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哲学论文汇编3篇
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的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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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篇2
技术哲学是否诞生?
【英文标题】Ha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rrived?
【作者简介】D.伊德，(DonIhde，1934-)，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技术哲学家和后现象学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内容提要】布莱克维尔(Blackwell)技术哲学论文集《技术哲学：技术状况》(2003)对该分支学科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有关键作用，借此出版机会，本文评论其当前发展状况。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20世纪的产物，但它们分别继承了有点差异的一组哲学传统，有时探寻不同的问题。本文分析技术哲学近年来的基本发展状况，重点强调可能也使科学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其中有认识论问题，还有环境问题和文化问题。参考文献包括该领域近年来出版的大约50部著作。
【关 键 词】技术哲学/科学哲学/诞生/哲学传统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出版机构，最近又出版了一部由 R. 沙夫(Robert Scharff)和V. 杜谢克(Val Dusek)编辑的哲学论文集《技术哲学：技术状况》(2003)，它是以前出版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分析哲学论文集的续集，或者如果把技术哲学更恰当地与某些新学科相并列，那么，它可与生物伦理学、心脑和计算机、环境伦理学的论文集并驾齐驱。
我将把该论文集作为新发展的标志，并用一些回顾性评论来开始关于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不太全面的综述。该综述重点梳理著作(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作)，而且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英文著作和北美可得到的文献;此外，我将集中概述本刊读者非常感兴趣的那部分技术哲学，即与科学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内容。(大部分技术哲学涉及受技术影响的其他领域，如与环境有关的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基本上都发展于20世纪，前者领先后者几十年。科学哲学学会成立于1934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刚移居到美国的欧洲学者。M. 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认为：“1933年后，顶尖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移居到英语国家……在这些国家，他们对战后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以及卡尔纳普的学生亨普耳共同产生的影响，对创立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哲学’的分支学科起了决定性作用。”(1999，xii)人们可能注意到，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据其哲学观，实际上认为科学哲学几乎等价于全部哲学。虽然科学哲学现在更加丰富多彩，但它保留了其早期“分析”传统的认识论方面的许多内容。从相互对照中可见，技术哲学的哲学家主要来源于实践传统，北美技术哲学家来源于实用主义、现象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而极少有来自分析传统的成员。
至于技术哲学，邦格(Mario Bunge，他本人是重要的技术哲学家)在迟至1979年还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重要的哲学家集中关注技术哲学或写出这方面的专著，该事实表明它是一个欠发展的分支学科。”(1979a，68)然而，正是在那年，两部著作出版了，它们旨在阐明关于如何解释科学自身的日益纷呈的观点：我的《技术和实践：技术哲学》收入“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出版;恰巧在那年，B. 拉图尔(Bruno Latour)和S. 伍尔加(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也出版了，“社会建构论”诞生了。
确实，就英语地区的哲学来说，邦格关于技术哲学的观点是对的，但他忽略了旧欧洲地区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那个时代许多重要的哲学家O. 加塞特(Ortegay Gassett)、雅斯贝尔斯、A. 格伦(Arnold Gehlen)、G. 安德斯(Gunter Anders)、特别是海德格尔已经写出了大量关于技术的论著。邦格附和了当时北美哲学的主流观点，却把欧洲哲学当作“胡言乱语”简单地抛弃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关于技术及其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邦格和海德格尔几乎具有相同的观点。
有趣的是，仍无“技术哲学学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在的哲学与技术学会(成立于1983年)的创立者C. 米查姆(Carl Mitcham)和P. 德宾(Paul Durbin)不喜欢那种创立一个新分支学科的想法。然而，米查姆仍是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史家，他的《用技术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至今仍是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德宾也在《哲学和技术研究》(始于1978年)与《哲学和技术》(始于1980年)这两套连续出版的丛书中对技术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总结。
我现在转向沙夫-杜谢克编辑的哲学论文集，它是我评论过去十多年技术哲学发展的起点。该论文集的开篇以选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读物为历史背景，把哲学对技能、工具、生产和工艺的关注回溯到古代和近代;这些阅读材料是最好、最适当的文献——我认为《对物质性的不敏感性》很大程度上属于哲学史，可称之为“沉淀”的文献，而正是选择了它表明搜寻原始文献的困难。理论、概念、抽象和命题是优先探讨的领域，直到最近，关于技术的系统研究还非常缺乏。
在回顾历史之后，接下来的部分论述了哲学、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其中第一节内容涉及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按我的观点，这部分是这卷文集中最薄弱甚至最离奇的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作为20世纪中期科学哲学组成部分的卡尔纳普、亨普耳和图尔敏，随后是来自女权主义[N. 图阿纳(Nancy Tuana)和S. 哈丁(Sandra Harding)]、解释学和实用主义[P. 希兰(Patrick Heelan)和J. 舒尔金(Jay Schulkin)]的新挑战者的代表以及拉图尔。尽管这些作者富有洞察力，但他们通常都不会算作主流的科学哲学家。令我奇怪的是，那些对科学的物质性和物质文化富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却全体缺席，其中Ⅰ. 哈金显然是开拓者和被广泛引用的哲学家，他的《象征和干预》(1983)开启了关于仪器(技术)和实验的长期探究过程，其另一部著作《社会建构什么?》(1999)使这些争论持续到今天。I. 施滕格(Isabelle Stenger)的《近现代科学的发明》(2000，讨论了测量仪器，以伽利略开始，以数学和计算机化结尾)和R. 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的早期著作《数据、仪器和理论》都可选录，但最重要的是P. 伽里森(Peter Galison)的著作：《实验如何结束》(1987)、《图像和逻辑：微观物理学的物质文化》(1997)和《爱因斯坦时钟和彭加勒地图》(2003，即将出版)，它们现在均已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些哲学家的著述都明确显示了对物质性和技术的敏锐洞察力，却未被沙夫-杜谢克编辑的哲学论文集选录。
