论战”的专刊,试图对“科学卫士”予以还击。有趣的是,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nlan Sokal)在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索卡尔故意模仿和迎合科学社会与文化研究学者的观点,将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微分拓扑学等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毫无根据地与科学反对派的观点相联系,并有意留下一些科学中的常识错误,以证明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无知”。用索卡尔的话来说,该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抛弃了客观实在性观念的判断”,“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而是“权威的引言、诙谐的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的诈文。[4](P51)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索卡尔又在另一家刊物《大众语言》上发表谈话《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文章,其中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或“索卡尔诈文”。索卡尔声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左”派历来都是自然科学的盟友,用科学反对蒙昧主义,但是当代许多政治“左”派却被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所俘获,抛弃了启蒙的思想遗产,从进步的理性主义立场堕落到诋毁科学的相对主义立场。因此,他的诈文就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事件”引起了双方的大争论,直接引发了所谓“科学大战”,科学辩护者和科学批判者进行了深入的较量,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这个较量在科学哲学界甚至在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究竟应当怎么看待科学,引起了人们新的思考。科学大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从本质上说,索卡尔事件不光是一个科学家开的玩笑。玩笑只是事件的缘起,重要的是人们所持有的辩护科学和批判科学的本质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论证。这些论证把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对科学的批判——质疑科学
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引起了强烈的反省,出现了所谓另类科学哲学。另类虽非主流,但另类很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也很大。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如下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借以为新兴_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在科学观中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谨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为例,剖析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想倾向和特点。SSK的基本观点是把科学看作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是各种因素建构的;科学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与其他知识没有根本的不同;科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等一样都具有社会性,社会在科学家那里打上的烙印并不比在其他人身上的烙印浅,所以不能把科学看作是纯粹的客观真理的发现过程。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例如,人们研究一个课题,要做的事不仅在于探求研究对象的真假,还要做很多其他的“杂”事,像申请课题、评审等,这些事情也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影响着知识的生产,这就是社会建构的过程。SSK认为,社会性可以用来解释知识的生产过程,而且社会性是知识生产最重要的特点。SSK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把科学家作为一种社会的人来讨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特殊的纯洁的群体。(注解:(1)关于案例研究困境的分析,可以参见史蒂夫•富勒:《观望镜下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一种知识的进路》,载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0世纪70年代早期,SSK的研究中心均在英国,以大卫•布鲁尔等人的爱丁堡学派和哈?里•柯林斯的巴斯学派著称,后来,影响越出英国,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法国布鲁?尔•拉图尔等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奥地利卡琳•诺尔—塞蒂娜的《知识制造: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美国莎伦•特拉维克的《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都是很具代表性的著作。
在研究对象上,SSK把社会学分析的触角伸向了自然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这个长期被社会学视为禁区的研究领域,大胆地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活动的核心生产过程。对此,SSK的创始人之一的布鲁尔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5](P1)“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的形式和内容,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组织和分布”。[6](P1)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知识的生产是客观的、理性的认知过程,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不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SSK则认为,社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是各种社会因素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再是客观真理被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因此,SSK常被称为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把知识生产过程看作为纯粹的主体认知过程,试图通过主体的认知结构、认知能力等认识论分析来规范实际的认识过程;SSK反对这种科学的传统认识论研究方法,主张代之以描述性、经验性和实证性研究。以默顿、巴伯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STS)研究虽然是经验性研究,但是和正统科学哲学一样不加反思地把自然科学视为人类惟一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进步性的认识成果;SSK反对这种先验性命题,坚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是一样的,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说明科学,揭示社会历史环境中“真实的科学”。