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大学论文推荐三篇
关于实践哲学的涵义，学者们多是从某个实践哲学大师或者某类实践哲学流派来解读，这显然无法全面洞察“实践哲学”的涵义。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哲学的大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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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的大学论文篇2
哲学与反哲学
[内容提要]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关键词]本体论 实在论 理性经验主义 系统 反哲学
一套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比如说，实在论(realism)有利于这种探索，但建构主义一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m-relativism)则敌视这种探索。一套哲学也可能暖昧矛盾：某些方面开明，某些方面蒙昧。比如说，莱布尼兹的逻辑和认识论是先进的，但他的泛心论(pan-psychism)和单子论(monadology)则是落后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是进步的，但在科学方面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在艺术方面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上是反动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提升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因为将科学研究局限于“描述表象”，从而阻碍了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所谓的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也因为低估了其他因素，并承袭了黑格尔的晦涩与混乱，从而损害了社会科学的研究。
此外，一套本来很进步的哲学，可能在被体制采纳之后而变得保守，像亚里士多德主义、笛卡尔主义、莱布尼兹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若要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就必须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而不是变得僵化。
以上的讨论意味着，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科学技术，而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应该根据哲学所带来的成果来评价哲学。比如说，他们不应该根据清晰(clarity)的标准来看待现象学和语言哲学，而是应该追问：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反过来说，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以下将简要探讨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依此来评估我所提议的“根据‘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
(出自《圣经》。——译者注)的实用标准来衡量这些哲学”是否有理。
一、助产士(midwife)
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是认真的研究者，都会尝试“正确”地思考，也就是试着清晰、一贯地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哲学有助于研究。相反，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德勒兹、瓦蒂莫(Gianni Vatti-mo)、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他们的模仿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字特技，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正如戈雅(Francisco deGoya)所言：“理性沉睡，群魔四起。”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可以说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比如，胡塞尔在其著名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写道：“我作为原初的我，构成我的超越的他者的地平线，而这超越的他者，是构成世界的超越的互为主体性的共同主体。”如果还有怀疑，请看下一页：“这个当前的‘我’，这个在延续的原初领域中已经延续着的‘我’，在自身中将他人建构为他人。自身的时间化，可以说透过离开当前的作用(即透过回忆)，在我的消除疏异的作用(移情作用作为更高阶段的离开当前的作用——亦即将我的原初在场移入到纯粹当前化了的原初在场)中有其类似物。”
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弱思想”(weak thought)，反对知识向前发展，因为它们冒充成思想，还让学生去记住一些因为不了解而以为深奥的公式。老师们不敢告诉他们，国王其实没穿衣服。
若没有最起码的理性，我们便哪里也到达不了。当我们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如数系或理论)时，理性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物质)的对象，那么，莱布尼茨式的激进理性主义就不适当了，因为这等于采取了先验主义，其武断程度与非理性主义毫无二致。
激进的经验主义也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因为它低估了要对某些虽然真实、但却无法直接感知的物、性质或过程(如电子、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认识或控制真实的事物，最适当的策略就是“理性经验主义”(ratioempiricism)，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它有助于将想象与观察、计算与实验结合起来。
然而，并非所有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都行得通。比如说，康德把坏的理性主义(即先验主义)与坏的经验主义(即停留在表象的现象主义)结合起来。相反，科学实在论则结合了经验主义对经验检验的要求，以及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用假说和理论来解释表象(而非停留在表象)。
简言之，对探索现实最有利的理性经验主义综合方式，是采取科学的研究路径。若改写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论，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必须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当中汲取的是它们的方法(假说一演绎推理方法和经验检验)，而不是它们各自的系统——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现象主义。