科学方面的技术包括仪器和实验设备，这用不着争论，而且科学与任何其他技术活动一样具有物质文化，如今也得到公认。虽然如此，技术对科学的作用以及二者的关系仍是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持续的争论中，一种极端情形是出于善意或恶意而毫无兴趣。虽然，L. 劳丹的《科学和相对主义》于1990年出版，但直到90年代中期我才读了它，这完全在我研读大部分技术哲学和前述的对技术有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哲学家的著作之后。在阅读劳丹的著作时，尽管他与时俱进、堂而皇之承认可错论、问题导向和实用主义，但我感到退回到那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科学哲学仍视科学的形象为命题导向的理论机器)，虽遭诟病，可仍倾向于理论和命题。这种病态的极端情形，或者完全拒技术于科学的大门之外;或者理所当然地把技术当作显而易见的实验仪器，后者隐含着仪器“中立”的假设，而该假设是关于技术的哲学主张，由此引发了争论。
因此，展示对物质性具有敏感性的连续统一体，将必须以某种对技术(与科学比较)更积极而明确的评价开始，前面提到的邦格就是很好的例证，其著作被沙夫-杜谢克编辑的哲学论文集选录。邦格非常明确地区分科学和技术，认为纯科学仍保持伦理中立、文化中立，是客观的，然而，技术“与纯科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伦理中立的，而与伦理密切相关，摇摆于善恶之间”(1979b，172)。但是，随后有趣的变化是，邦格也相信技术是哲学的肥沃土壤，而且看到技术系统“提出许多重要的哲学理论，如自动控制理论”(1979b，172);正如编者所言，他的论文题目《技术的哲学输入和输出》正好暗示了一个技术模型(2003，170)。总之，邦格不仅区分(纯)科学与技术，而且还区分传统技术(或前科学的技术)和近现代技术(科学的技术，也被认为是应用科学)，最终认为真正的技术是来源于科学的近现代技术。事实上，邦格区分传统技术和近现代技术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近现代技术观相同：海德格尔认为历史上科学早于近现代技术，邦格主张近现代技术本质上不同于前科学的技术。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技术虽然以科学为基础，但反过来也成立，科学依赖近现代技术，因此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方面，他比邦格向前多迈了一步。
大多数“分析”导向的技术哲学家主张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但自从邦格的早期著作出版以来，二者的相互依存性变得更加突出：如J. 皮特(Joseph Pitt)的《关于技术的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2000)非常明确地探究了与科学变化相关的科学之技术基础结构，而这种科学变化通常是由仪器改进所带来的或促发的;邦格自己论述伽利略望远镜的著作则证明，近代初期的科学扮演着技术基础结构的角色。
如果区分科学和技术是前述连续统一体的一个目的，那么，科学和技术的完全融合或“杂交”(现在通常称之为技术科学)构成了另一个目的。D. 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拉图尔就持这样的观点，在通常称之为“科学学”的研究中，他们是最杰出的学者，而且在沙夫-杜谢克编辑的论文集中引人注目。沙夫-杜谢克编辑的这卷文集确实很好，其中包含的女权主义、后现代、科学学和科学技术学的学者，多于对物质有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哲学家。在《科学在行动》中，拉图尔主张事实和人工制品(或机器)实际上都是用相同方式生产或建构的(1987，30)。哈拉维在其早期电子人形象中，把技术科学看作科学和技术的完全“杂交”。当然，在这些关系密切的学科中，有许多其他可在此值得注意的人物，A. 皮克林就是其中之一，他由物理学家转变成社会学家，其早期著作《建构夸克》(1984)已被他的《实践变形机》(1995)超越。在《实践变形机》中，皮克林批判社会建构论充其量擅长于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协商”，而在与物质性“协商”的科学实践方面并不擅长。S. 夏平和S. 谢弗(Simon Schaffer)也值得注意，在他们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和实验生活》(1985)中，三种仪器(空气泵)“技术”、写作风格(匿名第三人称)和谦虚的目击者形成一种新的生活形式，该著作对大多数技术科学思想家和形成一个更加明显而强大的实践科学形象都有巨大影响。
但是，前面我一直在关注技术哲学与其他偶尔对物质敏感的学科(诸如科学人类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这些学科现在构成当代“科学学”的大部分)的密切关系。我现在转向被认为对当代技术哲学本身至关重要的一部经典。沙夫-杜谢克编辑的这卷文集收录了大部分公认的先驱，如J. 埃吕尔(Jacques Ellul)、L. 希克曼(Larry Hickman)笔下的杜威、马尔库塞和芒福德(他也经常扮演先驱者的角色)，但该文集明显强调海德格尔的重要性，他本人的文献及其他研究文献(沙夫自己就是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占据整个第4部分。海德格尔传统对北美技术哲学已经(将来会继续)有很大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种强调就可能显得过了头。印第安纳技术哲学丛书(第一套技术哲学分支学科丛书)在1990年开始列出其首批书名，收入了研究两位重要技术哲学先驱的著作：M. 齐默曼(Michael Zimmermann)的《海德格尔面对现代性：技术、政治、艺术》(1990)，以及希克曼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1990)。此外，人们能把几个北美一流的技术哲学家看作至少仍是“新海德格尔主义者”。
与海德格尔传统保持最密切关系的也许是A. 博格曼(Albert Borgmann)，他的三部曲《技术和当代生活特征：哲学研究》(1984)、《跨越后现代的界线》(1992)和《紧抓实在：千年之交的信息本质》(1999)仍是重要的技术哲学文献。然而，与海德格尔不同，博格曼在其著作中对一系列具体技术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早期提出的“焦点实践”(focal practices，有吸引力的技术活动)和“工具范式”(device paradigm，无吸引力的技术)的差异激发衍生了“第二代”著作，如希格斯(Higgs)等编辑的论文集《技术和好生活?》全面批判了博格曼。直到最近，H. 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才被公认为技术哲学家，尽管如此，他却因长期沉思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而“受洗”被收入技术哲学论文集;与博格曼一样，德雷弗斯仍保留许多海德格尔哲学的重点之处。其他著作虽然有更强的海德格尔哲学背景，但转向了更多的批判，例如L. 辛普森(Lorenzo Simpson)的《技术、时间与现代性的交谈》(1995)，他把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进行了比较。
在技术哲学界，A.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工作非常突出，其早期研究了马尔库塞，而且也已经出版了技术哲学的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修订版为《变革的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技术转变》(1995)和《追问技术》(1999)，这三部著作对海德格尔采取批判视角，但把此视角主要重新定向到其批判理论中的广阔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另外，芬伯格将此视角变得更加宽广，囊括了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性，特别是他自己对日本的体验。
