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热门三篇
中国哲学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前者是就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其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纵贯五千年;后者是就中国哲学的组成结构，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篇1
法家的哲学人生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李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以其政治实践鲜明地体现了法家的思想。他们共同的老师是战国后期的著名学者苟子。苟子是儒、法兼重的思想家，由于战国时期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他在承传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采纳了法家的思想成份，而提出了王霸兼用的主张。孔、孟都是重王道而轻霸道的。所谓王道，是以仁义统一天下，霸道是以武力统一天下。从唐尧、虞舜、夏禹都是以举贤、禅让的方式相继为天子的。他们是王道的榜样，因而孔、孟都主张“法先王”。但荀子则公然主张“法后王”。这里指的后王，就是指以武力推翻夏王朝的殷王成汤，与以武力推翻殷王朝的周武王。所以荀子在王霸兼用的招牌下，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法家的。荀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但他更强调后天的努力与改造。他并不认为“性恶，，是法家人生哲学的动力。不过，在他的学生李斯身上，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据《史记》的《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看到米仓里的老鼠又白又胖，生活安逸而自在，而阴沟中老鼠则又瘦又脏，李斯由此得到启发，做人也必须善于选择。从而李斯决定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以彻底改变仓库小官吏的暗淡命运，最后他终于依靠他的努力与才华，成为秦始皇的宰相。从李斯的人生实践可知，治国平天下，不一定要修身、齐家，依靠个人奋斗，从一己之私利出发，同样可以走上人生的辉煌之路。
法家人物从来不讲仁慈与兼爱，他们崇尚阳刚之气，主张强力与奋斗，不断地向权势进展，为了辉煌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较动机与后果。
法家的哲学人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强力，扩张自我，要有坚强的毅力与意志，做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超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只是超人实现其强力意志的工具。
以历史人物为例证明，秦始皇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以超人自居，以其强大的武力，并吞六国、筑长城、修驰道、起阿房宫，使用了众多的民力，把民众当作实施其意志的工具。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其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从其“始皇”的称号来看，他的意图是创立万世的基业，以其并吞六国的方式来看，曾一次活埋赵军四十万，加上其滥用民力，无仁慈与善心可言，其动机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他没有以仁与礼修身完善自己，但他确实做到了治国、平天下。秦国素以法家思想治国，秦始皇的宰相，又是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斯。可见秦始皇是法家的哲学人生的一个成功实践者。
再如汉武帝，他好大喜功，驱逐匈奴、开拓疆域，威震四方，他表面上“独尊儒术”，骨子里是“外儒内法”，他也没有修身、齐家，但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成功的历史人物。
再说，三国时期的曹操，论其道德修身而言，他远不如诸葛亮，但以治国、平天下而言，最终统一天下的毕竟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诸葛亮辅佐的西蜀政权。秦始皇、汉武帝与曹操都是以法家哲学人生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功人物。
荀子虽然没有主张“恶”是人生成功的动力，但他毕竟是性恶论的创导者。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性恶论比性善论深刻得多，恶是创造历史的扛杆，很多大企业，创造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似乎是我为人人，但实质上是达到人人为我的目的。
“性恶”，似乎很难听，不像性善那样能使人欣然接受，但黑格尔老人的论述毕竟是有见地的，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有哪一个不是为丰厚的利润而建立的?