如果我们想要探索现实，就不能只是像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和其他激进的怀疑论者那样拒绝接受任何学说：我们还必须针对“我们想要认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本体论(与现实有关)的假设和方法论(与研究有关)的假设。例如，研究者可能假定宇宙是一个连续体，或者假定宇宙由粒子组成;他也可能假定研究者可以完全认识或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宇宙，或是假定宇宙基本上是神秘不可解的。
自现代性于1600年左右出现开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便倾向于将事物视为“系统”或“系统的组成”，并假定可以一步步认识这些事物。换言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拥抱了系统性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假定，一切事物或者是系统，或者是系统的组成成分。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行星和恒星系统、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以及(更晚才发现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生态系统和(从家庭到国际体系等的)社会系统的。
系统性的假说要求我们去分析整体，并揭露或抵消可能与这些整体发生互动的实体。有各式各样的系统：概念系统(例如理论和分类)、物质系统(例如分子和有机体)、符号系统(例如文本和图表)。 大家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自然系统是物质系统，因此无法被纯粹的理念所影响。例如，我们都相信测量工具不会服从于使用者的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自然主义者否认心灵层面的存在：他们只是否认心灵层面可以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
的确，在社会研究中，有许多人相信，一切社会层面的事物都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的由来。这个假说会让人把焦点放在社会的象征层面：语言、神话、规范、仪式等等。但同样真确的是，优秀的当代人类学者首先会去了解他所研究的部落的成员是如何谋生的：首先要活着(primum vivere)。洞穴的壁画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实用的用途，但壁画的作者无疑是活生生的人，通过劳力来获取食物、住所、人际交往和安全。
简言之，每一个(自然或社会)科学家都会或隐或显地采用各式各样的哲学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清晰、理性、实在论、经验检验和系统论。包含了这些原则的哲学，便能够发挥苏格拉底所自诩的助产术(midwifery)的功能。
比较没有疑问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人已经为古代科学的诞生和成长铺好了道路，他们勾勒出一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原子理论。同样真确的是，大约同时，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但却没有产生科学。这意味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虽然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除了自然主义之外，还需要有好奇心和求知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古希腊的思想家和商人精英所具有的特征。此外，如德拉哥内蒂(Carmen Dragonetti)所强调的，希腊人并没有《吠陀》这类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的圣典。希腊人也没有婆罗门这种教士阶层，负责传播经文，留意经文的规定是否有被遵守。印度的知识分子服从于这个教士阶层，并被束缚在巫术宗教的思想之中，但希腊的思想家则可以自由质疑各种教条，并要求证明或证据：他们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
二、老师(teacher)
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分析、提炼他们的概念，并能将他们的各种预设摊在阳光下。哲学家还能帮助科学家用更好的方式论证，并质疑各种(因为行之有年或被伟大科学家所认可而)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假说、方法和研究发现。哲学批评可以找出障碍、推动进步。下面让我们回忆一些近来的例子。
“弦理论”(string theory)虽然40年来都无法提出任何有道理的东西，但在物理学中仍然很流行。科学哲学家有正当的理由去怀疑这种理论是伪科学，因为它违反了波尔(Niels Bohr)和爱因斯坦80年前首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新的理论不应该放弃先前的理论所取得的坚实基础。弦理论显然违反了这项原则，因为它假定时空有11个维度，而非4个——这个预设与所有的物理学相抵触，因而使它变得极为牵强。
同样，数字物理学(digital physics)假定宇宙的基本组成是“比特”(bit)，因此是符号而非物理实体，这便违反了这项定义：一切物理性质的事物都只具有物理性质，例如能量。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量子理论的哥本哈根诠释，亦即主张量子理论的所有公式都指涉实验情境。但即使是简单检视一下该理论的基本公式，也无法发现这种指涉实验的状况，更不用说指涉观察者了。此外，天体物理学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理论即使在恒星内部也依然有效，而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些区域进行实验的。当哲学家指出并驳斥量子物理的主观主义成分时，便为量子物理的客观主义(实在论)诠释做好了准备。
在这三个例子中，哲学家都有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科学家，让他们了解自己已在无意间采用了不恰当的哲学，比如贝克莱主教和康德的主观主义唯心论。
称职的、有益的哲学老师始终存在，但是差劲的老师更多。且让我们回忆一些据说“纠正”了科学的著名哲学家：(1)康德试图纠正牛顿的天体力学，发明出一种可以抵消引力的排斥力，从而可以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释行星轨道;(2)黑格尔拒绝开普勒之后的所有科学，包括牛顿和欧拉(LeonhardEuler)的力学，以及道尔顿(John Dalton)和贝采利乌斯(J?ns Jacob Berzelius)的原子化学;(3)直觉主义者柏格森写了一本书来反对狭义相对论，但还好他气量大、够精明，没有让这本书广为流传;(4)维特根斯坦曾谴责当时刚开始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宣称把心灵和大脑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5)波普尔几十年间皆主张演化生物学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而非物理性质的理论;心灵和大脑会产生相互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正确的;(6)福多(Jerry Fodor)近来宣称，达尔文并不了解自然选择(即“天择”)的概念。