D. 伊德最早的技术哲学著作《技术和实践》(1979)献给了海德格尔，可新近的著作已逐渐转向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海德格尔的浪漫主义不满，但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不能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甚至更加不满;从《技术和生活世界》(1990)到《扩张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1999)，日益突出了批判主义。
有时，海德格尔、埃吕尔、马尔库塞以及甚至后期的芒福德也被描绘为“反技术”(或敌托邦的鼓吹者)，这组先驱确实倾向于把所有技术归并为抽象的或超验的单一“技术”，并视这种“技术”为人类、(高级)文化或未来的危险(或威胁)。对于后期海德格尔来说，“技术”①(超验的)是某种看世界的方式，在此世界中自然实在整体被当作“资源之源”②。在先驱中，杜威明显例外，他的工具主义认为技术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希克曼在《技术文化的哲学工具》(2001)中发展了这种观点。但是，近来欧洲的技术哲学家也已认识到先前的敌托邦和超验倾向。H. 阿赫特胡伊斯(Hans Achterhuis)是重要的荷兰技术哲学家，编辑了《技术的物质性》(1992)，其中收录了批判安德斯、埃吕尔、格伦、海德格尔、H. 约纳斯(Hans Jonas)和芒福德的文章，从该论文集能够看出那两种一般的倾向。然而，接着在1997年，阿赫特胡伊斯及5位同事出版了论文续集《从蒸汽机到电子人——思考新世界中的技术》，它被R. 克里斯(Robert Crease)译为《美洲技术哲学：经验转向》(2001)。在这个完美的最新译本中，这些荷兰哲学家变成美洲技术哲学家，他们论证到：美洲人比其欧洲祖先是更少“敌托邦的”，没有使技术超验化，在分析具体技术的意义上是更“经验的”，总之是更实用的——阿赫特胡伊斯证明：在当代技术哲学中，这些倾向已趋向于取代老一代的观念倾向。其中，博格曼、德雷弗斯、芬伯格、哈拉维、伊德和L. 温纳(Langdon Winner)这些哲学家被选作典型代表——在沙夫-杜谢克编辑的论文集中也是如此。
虽然，我这篇评论文章首先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这对科学哲学家来说是很有趣的，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还没有成为大部分技术哲学的关注焦点。如果来源于不同的哲学传统是区分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第一个主要标志，那么，区分它们的第二个主要标志恰是重要问题集的差异。在北美技术哲学早期的几十年发展中，敌托邦的鼓吹者担心：技术可能是“自主的”，是一种失控的或历史的决定因素，而且常常导致一些核心问题域。这卷布莱克维尔论文集有一部分也是论述“技术是否是自主的”。温纳的早期著作《自主的技术：失控的技术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1977)以埃吕尔和马克思为思想来源背景，详细论述了该主题;他后来的著作《鲸和反应堆：探寻高技术时代的限度》(1986)预示了技术哲学主要探讨的下一个问题集，其中涉及可供选择的技术和适用技术。然而，北美技术哲学发展到第二个十年时，大量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包括技术传播问题)开始更加突显出来，沙夫-杜谢克编辑的文集也探讨了这些问题。这卷文集的结尾是关于技术和社会实践的部分，内容丰富，其中，政治、文化和社会变化方面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这些问题中，有许多也是公众更加广泛关注的问题，这无疑成为技术哲学开始日益受到公认的正面原因。考虑到范围和字数，尽管有某些遗漏，《技术哲学：技术状况》应该用作该学科课程的有用而灵活的原始资料。
我是通过建议把这卷布莱克维尔文集当作分支学科“发展到”某种水平的一个标志，来开始这篇评论技术哲学的文章。不过，撇开沙夫-杜谢克编辑的文集，我将转向其他两个标志，它们将表明：在两个一般的“学术”方面，技术哲学还没有真正“诞生”。第一个可被认为是内部标志，直到今日，技术哲学还未形成公认的持续的内部争论。例如，根据库恩早期的语言，“常规科学”或学科遵循某种“范式”，或具有其提出的公认的争论和问题集。从该标志看，技术哲学比其姐妹学科(早问世的科学哲学，或同时发展的科学学)更是“前范式”的。虽然，技术哲学家之间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关于“可供选择的技术或适用技术”、“深层生态学”、“可持续的环境实践”和“风险评估”等的争论，这些问题往往会引发论战，但我未发现可与科学哲学中长达几十年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相比拟的争论。“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成了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大多数主角参与其中，产生了如此多的前沿问题;纵然，这场争论主要是“内在主义的”，最终结果是“实在论”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实在论”，而且可能缺乏广泛的公众关注，但它确实显示了科学哲学的“范式”特征。与此类似，虽然新科学社会学与技术哲学“年龄”相同，但前者也已经历了范式之争，在(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建构论者”[S. 叶利(Steve Yearly)、H. 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主要是)法国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学派[M. 卡隆(Michael Callon)、伍尔加和拉图尔]支持者之间发生的著名的“小鸡认识论”之争，始于199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今天(Pickering，1992)。这场争论围绕着方法论和“对称性”，为“科学学”学者所熟知，与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同时进行。广大公众不是很了解这场争论，甚至那些把所有新科学社会学归入“社会建构论”(作为一个术语)而参与著名的“科学大战”的人也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也是“内部主义的”。因缺乏任何这种明显的学术争论，所以，有理由说技术哲学比其姐妹学科更是“前范式的”，我不论证这种状况是好是坏，但它显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学”。
在第二种意义上，人们可能思考外部关系，在外部关系中，独特的学科方法必须保卫边界。虽然，与许多更老的分支学科比较，这三个姐妹学科的边界都更加模糊，但我认为：从实践和范围方面来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学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科交叉的。然而，科学哲学和科学学不得不比技术哲学更有力地保卫边界。在北美和英国，就身份而言，除了只是在一个系里有科学哲学家(或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外，大部分科学哲学被归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项目(HPS);或者，近年来，科学哲学跻身于现在包括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理论等有点更多样化的学科组中，被归入科学学项目和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STS)。在这两种情形中，参与其中的学科都具有其他从业者可识别的身份和模式。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哲学还未“诞生”。虽然，一些哲学系设立技术哲学岗位，并有公认的技术哲学家(仅在极少数机构)，但就我所知，在研究生层次仍无有分量的技术哲学项目，而且在大多数HPS或STS中，技术哲学也未被列为几个独特的学科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边界之战”(“科学大战”中发生在主流科学哲学和新科学社会学之间的论战)对技术哲学还未产生太大影响。温纳对社会建构论予以了批判(沙夫-杜谢克编辑的论文集有例证)，同样，博格曼的《跨越后现代的界线》批判了后现代主义。
