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论文格式范文汇总三篇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对必然性的知识有一种相当明确的追求,其与因宗教而获得的信仰,及因科学而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知不尽相同,在追求必然性、唯一性的体系的同时,哲学的兴趣是在探索和我们连在一起的世界的道理,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哲学小论文格式范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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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小论文格式范文篇2
《中庸》的哲学思想
摘要:一个伟大民族文化生命的精髓所在,往往蕴藏与经典之中,笔者选择了《中庸》对其作出深度诠释。《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笔者从《中庸》一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入手,度诠释了《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中庸 思想 本体论 辩证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源于史前传说时期。《中庸》一书包括本体论、宇宙观和功夫论三方面,通过性、命、人、天贯穿始终。牟宗三先生将其称为本体宇宙论。笔者将重点从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来深度诠释《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二、《中庸》的宇宙观
(一)诚者天之道也――由人生哲学向世界观的转换
“诚”乃《中庸》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诚”有属性义和实体义两种解释。前者是“真实无妄”之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后者则释为真实无妄之诚体。
从精神意义的层面看,诚是仁的全部显现。《中庸》中的“诚体”便是“仁体”。含有运动和创造的性能。因此便有了: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这里的诚之“至”即是性之“尽”。只有至诚、尽性才能将“仁”之本体得以充分展现。而此天命在赋予人之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看似孤立无依,实则是“尽性”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同时进行,却又独立存在。
(二) “与天地参矣”与“唯天下至诚为能也”――《中庸》物与人的整体性思想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及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诚,天赋的本然之理,贯穿在万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奉为最宝贵的东西。至诚的人,并非自己取得成就就算完事,还要及于万物,行与他人。成己的人,毫无私意,这是仁;成物的人,随物施教,这是知。无性的仁德,体用一致,符合外内一致的规律,所以随时实行,没有不适宜的了。
万事万物、始终本末,无不以诚为本,诚涵泳全体,贯穿始终,故云:“诚者,物之始终。”沟水易涸,昙花易萎,推而至于道德、事功、文艺,苟出虚伪,终归泯灭。所以说:“不诚无物”。君子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
《中庸》这种由个体向群体,再向自然(天、地)转化的人文主义构想,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则蕴含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强烈信仰。人的天性是由天所下贯赋予的,但是,人之性并不是被动存在的,它在被创造的同时也进入了到了天无穷尽创造的全部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实现人性,就必须形成终极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境界。然而,这样的境界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普通人在具体的事务之中很难将其切实实践
三、《中庸》的方法论
(一)“故君子慎其独也”――由践仁到尽性的个人修养功夫
人性皆由天命所下贯,而人性皆显于“仁”。《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皆是仁之一端,可见“仁”之大用。因此,要通过践行“仁”,才能是人回归其本性。要践仁,“慎独”的功夫必不可少。正如《中庸》所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人之性皆由天命下贯,人人皆有其真性,那么为何会“民鲜久矣”?人性本赤诚,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物欲所掩盖所渗透。我们并不是像禁欲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欲望,欲望本身就属人性之一端,无从消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中庸所要求的如此至善的境界呢?“慎独”便是要求人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叫做隐,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叫做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却是最显露的;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却是最显著的。这些都源于个人内在的一种高度、觉醒。《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①“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②,“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在讼者”③
(二)“中庸”之“中”是事物的两方面――过与不及