三、守门人(gatekeeper)
哲学的传统任务之一是捍卫自己的边界，特别是防止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入侵。历来也有哲学家一心想要在科学面前维持哲学的独立性。有些哲学家则大力提防伪哲学和伪科学。前两项(捍卫边界的)任务可以说执行得相当成功：宗教性的哲学自文艺复兴晚期以来就被边缘化，而科学性的哲学虽然被宣告了好几次，但最多只是还在进展中的工作。特别是新实证主义，虽然一开始曾被视为科学，但实际上离科学还相当遥远。
第三项任务，即提防混淆“文字游戏”与“哲学”、“伪科学”与“科学”，未来仍会是重要主题，因为把花哨的字眼凑在一起，要比建立世界观简单得多，而且每一项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似乎总会引起蒙昧主义式的反动。的确，我们可以想想，历史上最糟糕的猎巫行动正是在科学革命期间展开的;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中的哲学成分，是对革命时期的法国所盛行的科学主义的反动;存在主义几乎与量子力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同时诞生。
我认为，哲学家有责任去驳斥在某些学派中冒充为深刻哲学的后现代文字游戏。我也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去揭露各种伪科学，解释为何它们是学术欺诈，有时甚至是商业欺诈。在第二节中，我已经引用过两段胡塞尔的神秘文字，而胡塞尔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受虐狂们应该会很喜欢阅读胡塞尔徒孙的文字，特别是德里达、德勒兹，他们成功地让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的文字特技更上一层楼，虽然功力还比不上海德格尔。四、典狱长和囚犯(warden and prisoner) 一切哲学派别即使一开始是进步的，但当它因为某些科学新知会危及其某些原则而拒绝接受这些新知时，就变成反动的了。这样的哲学派别应该称为“典狱长”，而非“老师”。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些典狱长式的学说。
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拒绝接受伽利略的研究发现，因为这些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说法相抵触。贝克莱主教嘲弄微积分，因为它和一切新生儿一样不完美。休谟拒绝接受牛顿力学，因为它超越了表象。康德强化了现象主义，并宣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两者既无法被数学化，也无法进行实验控制。黑格尔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新发现，因为它们与他的“客观逻辑”相抵触。尼采更是拒绝整个现代性，尤其是科学。
孔德、马赫、杜恩(Pierre Duhem)、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及其他实证主义者都谴责原子理论，因为原子理论假定了无法感知的实体的存在。柏格森宣称，数学和科学方法只能用于物理学。新黑格尔主义者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在担任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任内，摧毁了著名的意大利数理逻辑学派。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与所有科学都对立起来，因为后者是实在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明星学生)出于同样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科学不思考”(DieWissenschaft denkt nicht)而拒绝一切科学。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家拒绝数理逻辑，因为它是“静态”的，并且谴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因为它们采纳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某些通俗作者所提倡的主观主义的诠释方式。纳粹则打击现代物理学，因为现代物理学是反直觉的，因此与雅利安精神相抵触。
这些对新科学所展开的(伪)哲学攻击，都没能阻止新科学的发展，但却都起了阻碍作用。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减缓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仿佛世上并不存在生物社会科学(biosocial sciences)，例如人口学和流行病学;新康德主义还主张“了悟”(Verstehen，指“理解”或“诠释”)优于解释;采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忽略了社会系统(从街头帮派到跨国企业)的总体/突现(emergent)的特质。
罗素写过一部批判性的西方哲学史，在科学家中广泛流传，但却不怎么受哲学家的欢迎，因为罗素在书中严厉批评了蒙昧主义。以下我们只举出一些例子，这些哲学(或伪哲学)或许可以被称为“憎恶哲学”(misosophy)或“反哲学”(phobosophy)，因为它们都蔑视、畏惧或痛恨知识。
或许有人会说，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分别启发了韦伯(诠释社会学)、舒茨(Alfred Schutz)(现象学的社会学)和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然而，韦伯(借助李凯尔特)对狄尔泰的认可纯粹是字面上的，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此外，虽然韦伯夸大了符号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忽略物质因素。至于现象学的社会学，其实比较像是素朴的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因为它将自己局限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特别是对话之中：它明显忽视了宏观的社会过程，如社会冲突、经济周期和战争。而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即使在最好的案例中，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忽略了生物精神医学的进展，而生物精神医学运用了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药学的研究发现。
简言之，以上列出的哲学学派都无助于推动知识的前进：它们都是典狱长;或者更糟的状况是，就像我们在激进怀疑论的例子中看到的，它们还阻碍了对世界的科学探索。这特别适用于当代的激进怀疑论，即由反对默顿(Robert K.Merton)的科学学派的科学社会学者所普及的建构论相对主义。建构论相对主义阻碍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因为它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在它看来，所有的存在物不是武断的发明，就是社会的建构。