边界不固定未必是坏事，因为当“边界之战”爆发时，如果边界明确，那么有时可能不得不说明在何处出现边界退缩或扩张。人们能表明：上述论证中的一个因素围绕着“谁”将获得解释科学的权利和将什么当作科学的“形象”。如果这是问题，那么，自新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几十年中，邦格称之为“纯科学”的旧边界肯定已遭受侵犯;而且我愿意认为：令人关注的是，科学的突现形象更大(而不是更小)程度上是一种实践，与语境中立的早期纯科学模式比较，更像他所称的“技术”。然而，虽然我希望能主张科学形象的变化是由于技术哲学有益的反透视的结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科学形象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科学的新社会科学研究，女权主义批评家，从理论定向到更多实践，以及“科学大战”期间提出的社会文化解释的变迁。我这里所称的边界冲突发生在学科间，不只是发生在学科内部。学科内部的边界冲突引发了广泛的公众关注，“科学大战”导致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有N. 科尔特格(Noretta Koertge)的《沙滩上的房子：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神话》(1998)。对此，我不下任何结论，仅表明这场大论战有助于把注意力吸引到E. 麦克马伦(Ernan Mcmullen)在《科学的社会维度》(1992)中所称道的方面。如果人们推崇其中提出的那组理由充分的评价，那么，这也促使科学形象从以前的更抽象形式变为现在包含社会维度的更健全的形象。几乎没有专著论述此学科的反应，但是，H. 隆吉诺(Helen Longino)在其《知识的命运》(2001)中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学—哲学之争，伊德和E. 塞林格(Evan Selinger)最近出版了《追求技术科学：物质性之母》(2003)，该著作在科学学的主要方面和技术哲学之间展开了对话。
如果人们思考学科内模式和学科间模式，那么，必须断定：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技术哲学还不能与其姐妹学科相比拟。这可能不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仍有许多能被越过的“领地”。通过返回来对哲学家和技术进行一些评述，我将总结这篇评论，并指明一些未认识到的共同关注的可能领域，特别是既与“分析”传统有关、又能与实践传统有关的一些领域。下面的评述确实有点是猜测的并充满轶闻趣事，而且是从我的阅读经验中得到的，但有知识的读者将有望认识到发展的相关特征。
我上面评论说几乎没有现存的“分析”技术哲学，并暗示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体现当前北美技术哲学特征的双重起源和问题传统。实践传统的支配地位以及技术哲学的问题集(问题集大多属于伦理—社会—政治领域)偏离了大部分北美科学哲学家的分析的主流认识论兴趣。但是，也许这种概括差异的方式太极端了，因此，我想评论分析传统的哲学家探讨技术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领域。
我已注意到这样一组哲学家——对科学的技术(仪器和实验室背景)进行过非常深刻细致研究的少数科学哲学家，如哈金、施滕格、阿克曼和伽里森;事实上，我以前在《工具实在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1991)中称他们为“工具实在论者”，并把他们的工作与来自大陆传统的其他人进行了比较。这批科学哲学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也许通常不是以其与技术哲学的密切关系而为人熟知。
但是，有一批更隐含的研究成果，其源头可追溯到也探讨技术的心灵哲学——我指当前兴旺繁荣的认知哲学。例如，A. 克拉克(Andy Clark)的《天生的电子人：心灵、技术和人类智能的未来》(2003)分析了大量的假体移植物(耳蜗和脊柱等)和人—技术界面(电子邮件、互联网和感知装置)，从中得出关于人类经验和意识变化的有趣结论;他研究了许多现行的技术，但不能避免猜测性外推。对想象技术(imagined technologies)的特别兴趣，深深地根植于许多与心灵哲学有关的对技术的哲学关注中，如D. 丹尼特(Daniel Dennett)喜爱的那种“缸中之脑”和许多别的想象技术或D. 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心灵运输装置，都是明显的例证。想象技术传统自身历史久远，罗吉尔·培根在13世纪想象的水下船和飞行器等，后来在15世纪达·芬奇那里就把它变成了技术图纸。在这里，我想建议技术哲学家和技术史家(他们也许想甚至更强烈地表明该观点)可进行一些协商交流。
我觉得，想象技术的普遍流行起源于现在广泛流传而天真的信念：大多数想象技术最终会变成现实。这是一种科幻神话——但技术史家和技术哲学家可能有更强的怀疑批判态度。无疑，大多数想象技术作为虚构的东西从未成为现实，如达·芬奇的被想象为“直升飞机”的原始巨型螺旋装置，即使用大功率电动机驱动也无法飞行。确实，大多数技术史家意识到达·芬奇的大部分机器事实上不能运行。像拉图尔关于柴油机史叙述的这类描述更符合实际，最终实际制成的柴油机几乎未吸收想象设计者的任何原初思想——但柴油机最终工作了(1987)。我甚至想证明：只有想象技术是乌托邦的平衡极，它会平衡预测不可避免的实际技术灾难的“敌托帮”先驱所想象的技术灾难——就技术可能性和历史可能性两方面来说，二者都极其幼稚。但是，我在此的观点是，甚至想象技术也应成为技术哲学关注的领域。
当代哲学关注技术的第二个领域与新的从事复杂工作的机器(即全部计算机化技术)有关。我想起当代关于建模和模拟的研究。最有趣同时也最有创造性的工作之一出现在格里姆(Grim)等编辑的《哲学计算机：哲学计算机建模研究论文》(1998)中;在这项工作中，起初应用于建模语义悖论、后来应用于与演化有关的“囚徒困境”问题以及最近应用于人工社会关系的技术，被吸收用来研究认识论。正因为计算机过程能完成数据图像转换，能为高度复杂的现象建模，能根据“实在度”(更模糊、更真实，因此要求新“模糊逻辑”)改进，所以，技术已开始关注从前以抽象和命题方式研究的认识论领域。就对技术感兴趣的哲学家而言，模拟和建模成为另一个有趣的新领域。
我将用例子来表明也许技术实际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更深刻和更大，以此总结我的评论。在哲学上，我主张技术作为隐喻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整个哲学纲领。有时，这些隐喻被按照字义解释为形而上学分析纲领;有时，它们形成我所称的“认识论机”。作为第一方面的例子，杰出技术史家小怀特(Lynn White，Jr.)很久以前指出：13世纪，正当机械钟在整个欧洲流行之时，机械钟成为宇宙自身的技术隐喻。
这是伟大的牧师和数学家N.奥雷斯姆(Nicholas Oresmus，于1382年去世)的话……我们首先发现那个隐喻——宇宙作为由上帝创造和控制的巨型机械钟“所有齿轮尽可能和谐运转”。这是一个未来的观念：最终，隐喻变成形而上学。(1971)
第二方面的例子(“认识论机”隐喻)出现在近代认识论发端之时。L. 贝利(Lee Bailey)在其论文《人脑暗室：暗箱和主观性》(1980)中，最早使我注意到笛卡尔和洛克几乎同时使用“暗箱”作为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模型。如丹尼特所认识到的：从更古老的“暗箱和眼睛”的类比中受到启发，笛卡尔和洛克把这个类比扩展为“暗箱眼睛主体”，从而把“自我”放入暗箱之中并创造心灵剧场。这个技术认识论机产生了现在属于这种隐喻传统的大多数问题，它们在我看来已经过时了。虽然，通过计算机化和网络法，今天新“机器”被迅速应用，但哲学家继续从“旧技术”中获取资源。
我以如下道德观点结束这篇文章：交叉和可能相互关注的领域，要求某种很少在该分支学科中众多个体间发生的事情，即要求每人阅读其他每个人的著作。在准备这篇文章时，我粗略浏览了一下谁引用谁(引用是阅读的证据，而实际的阅读无从查证)的情况，显现的模式相当令人忧郁。然而，如果技术哲学应当是对物质性具有极其敏锐洞察力的分支学科，那么，其从业者应该通过阅读显示这种敏锐性的其他人的著作来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当然，也应走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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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篇3
哲学与反哲学
[内容提要]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关键词]本体论 实在论 理性经验主义 系统 反哲学
一套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比如说，实在论(realism)有利于这种探索，但建构主义一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m-relativism)则敌视这种探索。一套哲学也可能暖昧矛盾：某些方面开明，某些方面蒙昧。比如说，莱布尼兹的逻辑和认识论是先进的，但他的泛心论(pan-psychism)和单子论(monadology)则是落后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是进步的，但在科学方面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在艺术方面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上是反动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提升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因为将科学研究局限于“描述表象”，从而阻碍了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所谓的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也因为低估了其他因素，并承袭了黑格尔的晦涩与混乱，从而损害了社会科学的研究。