中庸之中起源于“允执阙中”,这里的“中”释为一种政治上的公平。孔子以之为为政的物种美好德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如果作为度量来看,则中庸之“中”可理解为中点、中心之意。若以性与道论,则只能将其理解为至善之意,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极致境界,而不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乡愿”。
孔子认为中庸之中既非“过”,也非“不及”,却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独立存在。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而墨家的思想观念却与之相反。“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端”、“正而不可摇”(“欲”之“正”是“利”;“恶”之“正”是“害”)。他们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相对安定的,因此必须要有所偏。
三、中庸思想的启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对于新时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第一、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有所舍才能有所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亦如此。我们不能执一面之词,也不能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全都笼统接受。而是应该要有批判继承的科学精神,去其糟粕,继承那些对我们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
第二、对待传统文化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古老的几千年前,经过无数锤炼、发展和丰富,具有了十分厚重的内涵。毛泽东身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站在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分析法这把利器,打破了传统文化道德层面局限性的这堵围墙,运用运动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生动的创新。
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形成、发展、积淀,在如此宏大深邃的文化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实现“舍”与“得”便成为了中华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实践中才能出真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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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对必然性的知识有一种相当明确的追求,其与因宗教而获得的信仰,及因科学而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知不尽相同,在追求必然性、唯一性的体系的同时,哲学的兴趣是在探索和我们连在一起的世界的道理,而且还应是在不同的贯通的系统之间的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要达到更高的贯通和共识,而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融贯的、不断丰满和变得厚实的思想。
关键词:西方思想 哲学 科学 语言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9-13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都是从希腊说起,西方有两大源头,一个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西方也是有理性和信仰两大传统,雅典更多的是代表西方的理性传统,耶路撒冷更多的是代表西方的信仰传统。
西方有三大宗教,不但犹太教和____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而且即使伊斯兰教现在和基督____不相容,实际上伊斯兰教发源的时候可以看作是基督____个演变。学习哲学的人对希腊更加的熟悉,因为许多西方思想或非宗教思想以及一般理性都来自希腊。理性一词有时用得太宽泛,有时也用得狭窄,但这个传统是从希腊来的。科学一词出现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在此之前是没有科学一词的。我们现在把科学和哲学区分得很清楚了,而在希腊人那里philosophy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古代科学,凡是对知识的追求都是放在哲学的名下的。现在讲到科学和哲学也许会跟宗教、诗、艺术这些东西分开来的。古希腊时,它讲philosophy是跟历史、诗、艺术不分开来看的。如艺术追求的是一种东西,而philosophy是追求知识或者类似于知识一样的东西。而希腊的philosophy所追求的知识跟我们现在平常所说的知识并不完全一样,它是特别追求必然的知识。希腊思想或西方思想和其他文化中的思想是有所差异的,这种差异简单的来说就是,希腊人从一开始就对必然性的知识有一种相当明确的追求。
在西方,巴比伦的数学特别的发达,埃及的数学和几何学也很发达,希腊的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巴比伦和埃及引进过来的。虽然希腊人是从巴比伦和埃及引进数学,但是数学到了希腊就变得非常不一样,不同在于无论在巴比伦还是在埃及数学都不是一个衍义科学,而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但数学到了希腊之后出现了几何。中国古代的数学更接近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数学,而不是希腊的数学。