最后，一套学说如果能够促进某个宗教、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利益，便可被称为“囚犯”。这套学说的追随者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宣传、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及打击信念与自己相左的人。他们不信任一切在自己团体以外流传的观念。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原始部落的成员：他们忠于传统，并放逐或惩罚奉行异族习俗的人。他们都扮演着圣火看护者的角色，并谴责、驱逐或迫害“离经叛道者”。因此，他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发现、发明或创新教育的乐趣。简言之，他们试图阻止进步，也因此而落后。
五、被背叛者(cheated)
假如一套学说热爱一门学科，但又得不到回报，我将称之为“被背叛”的学说。两个前文提过的明显例子是实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科学。的确，科学与(实证主义所固有的)现象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格格不入：科学会远远超越表象，而且既看到“合作”(假如没有合作，任何系统都将无法存在)，也看到由资源(可能是某种化学反应中的试剂，也可能是人群中的一块土地)的稀缺所导致的“冲突”。
实用主义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被背叛的哲学，而这次是被现代技术所背叛。的确，与传统工艺相反，当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除了最重要的成效试验(test of effi-cacy)以外，当代技术并不把实践(praxis)放在优先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并不是一套合适的技术哲学。
第四个不忠诚的例子或许可以被称作泛逻辑主义(panlogism)或逻辑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认为，逻辑是哲学化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采用这种策略的学者相信，只要有了逻辑的帮助，就足以处理所有问题，即使逻辑这门学科对任何主题来说都是中性的。事实上，有些逻辑学家会对那些他们欠缺认识的主题大发议论，从量子物理到史学皆是如此。但采取了逻辑观点的人只能看见一个大概，因为这正是逻辑分析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就是“形式”。例如，在“a比b好”和“a比b晚”之下，他都能看见“a>b”。泛逻辑主义还会导致物质存在与观念存在的混淆。 六、佣兵(mercenary)
真正的哲学探究与数学工作一样无私：既不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甚至不是出自追求真理以外的一切理由。换言之，哲学化的工作就像证明定理或创作音乐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
然而，哲学上的学究和好战心态(试图捍卫或宣传某套学说，而不是去分析概念或探寻新的真理)与____中世纪一样，在今天随处可见——中世纪时，哲学被明确视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奴仆。
例如，冷战时期有两个黑格尔学会各自出版年鉴，一个在西德，一个在东德，双方都致力于让黑格尔的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大力赞扬国家，甚至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人世间的行走”。他还拥抱了霍布斯的法实证主义，主张“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换言之，强权即公理。这个论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说得通的，但是却无法成为法的哲学基础。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宫廷哲学。而宫廷哲学家比宫廷中的小丑还不值得尊敬，因为后者至少还敢说真话。
尼采、凯尔森(Hans Kelsen)、施密特(Carl Schmitt)、哈特(H.L.A.Hart)的哲学不区分恶与善，并否认正义可能存在于法律之外。还有什么比这类哲学更像“佣兵”呢?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大众哲学家兰德(AynRand)所鼓吹、体制内经济学家所实践的“理性自利主义”(rational egoism)了。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知识上的佣兵之外，还有一些善于服从的哲学家，比如那些在冷战时期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苏联国家安全局(KGB)的哲学家。忠于自己兴趣的哲学家只好销毁档案、逃跑、转行，或喝下毒酒。
简言之，佣兵式的学说用卑躬屈膝来交换真理，因此他们不配称为哲学家，正如朝廷弄臣也不配称为政治家。
七、逃避现实者(escapist)
且让我们用“逃避现实的哲学”来称呼那些忽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晚近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和模态形而上学(modal metaphysics)。现象学的核心关怀是自我;语言哲学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模态形而上学则提出了各种伪问题，例如：专有名词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跳跃时的命运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语言哲学有所抱怨，不是因为它是分析性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没有运用任何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它们的分析是肤浅的。例如，在分析“部分”(part)这个概念时，不是去研究不同的人类群体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反，“使用”并不创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
我还认为，分析只是一种手段：哲学化的最终目标是哲学综合，即建立哲学理论，如时空理论、公民正当性理论等等。我还要补充：由于要找出一个观念的意义只能透过研究“什么意味着这个观念”和“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因此，综合才是最好的分析，特别是把有待分析的观念放置在假说一演绎系统之中。例如，若要阐明“时间”这个概念，方法不是去找出“时间”这个单词在某个部落(甚至是物理学家的部落)之中的使用方式，而是要建立一套时间理论，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建立一套时空理论。