此外，一套本来很进步的哲学，可能在被体制采纳之后而变得保守，像亚里士多德主义、笛卡尔主义、莱布尼兹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若要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就必须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而不是变得僵化。
以上的讨论意味着，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科学技术，而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应该根据哲学所带来的成果来评价哲学。比如说，他们不应该根据清晰(clarity)的标准来看待现象学和语言哲学，而是应该追问：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反过来说，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以下将简要探讨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依此来评估我所提议的“根据‘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
(出自《圣经》。——译者注)的实用标准来衡量这些哲学”是否有理。
一、助产士(midwife)
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是认真的研究者，都会尝试“正确”地思考，也就是试着清晰、一贯地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哲学有助于研究。相反，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德勒兹、瓦蒂莫(Gianni Vatti-mo)、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他们的模仿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字特技，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正如戈雅(Francisco deGoya)所言：“理性沉睡，群魔四起。”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可以说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比如，胡塞尔在其著名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写道：“我作为原初的我，构成我的超越的他者的地平线，而这超越的他者，是构成世界的超越的互为主体性的共同主体。”如果还有怀疑，请看下一页：“这个当前的‘我’，这个在延续的原初领域中已经延续着的‘我’，在自身中将他人建构为他人。自身的时间化，可以说透过离开当前的作用(即透过回忆)，在我的消除疏异的作用(移情作用作为更高阶段的离开当前的作用——亦即将我的原初在场移入到纯粹当前化了的原初在场)中有其类似物。”
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弱思想”(weak thought)，反对知识向前发展，因为它们冒充成思想，还让学生去记住一些因为不了解而以为深奥的公式。老师们不敢告诉他们，国王其实没穿衣服。
若没有最起码的理性，我们便哪里也到达不了。当我们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如数系或理论)时，理性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物质)的对象，那么，莱布尼茨式的激进理性主义就不适当了，因为这等于采取了先验主义，其武断程度与非理性主义毫无二致。
激进的经验主义也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因为它低估了要对某些虽然真实、但却无法直接感知的物、性质或过程(如电子、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认识或控制真实的事物，最适当的策略就是“理性经验主义”(ratioempiricism)，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它有助于将想象与观察、计算与实验结合起来。
然而，并非所有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都行得通。比如说，康德把坏的理性主义(即先验主义)与坏的经验主义(即停留在表象的现象主义)结合起来。相反，科学实在论则结合了经验主义对经验检验的要求，以及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用假说和理论来解释表象(而非停留在表象)。
简言之，对探索现实最有利的理性经验主义综合方式，是采取科学的研究路径。若改写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论，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必须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当中汲取的是它们的方法(假说一演绎推理方法和经验检验)，而不是它们各自的系统——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现象主义。
如果我们想要探索现实，就不能只是像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和其他激进的怀疑论者那样拒绝接受任何学说：我们还必须针对“我们想要认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本体论(与现实有关)的假设和方法论(与研究有关)的假设。例如，研究者可能假定宇宙是一个连续体，或者假定宇宙由粒子组成;他也可能假定研究者可以完全认识或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宇宙，或是假定宇宙基本上是神秘不可解的。
自现代性于1600年左右出现开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便倾向于将事物视为“系统”或“系统的组成”，并假定可以一步步认识这些事物。换言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拥抱了系统性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假定，一切事物或者是系统，或者是系统的组成成分。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行星和恒星系统、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以及(更晚才发现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生态系统和(从家庭到国际体系等的)社会系统的。
系统性的假说要求我们去分析整体，并揭露或抵消可能与这些整体发生互动的实体。有各式各样的系统：概念系统(例如理论和分类)、物质系统(例如分子和有机体)、符号系统(例如文本和图表)。 大家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自然系统是物质系统，因此无法被纯粹的理念所影响。例如，我们都相信测量工具不会服从于使用者的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自然主义者否认心灵层面的存在：他们只是否认心灵层面可以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
的确，在社会研究中，有许多人相信，一切社会层面的事物都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的由来。这个假说会让人把焦点放在社会的象征层面：语言、神话、规范、仪式等等。但同样真确的是，优秀的当代人类学者首先会去了解他所研究的部落的成员是如何谋生的：首先要活着(primum vivere)。洞穴的壁画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实用的用途，但壁画的作者无疑是活生生的人，通过劳力来获取食物、住所、人际交往和安全。
