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思想哲学论文热门三篇
泽东哲学思想能否简单称之为“斗争哲学”，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否有关，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的毛主席的思想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毛主席的思想哲学论文篇1
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同时它又继承了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精华。长时间以来，大家在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多是把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前提，从而探求和体察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无疑是基本的，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这个方面，却往往被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应该说，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正是同他善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继承中国的哲学遗产结合起来分不开的。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特征看对我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历史从来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发展的。首先是继承，其次是批判，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既成的历史事实，即无论谁都无例外地要处于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这本身就是继承。历史强制人们在继承，一代一代地在保持着历史的联系。人们在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时，总是要利用以前历代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新的实践来检验它们，淘汰那些错误的东西，吸取那些正确的东西，或推陈出新，或赋予旧形式以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这就是批判的继承。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是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实践时，特别是在反对革命实践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倾向时，总是着重研究哲学的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突出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思想也总是从古今中外以及现实的、历史的大量思想资料出发，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确定哲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方向，提出新理论，或者系统地展开那些别人虽已提出但还处于零碎概念状态而尚未展开的命题。所以，这种哲学思想虽然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但它的形成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他的哲学著作篇幅比较简短，但言简意赅，有着巨大的思想容量，这正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特点。我们从思维特征上来看，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比较紧密，特别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更加注重对自然观方面的研究，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中吸取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就更加显著。中国古代哲学则和西方哲学不同。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和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紧密结合，主要是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着重于社会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知行关系、人性善恶等问题的辩难，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较明显地继承于中国哲学的这个思维特征。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每一个哲学观点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观点结合起来，他一生都强调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之，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地吸取我国优秀文化哲学遗产、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中国气派来表现马列主义哲学方面，获得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真正实践了他的“刺取中外古今学说的精华”1、批判现代错误哲学思潮和清理中国哲学遗产的志愿。
二、从哲学名著《实践论》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说明，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真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
其实，《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就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题的。这清楚地说明《实践论》同我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实践论》公开发表后，冯友兰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的论文。该文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2。毛泽东同志曾有感于理论界在研究《实践论》方面发表的论文水平不高，然而惟独对这篇表示赞赏，这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过不同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反复辩难。朱熹对于知行问题，提出三个重要论点，即：就知行先后说，知先于行;就知行轻重说，行重于知;还认为知行虽互相区别，但又互相依赖和影响，由此提出“无知的行是冥行”3。而王守仁在知行观上，则是提倡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说4。到明清时代的王夫之，对上述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是采取批判立场的。在知行观问题上，他提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兼行”的观点5，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在于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博览群书。对于宋明理学也曾反复研读过。上述知行学说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有过一定影响。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这与朱熹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是有相似之处的。而王夫之提倡的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对于青年毛泽东同志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到了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掠夺了去之后，孙中山鉴于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试图从理论上探寻革命失败的原因。当时抵制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反对派都以古代传统哲学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借口，诽谤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孙中山坚意推进革命，痛斥反对派的责难，从理论上一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种害怕革命行动的传统的保守思想，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知难行易说。这种学说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它的进步意义就表现在：强调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由行中求得的，所以行是易，知是难。孙中山以饮食、用钱、造船、开河、化学等十事为例，论证了行易知难。
孙中山先生的这种知行观问题上的新见地，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同志注重从实际出发，研究知行问题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这个时期，他不仅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亲自组织和领导新民学会。他很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而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6所以，组织新民学会一开始，他就把“真心求学，实意作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并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这就表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已经把重点放到“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1920年到1921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开始了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红军到达延安后的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时，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备课中，他不仅博引中国革命实例加以论述，广泛搜集马列主义经典，挤出时间昼夜攻读，而且还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认真研读了《船山遗书》。当时由于遗书在延安找不齐，还曾设法特地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
《实践论》字里行间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哲学知行学说的痕迹。比如，墨子肯定认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特别重视“亲知”7。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也讲知识不外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并运用墨子的这个哲学范畴，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在我国哲学史上“重习行”“践履”“亲知”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颜元。他认为要获得知识，要认识客观事物，必须“亲自下手一番”。他说，要知皮帽子暖和的程度，只有把皮帽拿来戴在头上才能知道;要想知道蔬菜的味道，“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8。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阐明实践的重要时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些话同颜元的话，不仅立意相同，而且用词相近。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元等的传统哲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等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总之，毛主席对于古代文化遗产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
析、批判、继承的。他在《 实践论》中，充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结论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可见，毛泽东同志把“知行”关系问题，提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高度来探讨的，这就把传统 哲学中讨论的问题提到了马列主义的新的高度。
三、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辩证法看对我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的继承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亲身经历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过程，为创造和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治军 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体系的创立，是毛泽东同志在哲学方面的独特贡献。这当然主要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也离不开对我国古代军事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同志接触、学习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由来已久。早在童年，就读过了《左传》《史记》，以及大量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水浒》《岳飞传》等。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反复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辛亥革命夭折，他退出新军后开始自学生活时，还比较系统地阅读过西方资产阶级的 社会 政治学说。后来，他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曾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 学的也是这些东西”9。直到晚年，他还广泛涉猎过《资治通鉴》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可以说从诸子百家到孙中山，他无所不读。特别对《孙子兵法》一书，他不仅反复研读，并 联系实践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印证。这样，毛泽东同志从这些书中，不仅识得兵家韬略，而且达到了博古通今、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地步。有的同志经过查阅《毛泽东选集》四卷，作过这样的 统计，其中 应用的典故、格言、成语出自经、史、子、集者竟达二百余条。在这些条目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我国军事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是具有独创性贡献的。