至于第三种逃避现实的哲学，即先前提过的“可能世界”的哲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现实，因为它根本不处理现实。这套哲学的原始动机是找个方法来运用模态逻辑，亦即可能性的形式理论。“可能世界”形而上学之父克里普克建议用这种方式来诠释“p是可能的”：存在一个在其中p为真的世界。但除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外，根本没有线索可以加以验证。
这种诠释方式的好处是，它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开启了方便之门——这是神学家的想象，而不是科学家的想象。例如，如果有人主张猪可以飞，那么他不会被纠正，而是会得到这样的响应：你是对的，有个叫作“Porcalia”的世界，那里的猪确实会飞。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猪因为没有翅膀，所以不可能飞，那么他会被再三保证这并不重要，因为“只有有翅膀的生物能飞”这个命题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除了一致性以外，这种理论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限制。它甚至没有界定“可能世界”这个关键概念。在这个理论中，任何事物(除了矛盾以外)都是可能的，也因此百无禁忌。
可能世界理论家喜欢的一项主题是“僵尸”(zombies)，也就是海地民间传说中的那种没有心灵活动的人。他们主张僵尸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思想活动是脑部发生的过程”，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主张，可能有这样的世界，其中存在着没有脚的桌子、永动机、诸神等等。
简言之，除了自杀以外，哲学家至少还有三种方法可以忘却现实：将现实悬而不论(现象学的“方法”或“悬置”);专注在文字上(语言哲学);幻想各种不可能的事物(可能世界理论)。修道院院长和精神科医生向来知道有些人会试图逃避世界，但以前这种人没有这么多，也不会以哲学的名义这样做。
可能有人会觉得逃避现实是无害的，但并非如此。假如自己做得太过分，逃避现实就像沉迷于酒精、电视或网络一样会毁灭自我。假如老师这么教导，逃避现实的学说就会令学生不再关注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有意义的问题才是更难以处理、会带来更多收获的。只有寄生虫才会设法把生命用来做白日梦。
八、矛盾(ambivalent)
有些哲学是矛盾的：某些方面进步，某些方面退步。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其中三种：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拉图摒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他相信，“月下”世界(即尘世)是会“朽烂”(发生变化)的，因此是不受规律支配的。相反，他赞扬数学，即秩序的领域，并且称颂数学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立性。这正是为什么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波尔查诺、弗雷格和罗素)对数学的发展与威望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同时阻碍了对现实的科学研究。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鼓励所有的科学研究，并且亲自研究生物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把他老师的理性和某种较为胆怯的前苏格拉底式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和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进一步强化了其老师的自然主义。但不久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便僵化了(尽管它始终有助于反制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蒙昧主义和主观主义)，变成贫瘠的繁琐哲学。一直到新科学出现——伽利略、哈维(William Har-vey)、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开普勒、波义耳(Robert Boyle)、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的成员，他们全都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实在论者、科学主义者——之时，才成功克服了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半世纪之前才诞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既赞扬了它的成就，也批判了它的失衡和不公正，从而提升了社会研究和政治哲学。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和先知式的狂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型态，都污染了他们的科学研究。
卢梭、休谟和实证主义者是另外的矛盾案例。前两者都攻击自然科学，但分别对政治和宗教抱持着进步的观点。至于实证主义，它虽然试图斩断物理学的翅膀，但在社会研究中却有助于让科学脱离空洞的文字堆砌和天马行空的猜测。直觉主义者柏格森针对道德与宗教的起源写了一些合理的作品;在离开胡塞尔的阵营之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对组织的范畴与层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
简言之，在颂扬或攻击某个哲学学派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否具有正面的贡献。毕竟，在哲学中可能见到的状况是没有金矿，而只有一些金块。好的金匠可以用这些金块制作出王冠。
九、结论
众所周知，虽然各门科学的指涉对象不同，但它们在方法上是一体的：所有科学都是透过清晰、严谨和检验来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各门科学的统一和和谐与各门哲学的杂音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每个哲学家都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哲学”这门学科，因此，每个哲学家都可能大力抨击自己不喜欢的学说。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哲学。我提出的标准就是：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
关于哲学的大学论文篇3
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一、实践哲学的涵义