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SSK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建构方法论,大量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方法,注重实验室研究和科学家社区研究,极力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疏离感、距离感,力图达到所谓中立的结论。SSK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知识生产的全新视角,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悖论。比如显而易见的反身性问题,SSK把知识生产看作社会建构过程,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要覆盖SSK自身,即SSK也是社会建构的某种知识,“没有客观的科学身份”。[7](P79)再比如案例研究方法,SSK过多地依赖于案例研究来论证其观点,实际上反对SSK观点的人们很容易从科学史上找到相反的例证?①。
在基本结论上,SSK提出了许多一反传统的建构主义观点。首先,科学对象或科学现象并不是纯粹的客
观实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建构的。拉图尔和伍尔伽认为:“其实,现象只依赖于设备,它们完全是由实验室所使用的一起制造出来的。借助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制造者把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8](P51)其次,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SSK的目标是描述在行动中的科学,考察科学家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怎样“制造”知识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注意政治、经济和权力这些社会因素的作用。马尔凯认为:“科学知识必须被视为全社会中文化资源复杂运动的一个部分——这种运动通过变化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和群体利益得以调节和被模式化”。[9](P154)塞蒂娜认为:“科学论文的形成经过一个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超科学领域中运作的社会联结的机制,而这种社会联结是由利益的分裂和融合来调节的”。[10](P273-274)
SSK的研究显然对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开始怀疑科学的神圣性和纯洁性。有些极端的思想派别,甚至公开打起了反科学的旗帜,例如,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理性、真理和客观性总是与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相连。她们反对科学的现代建构方式,认为那是男子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是“中产阶级的白种男人”的科学。奥克鲁利克认为:“科学的女性主义解释揭示出,各门学科在它们的理论、实践和预设中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11](P162)女性主义把以真理为核心的传统认识论看作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学建构,把科学知识看作依靠认识论来辩护的政治学的产物。
除了对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批判之外,女性主义者还批判科学史研究对女性科学家的忽视,着力恢复其应有的科学史地位;批判既有科学制度阻碍妇女进入科学研究的结构性障碍,努力争取妇女在科学事业中的平等地位;批判科学发展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等等。女性主义者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科学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确有一些警醒作用,但把科学问题生硬地与政治诉求直接相连接,是难有说服力的。
后殖民主义科学哲学则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建构,是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利益一致的;进而主张非西方科学存在的权利,肯定非西方知识传统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认为非西方科学能产生更为人道、更为生态的知识。印度学者兰丁主编了《科学、霸权与暴力》一书,声称近代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性,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神话,占星术是牺牲品,弱者有权挑战西方科学的“神话”。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者否认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性。但要指出的是,后殖民主义科学主张可能导致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在实践中出现宗教、神话乃至迷信、巫术对科学的否定。在这方面,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提倡的“吠陀科学”[12]就是一个例子,它武断地声称吠陀传统是科学的,把科学视为吠陀文化的低级形式,实际是想以印度教中心主义代替欧洲中心论。
比较而言,生态主义科学哲学是更有锐气的。生态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应运而生的。它强调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物圈和生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遵循生物共同体的客观规律,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生态伦理要求人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和其他自然存在物。
由于科学技术在环境问题中的关键性影响,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就成了生态主义研究的题中之意。在生态与科学关系的反思中,出现了一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把当今世界生态危机归咎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和无节制的经济发展,从而展开了对科学危害生态的激烈批判。激进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对人类理性的一味颂扬,理性是自认为主人的人类对自然进行残酷统治的帮凶,伽利略、牛顿等科学伟人以及笛卡儿等理性主义者是用理性扼杀地球的祸首。在激进生态主义者看来,在科学革命之前,道德限制了人类破坏自然的程度,培根等人把人类置于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位置,要求自然生态服从于人类统治的需要,后继者更是进一步摧毁了地球是本质上值得平等尊重和认真对待的活的有机体的观念,自然被视为一个死的机器,可以被人类随意支配。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甚至闯入科研机构,将试验用动物放生,销毁科研资料和实验记录,威胁实验人员的人身安全。难怪有人认为,今天的激进生态主义者与纳粹生态运动有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生态主义的反思虽然揭示了今天人类社会某些方面的问题,揭示了科学发展某些方面的问题,但却把这些方面极端化了,得出了荒谬的结论。
三、对科学的审度——必要的转换