如果对这些古代文明稍微多一些了解,可能就会很难想象《几何原本》这种体系会出现在希腊以外的任何地方。这是源于希腊人对这种知识的必然性的追求以及可以做成一个衍义系统。实际上《几何原本》从明朝开始传进来再到清朝,那些接受西学的人读到《几何原本》时,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而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面,数学体系基本上源于《几何原本》,尤其是几何体系。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对真理追求的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可以用数学这个例子来说明希腊的知识类型和其他一般文化知识类型的区别。希腊以及在以后的西方,数学在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和其他文化非常不一样,数学在其他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能体会到西方的文化在笼罩着全球。这种对数字精确性和必然性知识的追求要追溯源头,可以相当准确无误的上溯到希腊思想。
当希腊人说起哲学philosophy和科学的时候,他们是跟Dogma相对说的。科学一词,中文的意思是追求必然性的知识;Dogma的意思是看法。
philosophy或者哲学追求必然的,有道理的,有原故的如此,而不是偶然性的如此。哲学或科学所关心的是为什么的事情,今天所说的科学,在希腊都是归哲学的名下,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都是属于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知识,或者这样一些事件所引起的关心。如历史学家理想上都希望能够从林林总总发生过的事情中,找出构成历史的前因后果的事情。我们通过对事情“为什么”的追问,就把历史中发生的事情连接成一个故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会说,哲学是给出我们世界整体的图画。发生在世界或历史中的事情有一种意义,等它组织成一幅图画,有了前因后果之后,生活、历史、世界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历史。
哲学关心事情的必然如此,关心事情的原故。通过这个原故把零星的事情组织起来,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义。如果是零散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也就是一些纯粹发生的事情而已。
哲学是什么?这个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如古希腊在回答哲学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古希腊更多的是把哲学与零星的所知和偶然的事件来对立着说,更强调从必然性和原故这个角度来谈哲学。
在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家或者一般人都是有信仰的,这个时候“哲学是什么”更多的是和信仰相对来谈的。如果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信仰本身就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这时人们再看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哲学背后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有了信仰,还要哲学干什么?无论奥古斯丁、阿奎纳等这些人在为哲学作辩护的时候,所想的问题是上帝给了我们智慧,上帝是无限的,我们都是有限的,因此就我们个人而言只能得到一个非常有限和残缺的智慧。但是不管智慧多么有限和残缺都是由上帝给予的,那么理性还能给予我们什么?他们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在中世纪,这样一个问题非常尖锐。到了十七、八世纪,“哲学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科学来说的。中世纪有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还要追寻干什么?实际上看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或其他的人在为哲学作辩护的时候,都是同一个问题:“有了科学,我们还要哲学干什么?”
近代科学是怎样从哲学中脱胎而出的?中国知道哲学的时候,可能更多会和比较玄的智慧或诗联系在一起来说。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更多的是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这些知识的研究都是交给哲学的。从伽里略、牛顿这些人开始逐渐转变成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科学。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为什么行星的轨道都是圆的?对于古代的哲学家这些都是哲学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事情都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偶然如此,只要是有道理的事情都是哲学家所要问的。世界与宇宙是连成一片的,为了提供世界和宇宙的图画,就需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至少是主要现象都和我们人类的道理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说明历史或人生以及整个宇宙,并给出一个整体的图画。如到底行星的轨道是圆的还是椭圆的?当时没有这么多的手段去做这个事情,只能从经验中摸索出一些道理,这些经验培养出我们对道理的领悟。 在古代哲学家的想象中天体是一些高贵的存在者,而高贵的存在者一定是圆满的。像我们的人生肯定是残缺不全的,地上的事物生生灭灭是一些残破的东西,而圆满的东西在运行的时候不可能是歪歪扭扭的,圆满的东西按照一种圆满的方式运行。我们知道天体的轨道一定不会是三角形、多边形或者古怪的形状,一定是圆的形状。我们所观察到的印象就跟我们按道理所想的印象相吻合,因此关于天体轨道是圆的就成了古代哲学、科学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几千年不曾怀疑过。乃至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天体轨道是圆的。开普勒提出行星运行三定律,其中一个定律就是天体的轨道、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的,这个观念在当时的科学界所引起的震动并不亚于日心说的震动。通过牛顿、开普勒等这些人的工作,让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就有了转换。这种转换可以这样说――古代人作哲学、科学的时候,把道理看得非常重要。