简言之，每一个(自然或社会)科学家都会或隐或显地采用各式各样的哲学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清晰、理性、实在论、经验检验和系统论。包含了这些原则的哲学，便能够发挥苏格拉底所自诩的助产术(midwifery)的功能。
比较没有疑问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人已经为古代科学的诞生和成长铺好了道路，他们勾勒出一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原子理论。同样真确的是，大约同时，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但却没有产生科学。这意味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虽然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除了自然主义之外，还需要有好奇心和求知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古希腊的思想家和商人精英所具有的特征。此外，如德拉哥内蒂(Carmen Dragonetti)所强调的，希腊人并没有《吠陀》这类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的圣典。希腊人也没有婆罗门这种教士阶层，负责传播经文，留意经文的规定是否有被遵守。印度的知识分子服从于这个教士阶层，并被束缚在巫术宗教的思想之中，但希腊的思想家则可以自由质疑各种教条，并要求证明或证据：他们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
二、老师(teacher)
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分析、提炼他们的概念，并能将他们的各种预设摊在阳光下。哲学家还能帮助科学家用更好的方式论证，并质疑各种(因为行之有年或被伟大科学家所认可而)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假说、方法和研究发现。哲学批评可以找出障碍、推动进步。下面让我们回忆一些近来的例子。
“弦理论”(string theory)虽然40年来都无法提出任何有道理的东西，但在物理学中仍然很流行。科学哲学家有正当的理由去怀疑这种理论是伪科学，因为它违反了波尔(Niels Bohr)和爱因斯坦80年前首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新的理论不应该放弃先前的理论所取得的坚实基础。弦理论显然违反了这项原则，因为它假定时空有11个维度，而非4个——这个预设与所有的物理学相抵触，因而使它变得极为牵强。
同样，数字物理学(digital physics)假定宇宙的基本组成是“比特”(bit)，因此是符号而非物理实体，这便违反了这项定义：一切物理性质的事物都只具有物理性质，例如能量。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量子理论的哥本哈根诠释，亦即主张量子理论的所有公式都指涉实验情境。但即使是简单检视一下该理论的基本公式，也无法发现这种指涉实验的状况，更不用说指涉观察者了。此外，天体物理学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理论即使在恒星内部也依然有效，而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些区域进行实验的。当哲学家指出并驳斥量子物理的主观主义成分时，便为量子物理的客观主义(实在论)诠释做好了准备。
在这三个例子中，哲学家都有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科学家，让他们了解自己已在无意间采用了不恰当的哲学，比如贝克莱主教和康德的主观主义唯心论。
称职的、有益的哲学老师始终存在，但是差劲的老师更多。且让我们回忆一些据说“纠正”了科学的著名哲学家：(1)康德试图纠正牛顿的天体力学，发明出一种可以抵消引力的排斥力，从而可以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释行星轨道;(2)黑格尔拒绝开普勒之后的所有科学，包括牛顿和欧拉(LeonhardEuler)的力学，以及道尔顿(John Dalton)和贝采利乌斯(J?ns Jacob Berzelius)的原子化学;(3)直觉主义者柏格森写了一本书来反对狭义相对论，但还好他气量大、够精明，没有让这本书广为流传;(4)维特根斯坦曾谴责当时刚开始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宣称把心灵和大脑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5)波普尔几十年间皆主张演化生物学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而非物理性质的理论;心灵和大脑会产生相互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正确的;(6)福多(Jerry Fodor)近来宣称，达尔文并不了解自然选择(即“天择”)的概念。
三、守门人(gatekeeper)
哲学的传统任务之一是捍卫自己的边界，特别是防止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入侵。历来也有哲学家一心想要在科学面前维持哲学的独立性。有些哲学家则大力提防伪哲学和伪科学。前两项(捍卫边界的)任务可以说执行得相当成功：宗教性的哲学自文艺复兴晚期以来就被边缘化，而科学性的哲学虽然被宣告了好几次，但最多只是还在进展中的工作。特别是新实证主义，虽然一开始曾被视为科学，但实际上离科学还相当遥远。
第三项任务，即提防混淆“文字游戏”与“哲学”、“伪科学”与“科学”，未来仍会是重要主题，因为把花哨的字眼凑在一起，要比建立世界观简单得多，而且每一项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似乎总会引起蒙昧主义式的反动。的确，我们可以想想，历史上最糟糕的猎巫行动正是在科学革命期间展开的;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中的哲学成分，是对革命时期的法国所盛行的科学主义的反动;存在主义几乎与量子力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同时诞生。
我认为，哲学家有责任去驳斥在某些学派中冒充为深刻哲学的后现代文字游戏。我也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去揭露各种伪科学，解释为何它们是学术欺诈，有时甚至是商业欺诈。在第二节中，我已经引用过两段胡塞尔的神秘文字，而胡塞尔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受虐狂们应该会很喜欢阅读胡塞尔徒孙的文字，特别是德里达、德勒兹，他们成功地让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的文字特技更上一层楼，虽然功力还比不上海德格尔。四、典狱长和囚犯(warden and prisoner) 一切哲学派别即使一开始是进步的，但当它因为某些科学新知会危及其某些原则而拒绝接受这些新知时，就变成反动的了。这样的哲学派别应该称为“典狱长”，而非“老师”。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些典狱长式的学说。
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拒绝接受伽利略的研究发现，因为这些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说法相抵触。贝克莱主教嘲弄微积分，因为它和一切新生儿一样不完美。休谟拒绝接受牛顿力学，因为它超越了表象。康德强化了现象主义，并宣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两者既无法被数学化，也无法进行实验控制。黑格尔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新发现，因为它们与他的“客观逻辑”相抵触。尼采更是拒绝整个现代性，尤其是科学。
孔德、马赫、杜恩(Pierre Duhem)、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及其他实证主义者都谴责原子理论，因为原子理论假定了无法感知的实体的存在。柏格森宣称，数学和科学方法只能用于物理学。新黑格尔主义者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在担任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任内，摧毁了著名的意大利数理逻辑学派。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与所有科学都对立起来，因为后者是实在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明星学生)出于同样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科学不思考”(DieWissenschaft denkt nicht)而拒绝一切科学。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家拒绝数理逻辑，因为它是“静态”的，并且谴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因为它们采纳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某些通俗作者所提倡的主观主义的诠释方式。纳粹则打击现代物理学，因为现代物理学是反直觉的，因此与雅利安精神相抵触。