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以其强悍的骑兵，攻占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份土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了埃及与印度，是否出于善心，让占领地人们共存共荣?这些著名历史人物所作所为，使人感觉到在强力意志的背后，其动力并非出于善而是更多地带有性恶的成份。
如果以成功论英雄的话，请问以明德至善为动力的英雄是多数还是少数?如果客观地说以性善为动力的英雄毕竟是少数。由此可见、法家的哲学人生，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强调的强力意志的背后，带有浓厚的个人利益的色彩，他们是以一己之利出发，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而走上成功之路的。
中国法家的哲学人生，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并不完全赞成，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学说，但也不宜鄙弃这些学说，因为在这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利益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将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凡人而言，他们的成功之路的背后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人奋斗的成份。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正视现实的问题。
道家的哲学人生
如果说法家的哲学人生，是阳刚性的强力哲学的话，道家的哲学人生，便是阴柔性的弱势者、失意者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庄子，本文更偏重于庄子。老子认为阴柔终胜阳刚，并非指阴柔直接战胜阳刚，而是阴柔的状态比阳刚更富于生命力。老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舌头是柔软的，牙齿是刚强的，但人到了老年之后，坚强的牙齿都掉光了，而柔软的舌头尚保持完好。所以道家哲学崇阴柔而贬低阳刚，其本意是指保持生命更长更久的一种手段与方法。阴柔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实际运用时，可以变化成很多形态。法家人生哲学是做超人，鼓励人们向权势靠拢，人往高处走。道家哲学人生则相反，认为人与人相处，应懂得谦让，要像水一样，能往低处流。能居于人所不争之处，就更有安全感。法家的哲学人生，要人们向权势靠拢，因为权势对人生大有作用。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则强调“无用之用”。如有些大树，木质不行，虽枝叶茂盛，而无所用之，匠人弃而不顾，但可栖息树影之下，逍遥于丰草之上，这就是无用之用。又如人生的残疾，固然是灾祸，令人痛苦。但平时，可以因残疾而避免劳役，战争时期，因残疾而免去兵役。这是祸中有福，也是无用之用。道家哲学人生又认为，生与死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故生而不足喜，死不足悲。如果一个帝王，白天虽享有无穷的富贵，但晚上天天做恶梦，穷饿潦倒，乞丐不如。而一个乞丐，白天虽穷饿不堪，而晚上做梦，则锦衣玉食，不可一世。因此帝王与乞丐等同。庄子一生清贫，但他视富贵如浮云，他告知来聘请他出任高官的使者说，我不愿作高供于庙堂之上的死龟，而宁作曳尾于泥中的活龟。庄子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哲人，他不相信有绝对的权威与圣人。因为与天地宇宙的悠悠无穷和博大无比相比，万物之一的人类，芸芸众生中一个
个人，如孔子又算得是什么呢?所以道家的 哲学人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观，是一种以不争为争的人生观，他要求弱势者、失意者不必为没有高官厚禄而沮丧，应该自尊、自信，为精神自由而悠闲地活着，强调天人合一。能真正做到“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并生”，人就超越于生死之外了。
道家哲学人生成功的 实践者，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的阮籍与嵇康，读一读嵇康著名的散文作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知道他对官场的深恶痛绝和对大自然的深情向往，他追求的是远离 政治的精神自由。
晋、宋之交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退，他以饮酒自居，陶醉于自然风光之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生活。他对人生、对生死有很洒脱的看法，“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悠悠人生，不过如此而己。
唐代诗人李白就其才思敏捷、天才英发而言，就其个性豪放、不拘一格而言，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自由的追求者，仕途失意后，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就更强烈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充分展示，显示了李白特有的人格魅力。他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高度自信，他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他的豪饮，他的浪漫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诗人，也唯有李白得了“诗仙”的称号。
北宋的苏东坡，原是意气风发的儒家信奉者，政治上遭受多次沉重的打击后，转而信奉道家庄子的哲学，写出《前赤壁赋》那么优美而潇洒的文章，成为庄子《逍遥游》与《齐物论》最好的 文学解读。苏轼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他追求精神自由的表述。
清代的曹雪芹亦是道家哲学人生的成功实践者，《红楼梦》一书对科举仕途、功名利禄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对荣华富贵，只视作为南柯一梦。曹雪芹感悟到，真正的人生便是归真返朴。曹雪芹以其天才的作品，证明了他对庄子的哲学人生，有最透彻的了解。