而到了牛顿等人之后人们把观察资料、实验资料看得越来越重,对资料的精确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精确性要求高了之后,我们就会逐渐发现跟我们以前所想的道理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就会发现一些新的道理并加以说明。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大概是一个经验世界构成的。你会知道很多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随着经历慢慢就会培养起一种对世界、对人世的一种感觉,这些东西我们都叫做经验。哲学家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思想的经验,那怕你是想问题也需要有经验。我们通过经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子,可以笼统的说我们通过经验掌握道理。实际上我们从来不是个人去经验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早就被我们前人一代又一代经验过了。前人在经验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留下无数遗产。经验通过除了口传心授之外,其实根本的方式就是把经验凝结在我们的器物之中,我们日用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人类经验凝结起来的。
人类祖祖代代的经验凝结在我们整个周遭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经验,但我们都不是从零经验开始的,而是依托于我们人类已有的建制,然后我们个人再去经验一遍。
生活中有很多的道理和事实,无论什么道理都有可能因为事实打折扣。有的事情比较遥远,我们只能按道理想。如行星为什么是这样运转?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的问题很难通过自身的感知直接去确定,不能不通过道理的推演来了解。因此我们人类特别想了解遥远的并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是要靠道理去推想的。哲学家所谓给出世界这个画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道理去了解我们经验所不及的这个世界。哲学家能够通过道理去穷尽一些我们平常没有通过其他办法知道的事物,这是哲学家的一个特点。
光用道理是讲不清楚事物的,需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是所谓经验和实验的区别。经验是包含强烈意识亲身经历以及相当被动性质的一个词,不仅要亲身经历而且是你身在事中。我们被动性的选择恰恰正如被抛入、被卷入、被投入这样一种境遇,才使我们获得最深的经验。我们深层存在所联系在一起的经验,并不是你所选择的经验。
当我们说到观察的时候就已经从我们被抛入的经验中抽身出来一步。我们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经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可以掌握许多的道理,也可以掌握很多的规律,但是这些道理和规律跟我们在被卷入其中的经验所体会到的道理相比,是一个比较外部的道理。
实验一词,用哲学家培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拷问自然,以便获得关于自然的真理。”
你经验了这个世界,但是你还是得不到那些东西。你观察了这个世界同样还是得不到那些东西,这时你拷问这个世界你就得到那些东西了。
现代自然科学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真理,但世界的真理是拷问出来的而不是观察出来的,更不是经验出来的。如科学史家柯瓦雷所说,我们从近代科学发生之后就掉人一个悖论。我们有了两套真相:一套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真理;另一套是我们拷问出来的真相。
有些人认为哲学是作为一种初级的科学。如笛卡尔的宇宙模式是关于宇宙的假说,而牛顿的万有引力也是一个假说,这两个不同的假说在科学进一步的发展中证明了牛顿的假说是正确的,笛卡尔的假说是错误的而被抛弃了。哲学不断的为科学提供一些假说,科学的发展将会淘汰一部分假说,而把一部分假说从哲学变到科学。
探求物理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代名词)真理的过程是通过把世界对象化的方式来研究的,把世界完全放到一个对立面来研究的,而不是把世界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一起思考。
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不是用来描述我们心里的状态的。如冷和热这样的词,你说是在谈论客观世界还是在谈论主观世界;是在谈论我们自己还是谈之外的世界,两个回答显然都不好。当然一般来说谈论气温冷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在谈论世界,但是我们平常谈论世界的方式是连同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来谈的。
伽里略让我们区分两种类型的东西,一种是和我们有关的,另一种是和我们无关的。如红的、蓝的、绿的是由光的不同波长确定的,但是在蚂蚁的眼中这个波长是什么颜色,紫外线在蚂蚁的眼中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无从回答。这些“紫”的或“冷”的只能够连同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一起说出来,并不是说“紫”就是自己的感受。伽里略提出,我们作为一个科学者就不要连同我们的感受去谈论世界,实际上伽里略的想法就是近代物理学之所以整合现代物理学之可能的一个条件。我们现在看到物理学对人人有效,实际上不止对人人有效,而是没有人利用有效的一个世界。
有了科学之后,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跟我们连在一起的世界依然是有道理可寻的,哲学就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只有对象化的跟我们无关的世界才是有道理的,那道理就被科学研究完了。如果只有对象化的跟我们无关的第一性质的世界才是有道理的,那道理是完全被科学研究的。科学是靠把世界对象化才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把跟我们连在一起的世界一起研究了,那就取舍不了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因为科学的成就依赖于把世界对象化。