这些对新科学所展开的(伪)哲学攻击，都没能阻止新科学的发展，但却都起了阻碍作用。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减缓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仿佛世上并不存在生物社会科学(biosocial sciences)，例如人口学和流行病学;新康德主义还主张“了悟”(Verstehen，指“理解”或“诠释”)优于解释;采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忽略了社会系统(从街头帮派到跨国企业)的总体/突现(emergent)的特质。
罗素写过一部批判性的西方哲学史，在科学家中广泛流传，但却不怎么受哲学家的欢迎，因为罗素在书中严厉批评了蒙昧主义。以下我们只举出一些例子，这些哲学(或伪哲学)或许可以被称为“憎恶哲学”(misosophy)或“反哲学”(phobosophy)，因为它们都蔑视、畏惧或痛恨知识。
或许有人会说，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分别启发了韦伯(诠释社会学)、舒茨(Alfred Schutz)(现象学的社会学)和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然而，韦伯(借助李凯尔特)对狄尔泰的认可纯粹是字面上的，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此外，虽然韦伯夸大了符号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忽略物质因素。至于现象学的社会学，其实比较像是素朴的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因为它将自己局限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特别是对话之中：它明显忽视了宏观的社会过程，如社会冲突、经济周期和战争。而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即使在最好的案例中，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忽略了生物精神医学的进展，而生物精神医学运用了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药学的研究发现。
简言之，以上列出的哲学学派都无助于推动知识的前进：它们都是典狱长;或者更糟的状况是，就像我们在激进怀疑论的例子中看到的，它们还阻碍了对世界的科学探索。这特别适用于当代的激进怀疑论，即由反对默顿(Robert K.Merton)的科学学派的科学社会学者所普及的建构论相对主义。建构论相对主义阻碍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因为它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在它看来，所有的存在物不是武断的发明，就是社会的建构。
最后，一套学说如果能够促进某个宗教、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利益，便可被称为“囚犯”。这套学说的追随者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宣传、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及打击信念与自己相左的人。他们不信任一切在自己团体以外流传的观念。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原始部落的成员：他们忠于传统，并放逐或惩罚奉行异族习俗的人。他们都扮演着圣火看护者的角色，并谴责、驱逐或迫害“离经叛道者”。因此，他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发现、发明或创新教育的乐趣。简言之，他们试图阻止进步，也因此而落后。
五、被背叛者(cheated)
假如一套学说热爱一门学科，但又得不到回报，我将称之为“被背叛”的学说。两个前文提过的明显例子是实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科学。的确，科学与(实证主义所固有的)现象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格格不入：科学会远远超越表象，而且既看到“合作”(假如没有合作，任何系统都将无法存在)，也看到由资源(可能是某种化学反应中的试剂，也可能是人群中的一块土地)的稀缺所导致的“冲突”。
实用主义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被背叛的哲学，而这次是被现代技术所背叛。的确，与传统工艺相反，当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除了最重要的成效试验(test of effi-cacy)以外，当代技术并不把实践(praxis)放在优先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并不是一套合适的技术哲学。
第四个不忠诚的例子或许可以被称作泛逻辑主义(panlogism)或逻辑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认为，逻辑是哲学化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采用这种策略的学者相信，只要有了逻辑的帮助，就足以处理所有问题，即使逻辑这门学科对任何主题来说都是中性的。事实上，有些逻辑学家会对那些他们欠缺认识的主题大发议论，从量子物理到史学皆是如此。但采取了逻辑观点的人只能看见一个大概，因为这正是逻辑分析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就是“形式”。例如，在“a比b好”和“a比b晚”之下，他都能看见“a>b”。泛逻辑主义还会导致物质存在与观念存在的混淆。 六、佣兵(mercenary)
真正的哲学探究与数学工作一样无私：既不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甚至不是出自追求真理以外的一切理由。换言之，哲学化的工作就像证明定理或创作音乐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
然而，哲学上的学究和好战心态(试图捍卫或宣传某套学说，而不是去分析概念或探寻新的真理)与基督教中世纪一样，在今天随处可见——中世纪时，哲学被明确视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奴仆。
例如，冷战时期有两个黑格尔学会各自出版年鉴，一个在西德，一个在东德，双方都致力于让黑格尔的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大力赞扬国家，甚至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人世间的行走”。他还拥抱了霍布斯的法实证主义，主张“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换言之，强权即公理。这个论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说得通的，但是却无法成为法的哲学基础。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宫廷哲学。而宫廷哲学家比宫廷中的小丑还不值得尊敬，因为后者至少还敢说真话。
尼采、凯尔森(Hans Kelsen)、施密特(Carl Schmitt)、哈特(H.L.A.Hart)的哲学不区分恶与善，并否认正义可能存在于法律之外。还有什么比这类哲学更像“佣兵”呢?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大众哲学家兰德(AynRand)所鼓吹、体制内经济学家所实践的“理性自利主义”(rational egoism)了。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知识上的佣兵之外，还有一些善于服从的哲学家，比如那些在冷战时期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苏联国家安全局(KGB)的哲学家。忠于自己兴趣的哲学家只好销毁档案、逃跑、转行，或喝下毒酒。
简言之，佣兵式的学说用卑躬屈膝来交换真理，因此他们不配称为哲学家，正如朝廷弄臣也不配称为政治家。
七、逃避现实者(escapist)