现实世界中，真正重量级的超人只是少数，秦汉以来，人们称道的也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而己。相对而言，失意者、失势者却是不可胜数，但富有天才的失意者、失势者也只是少数，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他们都是一流的天才作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遭受了种种挫折，转而信奉道家的哲学人生，努力寻找自己的精神自由。他们千古不朽的作品，就是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真实记录。
道家的哲学人生之所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因为道家的哲学人生，不同于法家、儒家的哲学人生。法家和儒家的哲学人生，都是功利的，而道家的哲学人生是超功利的。所以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评价道家的哲学人生说：“道家学说对 社会来说是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中国思想家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中某种精神上的东西”(《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9页)。汤因比又说：“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同上，196页)。这就是说，道家的哲学人生，特别关注精神自由的追求，法家关注的是权势与地位，儒家关注的是治国平天下，这两家都忽略了精神上的东西，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恰恰是社会的失势者与失意者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前苏联的一位著名学者，因为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被斯大林点名批判后，他自称为“内心的流浪者”。这是一种很贴切的表述，道家哲学人生关注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正是社会中一切“内心流浪者”的一贴药方。道家哲学人生的意义，就是提出了一个精神的人，它正好弥补了儒、法两家不该忽略的空白。
儒家的哲学人生
儒家的哲学人生，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其所以能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儒家学说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一、立足于中庸之道，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一视同仁，均衡对待。如法家偏重阳刚，道家注重阴柔，儒家认为有所偏，即有所失，有所重必有所轻，而阴阳两极是相辅相成的，对立又统一的，因此该学派阴阳兼重，刚柔并济。这种兼顾融合的处理方法，就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如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礼是维护现有的等级制度的，礼仪制度是等级制度的规范，其作用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而“仁”则强调爱人，以人为本，即是兼顾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融和沟通，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冲突，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而孔子就是抓到这两个关键性东西，以“和为贵”作为稳定、 发展社会的催化剂，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
二、儒家的学说，起点较高，目标明确，步骤得当。其哲学人生的四个阶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点就是以“仁”与“礼”不断地完善自己，力争成为道德上的完人。第二阶段，就是处好家庭的内部关系。处理的原则是，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的要孝顺，做兄长的要友爱，做弟弟的要恭敬。家庭是小社会，只有把家庭内部关系搞顺了，搞和谐了，才能证明你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这样进一步就能治国、平天下。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以虞舜的事迹为榜样而建立的。据《史记》说，舜以孝为天下闻，而“孝为百善先”，故舜善于修身，以明德至善闻名于天下，唐尧举舜于民间而嫁以二女。舜父昏愦而双目失明，舜的后母狠毒而嚣张，其弟象贪婪而不择手段，舜多次遭杀身之祸而脱险，然舜终以孝敬和友爱感化了父母与弟弟，以“齐家”的完美结局，显示了舜第二阶段的成功。然后，舜作为大臣，治国有方，最终尧禅位于舜，舜以天子之位而天下大治。
但儒家的哲学人生，修齐治平的模式，并非人人都能完全做到。以夏禹为例，禹确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为了治水，他三过家们而不入，家门都不进，他如何齐家。可见，修身是关键，齐家并非是一个非有不可的环节，而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亦可因人因事而异，有所调整。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主要指道德修养，而并非指人人可以当君王当天子。
儒家的哲学人生，并非只有修齐治平一个模式，重在道德修养，而且也关注到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如处于盛世，则要求能做到达则兼善天下;而处于乱世，则要求能穷则独善其身。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著名人物，大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良将。如汉代的苏武，忠贞报国，身为使节而牧羊十九年，终于荣归故国。南宋的岳飞，抗金名将，精忠报国，宁死而不改初衷。浩然正气的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愧是千古长存的民族英雄。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历史名人，均以其崇高的道德精神、坚贞的民族气节，感人至深。所以从总体看，儒家的哲学人生，在中国哲学人生中，始终居于正宗的地位。