在科学大战以及此前此后的若干争论中,应该说,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两者都不乏真知灼见,
它们的论争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正统与另类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但行动中的极端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因此,跳出各自在论辩时所持的极端立场,就会发现卫道者的无奈与另类的尴尬。索卡尔之举实在也是另类做派,而另类的观点很多是不合常识的。可以预见,如何整合正统与另类的思想,创造一种更为切合实际、指导实践的新科学哲学是未来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科学大战的高潮逐渐消退,学术界跳出争论双方的偏颇,开始冷静地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时,这种整合的趋势就已经凸现出来。苏珊•哈克和阿伽西可以说是其中的姣姣者,分别代表两种可能的选择:“批判常识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
2003年,苏珊•哈克在《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一书中颇为中肯地分析了科学卫士和科学反对派的分歧,提出了折中的批判常识主义。在她看来,正统科学哲学可以称之为传统尊崇主义,科学的反对派可以称之为新犬儒主义。“传统尊崇主义的讨论聚焦于‘科学逻辑’,聚焦于结构、合理性和客观性,而新犬儒主义的讨论则聚焦于权力、政治和修辞。一方面是对深厚的文化潮流的赞美,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所展示的现实的忧心忡忡。”[13](P1)哈克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片面的,应代之以批判常识主义。
哈克说:“如传统尊崇主义一样,批判常识主义承认有较好和较差证据的客观标准,也有较好和较差实施的探究活动的客观标准;但是批判常识主义提出一个关于这些标准是什么的更有弹性和更少形式化的理解。像新犬儒主义一样,批判常识主义承认观察和理论的交互依赖,承认科学词汇的不断转移和意义变化,也承认科学在深层次上是社会性事业,但是批判常识主义不是把这些看做是理解科学如何取得显著成功的障碍,而是将其视为这种理解的一部分”。[13](P7-8)她的总态度是把正统和另类都看成盲人摸象:“虽然所有人都部分正确,但他们却都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辩证法式的言论难免由于折中似乎变得肤浅,但哈克的确客观地指出了实情,并试图引入皮尔斯的常识主义传统来整合正统与另类的分歧。[13](P146、14)
同样是2003年,波普尔的学生阿伽西出版了《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来看待,而不应以一种与人文对立的眼光来理解科学。阿伽西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认为两者均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首先,他指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因此其实质是一种独裁。正如自治是合理性的本质,而合理性是研究的本质、研究是科学的本质一样,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它将科学看作既定的事物,而非不断成长的事业。)”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发挥地方性效用。相对主义看似从地方性角度支持科学,但其目的在于支持众多文化对科学的无知,包括部分对科学罕有了解的研究院对科学的无?知。……它看似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成为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14](P1)
阿伽西试图倡导一种“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承认和重视在事实上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在实践中达成共识,但不追求毫无异议的信念。在他看来,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区别在于:多元论建议为合理性标准划分不同的等级。也就是说,在多元论看来,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体系都不是毫无异议的,但是科学的合理性等级仍然是高于其他知识类型的——这并不能代表科学有权压倒其他文化,要用政治手段保护多样性。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基本上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其所起的作用倒是前瞻性的。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应大力地倡导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对多数国人而言,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突显的只有功利性,所以,还需要大力地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来愚昧的状态。由此,对科学进行审度是合适的,既要从简单的科学万能论中走出来,跟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能采取反科学的态度。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认为科学跟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学的发展,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所以要超越对科学的辩护和批判,而对科学进行审度。这就是我们从对科学的多样复杂的反思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如果具有审度的观点,那么,我们的思想至少在哲学上是丰富的,这也符合当代在科学和社会实践上的要求。
概而言之,应当怎样对科学进行 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对对立观点进行整合。实际上,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催生了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这就是所谓“对科学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转换”。[15](P2)
从历史 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对现代 社会的巨大影响日益彰显,引起了哲学的强烈关注,科学哲学可以说是自然科学兴起并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产物。因此,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进而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辩护的声音逐渐衰落,质疑科学的声音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对科学的质疑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的,很快又引起了反弹,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就是佐证。新旧世纪之交,重新捍卫科学地位的声音在科学论领域中日益强烈,这种捍卫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单纯的辩护,而是表现为更为审慎的立场。从科学论的百年流变来看,哲学对科学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审度,既不一味辩护,也不一味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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