例如《孙子兵法》上卷《谋攻篇》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毛主席加以利用，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渊源来自孙子对于指导当时我军对敌游击战争，是确切有效的。
又如，孙子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他的名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这两句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分析，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10这段论述，抓住了《孙子兵法》一书中的精华，这里是又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孙子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就是说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为达此目的，他强调“我专而敌分” {11}。就是要设法使自己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机会，以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毛泽东同志在具体指挥战斗中，对此策略运用自如，在 总结第二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军事平均主义时，曾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12}毛泽东同志不仅发展了孙子“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并从军事理论上做出了新的概括。
《孙子兵法》一书中，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涉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这些丰富的军事哲学遗产，都被吸收进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中了。特别是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为系统地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强调指出：“在全体上，我们是劣 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13}这里准确地阐明了我们的总方针是：“力求使战略上的敌强我弱转化为战役上的我强敌弱，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我强敌弱，直至我胜敌败。”这是对孙子强弱辩证法则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精髓。
通过以上分析，显然，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进行考察，毛主席的军事哲学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同样有着继承性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有些外国军事理论家也有论述。如日本军事理论家小山宏内在《现代战争论》中就曾指出：毛泽东的战略，是从其弱者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卓越的战略，它与孙子的战略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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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思想哲学论文篇2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斗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能否简单称之为“斗争哲学”，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否有关，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1957年1—3月间毛泽东发表的一些讲话特别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斯大林光讲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对立面的统一，忽视对立面的相互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更看重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同一性，而非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不能简单地称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斗争哲学”，斯大林哲学思想才是真正的“斗争哲学”。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斯大林哲学思想;“斗争哲学”;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SX(2009)02-0040-06
余品华(1935—)，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西南昌 330077)
毛泽东发表在七十余年前的《矛盾论》和五十余年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理论光辉。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什么关联，是今天我们在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需要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因为他主张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此，它与我们今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哲学”格格不入。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本文仅就毛泽东关于“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的有关论述，谈点看法。
一、《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矛盾论》发表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析国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研究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达到革命转化的目的”。它主要进一步阐释了列宁的相关观点，即：“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把对立统一学说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1956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党的八大确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非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56年4月，毛泽东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从全局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在论述了经济建设、政治关系以及思想领域的十大关系后，他指出：“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1957年2月27日，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此后不久，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又明确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从而把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对立面的统一问题提上了日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对立面统一即矛盾学说的杰出运用，也可说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其特点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关键是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统一、一致和团结的目的。它坚持了《矛盾论》中将对立面的统一看做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强调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历史发展阶段，矛盾都普遍存在。这就是他在这一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他指出，这个规律，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里很清楚，毛泽东当时提出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为了通过主动地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而不是促使社会再发生巨大的动荡或“革命的转化”，转化成另一种社会，如同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他在这篇讲话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国家是空前统一的。”“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把促进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运用对立统一学说的出发点、立足点，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根本目的，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说：“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他当时并未直接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这个字眼，但他所说的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立面统一的和谐社会。接着他在3月19日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有点近似今天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统一、同一、一致，当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冲突，没有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客观现实中存在广泛的矛盾，存在对立面的种种斗争，这才有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和谐。和谐是相对于不和谐而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立足于两个基点：一是“公开承认矛盾。列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二是“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只有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才能化解矛盾，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和谐。
毛泽东在1956年到1957年初酝酿《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已浮上台面的种种人民内部矛盾，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统一。鉴于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苏联社会的种
种阴暗面，鉴于国内已出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请愿等事件，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他当时考虑的重点，也是他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思路历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即通过化解矛盾，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他论述的主旨。提出这个思想，毛泽东侧重的是对立面统一中的统一这一面，不是侧重对立面的斗争，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指出对立面是斗争的，是互相排斥的同时，他更强调对立面又是统一的，是互相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就对列宁的对立统一学说从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作了新的阐释，并总结了当时国际共运的新鲜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错误被揭露和波匈事件的教训。
二、《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解读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把钥匙