关于实践哲学的涵义，学者们多是从某个实践哲学大师或者某类实践哲学流派来解读，这显然无法全面洞察“实践哲学”的涵义。而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胡塞尔等4位不同时代的实践哲学大师那里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实践哲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作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一种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活动[1]。不过从道德层面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专门是指人类的活动”，具有“以自身为目的”和“对象是‘人事’而非‘物事”’两个基本特点，强调实践的目的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善”和“承担起追求人类福祉的责任”[2]。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非常强调实践哲学要引起行动，提出“因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去认识什么是美德，而是为了要使自己变好，要不然，我们的研究就会毫无用处了”[3]。这是具有起始意义和奠基作用的实践哲学观。也就是说，实践哲学是根植于人的生活和指向人的灵魂的有价值取向和受理性支配的活动，且“实践并不是与理论科学相对的，并不是理论科学之知的实际的具体的应用过程，实践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全部事实”[4]。不过坚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在思想深处还是认为“实践理性低于理论理性”[5]，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论”与“实践”、科学和信仰的分离。
作为道德哲学的最终形成者，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因此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不让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即将道德律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而且康德还宣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6]强调“人不应该仅仅被当做手段来看待和使用。也就是说，人是理想中的目的和实际生活中的手段的统一体”[7]。我们知道，康德将理性做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而在这里，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5]，实践必须从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出发，同时康德在认识论中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康德的实践理性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因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抽象的理性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推理的，这加剧了理论与现实的脱离，使哲学逐渐成为“只开花而不结果”的树。
19世纪是一个科学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沉沦的时代，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日益显现。此时哲学本应该承担起丰盈人的精神的任务，但不幸的是哲学沦为“玄学”，沉醉于概念推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近代认识论哲学遭遇越来越多指责的时候，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而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哲学转向实践论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功不可没。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同时还宣称：“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根本，只有为了人，通过人才能破解世界谜底。”[10]简单地说，马克思的实践就是主观改造与客观生成的统一，是“主观见诸于客观”或者“客观见诸于主观”的活动。实际上，马克思既强调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强调哲学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还强调实践是人在“纯粹理性”、“最高意志”等精神指导下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生命活动，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11]。这对厘清当前形形色色的实践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是20世纪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虽然胡塞尔本人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生活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因此他希望哲学像科学一样成为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建构哲学，即回到“前概念”的“生活世界”中去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并在事物如其所是的基础上建构严格科学的哲学。现象学的实践意义在于，主张哲学应该从本真的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逻辑出发去建构科学的世界，参与者通过“悬置”自己的经验等“还原”的办法去认识客观世界，用“同感”、“移情”和“统觉”的办法去理解意义世界[12]。
上述生活在民主时代的4位实践哲学大师，都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研究，都没有因为强调一种理性而绝对地贬抑另一种理性;都认为理性是价值的基础，价值是实践的基础;都强调实践中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应该在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完善自我;实践是认识善和行使善的活动。概括起来说，实践哲学就是主体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精神生命活动，这种精神既包括科学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这种活动既包括人在冥思苦想中获得的内在精神超越活动，也包括个人在交往活动或可观察的对象化活动中的精神体验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认识理性的视角不同，不同理性的地位有别，研究的路径不同，研究的方法有差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实践哲学看作一成不变的理论，而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研究和行动中辩证地把握实践哲学的思想!