且让我们用“逃避现实的哲学”来称呼那些忽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晚近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和模态形而上学(modal metaphysics)。现象学的核心关怀是自我;语言哲学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模态形而上学则提出了各种伪问题，例如：专有名词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跳跃时的命运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语言哲学有所抱怨，不是因为它是分析性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没有运用任何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它们的分析是肤浅的。例如，在分析“部分”(part)这个概念时，不是去研究不同的人类群体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反，“使用”并不创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
我还认为，分析只是一种手段：哲学化的最终目标是哲学综合，即建立哲学理论，如时空理论、公民正当性理论等等。我还要补充：由于要找出一个观念的意义只能透过研究“什么意味着这个观念”和“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因此，综合才是最好的分析，特别是把有待分析的观念放置在假说一演绎系统之中。例如，若要阐明“时间”这个概念，方法不是去找出“时间”这个单词在某个部落(甚至是物理学家的部落)之中的使用方式，而是要建立一套时间理论，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建立一套时空理论。
至于第三种逃避现实的哲学，即先前提过的“可能世界”的哲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现实，因为它根本不处理现实。这套哲学的原始动机是找个方法来运用模态逻辑，亦即可能性的形式理论。“可能世界”形而上学之父克里普克建议用这种方式来诠释“p是可能的”：存在一个在其中p为真的世界。但除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外，根本没有线索可以加以验证。
这种诠释方式的好处是，它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开启了方便之门——这是神学家的想象，而不是科学家的想象。例如，如果有人主张猪可以飞，那么他不会被纠正，而是会得到这样的响应：你是对的，有个叫作“Porcalia”的世界，那里的猪确实会飞。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猪因为没有翅膀，所以不可能飞，那么他会被再三保证这并不重要，因为“只有有翅膀的生物能飞”这个命题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除了一致性以外，这种理论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限制。它甚至没有界定“可能世界”这个关键概念。在这个理论中，任何事物(除了矛盾以外)都是可能的，也因此百无禁忌。
可能世界理论家喜欢的一项主题是“僵尸”(zombies)，也就是海地民间传说中的那种没有心灵活动的人。他们主张僵尸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思想活动是脑部发生的过程”，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主张，可能有这样的世界，其中存在着没有脚的桌子、永动机、诸神等等。
简言之，除了自杀以外，哲学家至少还有三种方法可以忘却现实：将现实悬而不论(现象学的“方法”或“悬置”);专注在文字上(语言哲学);幻想各种不可能的事物(可能世界理论)。修道院院长和精神科医生向来知道有些人会试图逃避世界，但以前这种人没有这么多，也不会以哲学的名义这样做。
可能有人会觉得逃避现实是无害的，但并非如此。假如自己做得太过分，逃避现实就像沉迷于酒精、电视或网络一样会毁灭自我。假如老师这么教导，逃避现实的学说就会令学生不再关注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有意义的问题才是更难以处理、会带来更多收获的。只有寄生虫才会设法把生命用来做白日梦。
八、矛盾(ambivalent)
有些哲学是矛盾的：某些方面进步，某些方面退步。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其中三种：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拉图摒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他相信，“月下”世界(即尘世)是会“朽烂”(发生变化)的，因此是不受规律支配的。相反，他赞扬数学，即秩序的领域，并且称颂数学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立性。这正是为什么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波尔查诺、弗雷格和罗素)对数学的发展与威望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同时阻碍了对现实的科学研究。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鼓励所有的科学研究，并且亲自研究生物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把他老师的理性和某种较为胆怯的前苏格拉底式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和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进一步强化了其老师的自然主义。但不久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便僵化了(尽管它始终有助于反制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蒙昧主义和主观主义)，变成贫瘠的繁琐哲学。一直到新科学出现——伽利略、哈维(William Har-vey)、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开普勒、波义耳(Robert Boyle)、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的成员，他们全都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实在论者、科学主义者——之时，才成功克服了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半世纪之前才诞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既赞扬了它的成就，也批判了它的失衡和不公正，从而提升了社会研究和政治哲学。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和先知式的狂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型态，都污染了他们的科学研究。
卢梭、休谟和实证主义者是另外的矛盾案例。前两者都攻击自然科学，但分别对政治和宗教抱持着进步的观点。至于实证主义，它虽然试图斩断物理学的翅膀，但在社会研究中却有助于让科学脱离空洞的文字堆砌和天马行空的猜测。直觉主义者柏格森针对道德与宗教的起源写了一些合理的作品;在离开胡塞尔的阵营之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对组织的范畴与层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
简言之，在颂扬或攻击某个哲学学派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否具有正面的贡献。毕竟，在哲学中可能见到的状况是没有金矿，而只有一些金块。好的金匠可以用这些金块制作出王冠。
九、结论
众所周知，虽然各门科学的指涉对象不同，但它们在方法上是一体的：所有科学都是透过清晰、严谨和检验来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各门科学的统一和和谐与各门哲学的杂音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每个哲学家都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哲学”这门学科，因此，每个哲学家都可能大力抨击自己不喜欢的学说。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哲学。我提出的标准就是：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