我们现在面临两种想法,一种是除了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一切都是主观的,没有道理可讲的。如果这样说一方面科学占有全部的真理,另外一方面是科学之外的世界就是一个主观的、任意的、没有道理可讲的世界。虽然今天的世界尽管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的语汇,我们的思想仍然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仍然是关于世界的,只不过这个世界从古到今都是一个连带着我们自己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对象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单独的发展出一个对象化的世界,一个通过拷问才能理解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的确有一套自身的真理,但是并不是取代我们生活的真谛,而是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 就我们生存经验来说,我们始终不可能生活到对象化的世界里面的,而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是有道理的世界,至少是一个我们仍然能探索其道理的世界。
哲学的兴趣是在探索和我们连在一起的世界的道理,哲学对世界的追问总是连同我们对世界的原初理解一并追问的。并不是摆脱了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并在追问世界离开了我们是什么样子,而是世界就我们的理解来说是什么样子。哲学最关心的就是道理连同我们自己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意义上“道理”与“规律”完全不同。“规律”一词是完全连同近代科学才产生出来的。以前人们都是讲“道理”,到了近代科学之后我们有了“规律”一词。
世界的根本规律是由科学去研究的,而不是由哲学去研究的。我们不会去关心跟我们无关世界的规律是什么,我们是在关心浸透着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的理解已经体现在人类世世代代的作品之中,作品包括有形的各种各样的器具、艺术品,也包括各种各样无形的建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语言。
这些无形作品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之后人们称之为精神课题或精神对象。十九世纪关于精神对象的说法是一个与科学的对象化相对的说法,这些东西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象,但是这个对象与自然对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对象中所研究的恰恰不是作为一个对象憧憬,而是这个对象中所包含的道理以及人类的理解。我们对于精神对象的研究,始终要理解和感兴趣的是精神课题中所包含的人类的理解或感受。
语言转向在二十世纪哲学中影响非常大,在所有精神课题中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我们所有精神课题都不只是为了表现我们的理解和感受,而语言唯一的用处就是让人理解,因此语言就没有物质的重量。
二、语言是无处不在的。
三、语言是语族所通用的。我可能不懂绘画、不懂象棋,但基本上任何语族的人不能不懂语言。
四、语言有稳定性。因为人人都在用语言,所以是任何人的一个共性。一个人如果要是对人类如何理解,对我们到底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他在争论各种问题的时候都想找到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理解这个世界的。这就不能不对语言非常的感兴趣,并用各种方式说理,事实上考古学家就是用器皿、殡葬的模式说道理,但是最通用的而且能够为所有人提供证据的自我理解语言是最为优先的。
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是用语言的实际用法来作证的。但是二十世纪发生的语言转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背景,这个背景就在于作为一个古代哲学家他是把世界这个道理笼统的都看作是自己的领域。到了二十世纪有一点非常清楚,哲学的探索与科学的探索是不同的,因此语言的重要性比照二十世纪之前就更加的重要。语言转向实际上还是比较表面的一个提法,真正的转向是更加明确突出哲学是连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来研究世界、追问世界的。我们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是最系统的、最深入的、最稳定的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明理,但哲学家的明理和一般人有所不同,哲学家给出了道理之后,还要追问这个道理背后的道理。
我们会去追问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有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德利用?如果因人因事就变了那还是不是道德?也许你关心的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只是天体问题这一部分已经从哲学中除去了。
常理有时候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冲突,当哲学家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想着怎么能够通过对道理的进一步思考,使那些看起来互相冲突的道理能够连接起来,不再是互相冲突的道理,这是穷理家和普通明理人的区别所在。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可能会有两种立场,一种是我们最终有一个哲学家他终于找到一套办法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贯通到了一起,他给我们提供了哲学的真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世上的道理是没有人能贯通得完的,就算能贯通他也不一定只用一种方式去贯通。哲学还不仅是贯通,而且还是在不同的贯通的系统之间的一场对话,且对话的目的不是要达到更高的贯通和共识。
虽然西方的思想由于追求必然性的唯一的体系,而产生了许多特别振聋发聩的思想。但我所理解的追求,更多不是追求唯一的,必然的体系,而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融贯的,不断丰满和变得厚实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