二、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
在古代，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母体学科，其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彼时的哲学就是探讨万事万物的学问。到了中世纪，宗教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宣扬神权至上，人生而有罪，主张通过现实的禁欲获得来世的救赎，哲学被歪曲为研究宗教的经院哲学，主要目的是论证上帝存在的合法性，哲学遂陷入“玄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泥沼中，日益脱离人们日常的生活需要。
宗教改革后，哲学虽然冲破了经院哲学的桎梏，但随着科学革命的高潮迭起，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的母体学科中分离开来，哲学面临失去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危机”和受冷落的局面，于是哲学家们既追根溯源，试图从古代哲学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哲学的本意，又联系科学主义盛行的原因，企图从科学的变革中寻找哲学的尊严。当发现“philosophia”在古希腊是“爱智慧”和雅典娜在罗马是“智慧女神”的涵义以及总结出科学的革命实际是思维的革命或者方法的革命后，哲学被赋予“智慧之学”或者“反思之学”，哲学被喻成“密涅瓦的猫头鹰”，哲学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认识的认识”或者“思想的思想”，哲学甚至有了“元科学”的别名。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德国为了挽救国家战败的危机，试图通过复兴德国的精神文化而塑造民族的凝聚力，于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哲学置于其他学科之上，加上宽松的学术自由环境和恰当的学术组织形式，哲学不仅因为提倡运用反思方法研究纯粹理论而暂时躲过“合法性危机”，而且又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
哲学的发展，也带来教育哲学的发展。1632年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大教学论》，1693年洛克出版了《教育漫话》，1762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儿》，1776～1787年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共进行4个学期的“教育学”课程讲授，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183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设专门的教育哲学讲座，1848年第一本由德国教育哲学家罗森克兰兹应用黑格尔哲学观撰写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学体系》出版，1899年德国哲学家那托普出版具有教育哲学意蕴的《教育社会学》著作，1904年美国教育家霍恩第一次以《教育哲学》为书名撰写著作。可以说，教育哲学在对人的可教性、教育概念、教育目的、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化、教育体系化等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所散发出的教育思想光芒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不过，教育哲学的发展其实也深深蕴含着合法性危机。当柏拉图散见的理念论哲学诞生之时，教育哲学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在奴隶社会，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教育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虽然日益脱离，但由于人们的生活对教育的依赖性不强，因此教育哲学的危机被遮蔽了。在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上帝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导致人与宗教关系紧张。虽然后来有了解放人思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制度化的教育随之开始出现，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疏离，教育与儿童生活的矛盾日渐加剧，为此法国思想家卢梭举起浪漫主义大旗，在猛烈抨击专制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同时，提倡儿童本位，高扬自然教育。但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传统教育依旧坚不可摧。
在科学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由于过于强调思辨的研究方法和追求严密逻辑体系的建构，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加剧，以致在20世纪初，科学教育哲学、实验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永恒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等一大批教育哲学流派登上历史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教育哲学流派的产生实际是教育哲学危机的时代产物。“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亡，他主张科学教育学，研究教育事实中的规律联系，从而提出技术化的理论，他认为哲学教育学只是一套范畴、概念和体系，因而缺乏经验基础，不能在教育实践中实用。”[4]
教育哲学的合目的性危机也镶嵌在其合法性危机中。由于教育哲学过于追求教育的逻辑和体系，迎合科学发展而削弱人的生活需要，从而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遭遇“两张皮现象”，造成教育哲学指导乏力而陷入困境之中。对于这一点，美国教育家杜威早有认识，他提出：“我相信——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12]同时杜威还指出：“现在我们依然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比以前更迫切、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问题。”[12]为了超越传统教育哲学，杜威试图使教育哲学成为亲近和联系人与社会的教育哲学。不过总的来说，“20世纪世界教育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从学科自身到学科与教育活动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借鉴到现实的把握问题，从追求民族特色到国际教育哲学界对话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教育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失落上。”[13]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教育理论的建构并没有根本解决教育价值问题，因此将后现代哲学话语和现象学观点如“回到事物本身”、“生活世界”、“解构”、“理解”引进至教育哲学领域，正是力图摆脱教育哲学困境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且我国学者王坤庆教授指出：“教育哲学……是地地道道的实践哲学。”[14]金生铉教授甚至干脆提出“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4]。石中英教授也提出“实践性是20世纪教育哲学的重要特点”[15]。看来，从实践哲学角度寻求摆脱教育哲学的困境是众望所归!
三、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出路
1教育哲学的发展需要民主和宽容的社会氛围
虽然实践哲学受到关注之时，往往是人的尊严受到贬低之始。但并不是说这是因为社会变得更加专制。恰恰相反，实践哲学产生和发展较好的时候，往往是社会较为民主的时候。这不难理解，越是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人的问题就越受到重视，表达人思想的机会就越多。杜威在实践其哲学的时候，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而是联系民主社会谈教育，希望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正如“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16]一样，未经民主审视的教育观点是不值得人信赖也就难以使人做出一致行动的。只有民主和宽容的氛围，人畅所欲言、批判反思的权利才会得到保障，人们才有真正参与教育的热情。教育哲学的发展就不仅仅是专门的教育哲学家的事情，教育哲学才会进发出生命的活力!