解读和掌握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必须把它们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和之后的一些讲话联系起来读，特别是和一个月之前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20天之后《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联系起来读，才能看清1956年到1957年三四月间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几乎同时发表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尤其重要，它提供了解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不仅批评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直到死前才在理论上承认，但实际做又是一回事”，不懂得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而且他重点批评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均势)。毛泽东强调：只有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结合，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没有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反之，没有斗争性也没有统一性。这就表明他在1956年后重点讲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而不是强调对立面的斗争。
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现象，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斯大林就是光讲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对立面的同一、统一，忽视对立面的相互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把党内在认识上、路线上的一些分歧，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等人民内部矛盾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当作反革命处置，当作敌我斗争，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矛盾，表明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对立面的统一法则。毛泽东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面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他还指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这里很清楚，他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上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即承认对立面的统一。这就表明，毛泽东对“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暂时的”的理解，并非说斗争性的“绝对性”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中的主要方面、主导方面、第一位的方面或唯一方面，而同一性则是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与斗争性不能相提并论的第二位的方面，而是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与对立面的统一，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全部内容，两者缺一不可。斯大林的根本错误在于否认对立面的同一性。他讲事物的普遍联系，却不知联系就是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联系，正是对立面的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立面相互排斥，但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全部内涵。所以，“矛盾”的精妙之处，不在对立方面相互斗争，而在对立方面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构成一个统一体，所以“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应当说毛泽东这时更看重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同一性，而非对立面的斗争。当然，他也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他说：“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没有斗争陸，固然就没有统一性(同一性);没有统一性，也同样没有斗争性。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前提，作为矛盾的两种性质，缺一不可。没有统一性，谈不上对立面的斗争，因为这意味着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不联系，不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同样，没有对立面的斗争，也谈不上对立面的统一，因为这意味着矛盾体不存在。所以，只讲统一性不对，只讲斗争性也不对，否则就无所谓矛盾，无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对“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理解，并非说两者要分主次，要分孰轻孰重，只是说事物中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无条件的;而相互对立的两个侧面，是否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即是否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则需要一定条件，因而是暂时的、相对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也比较偏重于斗争性是绝对的方面，而且把斗争性的绝对性也绝对化，而没有着重研究对立面的统一性。
三、不能简单地称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斗争哲学”
毛泽东对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的核心”的理解，对斗争的绝对性与同一的相对性的理解，与斯大林根本不同。斯大林不讲对立面的同一、统一，只讲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所以，如果说有“斗争哲学”，那应是斯大林的专利。毛泽东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表明他并非光讲斗争性，而是非常重视对立面的统一性。因此，不能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简单称作是“斗争哲学”，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很明显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这正是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立论根据。
我们一直以为：斯大林之所以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是因为他强调社会主义社
会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因而是一个统一和团结的 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和矛盾，那只能是外部的敌我矛盾和斗争。所以斯大林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看不到对立面的斗争，这是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根本错误所在。
但是毛泽东在这篇 讲话中却指出，斯大林的根本错误，并非因为他注重对立面的统一，而是因为他“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只讲对立面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不讲对立面的相互 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固然可以导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而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可导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性，更导致不能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侧面共处于一个事物之中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否认和掩盖了事物中的矛盾，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也就无从谈起。斯大林之所以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从而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在于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不重视，而在于他抹杀矛盾的同一性，把斗争性与同一性割裂开来。
毛泽东指出，受斯大林影响，苏联编写的《简明 哲学词典》把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都看做是不能同一的。毛泽东指出：“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他还指出：“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毛泽东由此批评斯大林是形而上学：“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 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承认事物有对立面，承认通过斗争，对立面可以转化。“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不将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的统一联系起来，看做二者缺一不可，就是形而上学，就只能陷入“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非此即彼”的片面性。
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的强调和阐述，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阴一阳之谓道”，《孙子兵法》中关于生死、进退、攻守、和战、敌我、强弱、虚实、动静等辩证关系的深刻阐述，对毛泽东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载在其《正蒙》中，把事物归结为“一物两体”，提出“两”与“一”的关系，“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很好地说明了若无两个对立面，就无一个统一体;若无一个统一体，则也无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斗争。张载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这表明相反的对立面必定引起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和”来解决。所谓“和”，也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张载指出了对立面不仅相互联结从而进行斗争，而且斗争的结果必定在一定条件下促成相互的转化，达到“仇必和而解”的结局，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东西方辩证哲学并无根本不同，都强调对立统一的两面即斗争性与同一性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不过，东方哲学确实更注重统一、同一的研究，注重“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和“和为贵”的研究。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性及统一性的论述，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因而比斯大林更好地理解了对立统一规律。
那么，长期以来，许多人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似乎就是“斗争哲学”呢?这与1957年后我党所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有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有关。事实上，直至1957年三四月，毛泽东仍然着重将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放在党的 工作的首位。这从中共八大前后至1957年三四月间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可看出来。在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中，他指出：“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提纲》提出“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4月19日他代表党中央起草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 报告中央》，要求各地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以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等报告中央。文件特别提出：“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写报告报中央。接着，党中央又发出了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
但是从5月起，事情起了变化，开始从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的斗争。由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 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因此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在反右派斗争中，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这就导致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以至毛泽东改变初衷，作出错误判断，值得很好地研究。不过看得出来，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已相当注意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云集的民主党派的态度。从反右派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最后 发展到“史无前例的”“ “””，这就使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五条件的”，几乎成为对立统一规律或矛盾的同义语。从理论上说，这并非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意和主旨。因此，怎样既看到毛泽东的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和联系，又看到它们之间的某种区隔和一定差别，并研究其发生的历史原因，是我们今后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应加以重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