2 教育 哲学需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自我认识是“哲学生活的起点”和“教育之哲学品性的开端” [17]。教育哲学进行自我认识的前提是需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具体而言，生活世界既包括人的 经验世界，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教育哲学对人的关注，基于人的经验世界，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而经验世界遵循逻辑规则，精神世界则遵循非逻辑规则。教育哲学必须在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里来回穿梭，否则教育哲学如果只关注经验世界，就会面临研究对象错位的合法性危机或者陷入就事论事的泥沼里;如果只关注精神世界，就会变得空洞虚幻面临无人问津的危险。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如果说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赫尔巴特的“统觉说”、皮亚杰的“双向建构”、维果茨基的“内化说”等是为了在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架起一道桥梁，那么现象学中的“交往”、“理解”、“对话”、“还原”就是力图在经验世界和意义世界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因此教育哲学只有回归统一的生活世界，人们才会在教育哲学领域里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教育哲学才会成为人人参与的一门学问。
另外，当今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基本言必称西方，使用的教育话语基本沿用西方的，也有学者简单照搬西方的教育哲学话语和范式分析我国的教育现状，这种不贴近 社会实际的教育哲学是无助于真正解决教育问题的。扭转这种局面，需要教育界的努力，也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3教育行动须与教育思想相结合
作为 实践哲学，教育哲学反对坐而论道，倡导用行动实现教育理想和追求，特别是在当前，行动研究法在教育领域大张旗鼓地推行，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大有益处。当人们指责教育理论空虚无用的时候，教育哲学希望用行动证明其价值，让教育思想统帅教育行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教育哲学只关心教育行动，那么就是对教育哲学的误解。因为教育哲学本意就是爱教育智慧，因此教育哲学实践应该是基于理智的实践。实际上，实践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都关注理论和行动，只是由于社会状况不同，学者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但绝不是顾此失彼的问题。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许多教师把撰写的 论文或课题成果当做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种理解是不深刻甚至有害的。真正的教育思想，是经过慎密思考和认真研究而得出的，而且其提出者在内心深处会信奉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行动中自觉践行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需要或者完成任务而临时提出的措辞。关于这一点，笔者比较赞同刘良华博士的观点，认为仅仅“出于 职业教育研究者的立场”、“没有从书本中走进教师的内心世界”或“没有进入教师的日常生活，更没有转化为教师决然而然的行动”的教育思想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必须是内在统一的，“欲使教育思想成为属于教育实践者精神世界的组成，非得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加以解说、非得融入他们的血液和呼吸之中和非得化为他们决然的行动不可。” [18]
4教育哲学须与教育科学相贯通
由于学科分工不同，教育科学主要是解决教育认识问题，教育哲学主要解决教育信仰问题，但千万不要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完全对立。事实上，作为实践哲学，教育哲学要使人成为一个全面占有自己“主体性”的人，首先必定是一个理性的人，否则他的信仰就可能沦为迷信。巴格莱有一段名言：“科学给我们以事实，事实是很重要的;可是科学不能给我们以理想，亦不能教我们如何选择理想，理想的选择，不是科学家的事，而是哲学家的事。所以除了教育科学以外，应有教育哲学和它并行。” [19]显然这里不仅强调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的分工不同，而且强调教育科学应与教育哲学并行，而不是将教育科学取代教育哲学。虽然实践哲学家重视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程度有差异，但绝不会因为强调一方而故意贬低另一方。因此教育哲学实践者除了要全面认识其价值外，还要消除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5教育哲学实践主体须相互合作
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美国当代教育哲学家J·索尔蒂斯在其《论教育哲学的前景》著作中将教育哲学分为专业的教育哲学、个人的教育哲学和公众的教育哲学。依此分类，教育哲学实践的主体就是专业的教育哲学家、个人和公众。教育哲学要想真正影响整个教育，就必须形成专业的教育哲学 工作者、个人和公众良性互动起来的局面，使各方的理智、情感和经验能够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也只有这样，教育与社会、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教育理论与教育行动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否则，教育舆论得不到疏通和引导，教育凝聚力就难以形成，教育改革就难以获得支持，教育 发展就会受阻。当然，教育哲学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需要民主宽松的社会 环境、人们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公众自由表达教育言论渠道的畅通等因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