大体而言，法家的哲学人生，其成功以帝王居多，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等。因为他们成功的路上，不可能只靠明德至善取胜，若宋太祖是靠“黄袍加身”而身居帝位的。如果讲究仁与礼，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宋太祖。凡非常时期成就伟业者，必走不拘一格的道路。信奉道家的哲学人生，都是失势、失意的天才文人，也只有他们能坚持不懈地追求精神的自由。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大都是忠臣良将，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中国的哲学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哲学人生是正宗，道、法两家哲学人生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人生的完整体系，具有相当明显的中国特色。深入地研究中国儒、道、法三家的哲学人生的观点及其代表人物，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与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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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篇2
中国哲学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前者是就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其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纵贯五千年;后者是就中国哲学的组成结构，中国哲学一分为三，儒道释三分天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然而，在中国哲学史上若仔细推敲分辨，在儒道释组成的中国哲学结构中，道家哲学应占主导地位，儒释处于从属、补充地位。对此，台湾大学陈鼓应先生《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已主张在先，正如张岱年所说：“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哲学本体论”，不仅如此，道家也开创了宇宙论，独特的认识论及人生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徽大学孙以楷在其主编的六卷本《道家与中国哲学》序言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根是道家哲学，主干是儒道互补”，该书将道家哲学放在中国哲学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即考察道家哲学形成的基本理论及它对儒、墨、名、法、阴阳、佛家的影响，论从史出。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来探讨中国哲学的精神或是中国哲学的特征。
中国哲学精神之一：“源头早慧”
开头说过中国哲学起源于《周易》，它被称为道家“三玄”之一，可综观国内中国哲学史，没有一部明确指出这一观点。华东师大丁彦祯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易经》的“阴阳观”、《尚书》的“五行”观，然而《周易》包含丰富的哲学思维与哲学思想，该书没有深入全面地阐述。李存山在其《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一书的绪论也认为：“如果说《易经》中有哲学思想，也只是‘卜筮之书’中哲学思想萌芽”，其理由之一是“在其64条卦辞、384条爻辞中除‘鸣鹤在阴’外竟无‘阴阳’思想的痕迹”，这与张立文在其所著《周易思想研究》所主张的“《易经》中‘一’、‘--’符号，后来都称其‘阳爻’和‘阴爻’，但其原来的意义是否代表‘阴与阳’，在《易经》中找不到根据”的观点如出一辙。由此我认为这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周易》义理，过于执着于《周易》书面文字。《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其注云：“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周易》一书虽然没有明确出现“阴阳”二字，但实质上已包含这一义理思想，也就是说虽无其“名”，已有其“实”，就像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辩证法之“名”，但实际上也含有辩证法思想一样。金景芳先生在《周易讲座》中认为：“讲《易经》把着眼点放在历史故事或者用文字考证的办法讲《易经》都是要不得的”，金先生在该书《序》中指出：“古往今来说《周易》之书，总有二蔽，一蔽于单纯地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承认《周易》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二蔽于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解，而无视《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初它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然而经过发展以后，由于发生质变，于是有了哲学内容”，在此，我认为“卜筮”作为一种“占卜”形式本身就具有哲学功能。“占卜”者即预测吉凶也，而哲学功能之一就是预测。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哲学是时代的触须，哲学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看问题，去预测未来。”不仅如此，《周易》由“阳爻一”与“阴爻--”首先推演出乾坤两卦，而阳爻、阴爻本身就是对“天”与“地”的抽象概括，这种抽象概括也是哲学功能之一。那么《周易》一书包含哪些系统哲学思想呢?
《周易》的核心哲学思想存在一种“象数逻辑”。何谓“象数逻辑”?它是指用阴阳数字建构(推演)宇宙万物的象征结构，探讨蕴含在天、地、人三材中的义理的一种符号逻辑，它包括三方面内容：
1、该逻辑首先包含一个2n数列(n=0、1、2、3、4、5、6)，即20、21、22、23、24、25、26相对应的数为“1、2、4、8、16、32、64”，《周易》讲“分而为二以象两”，即从“一”分为“--”，前者属阳，象征天，后者属阴，象征地。《坤·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天具有生生不息、地具有厚德载物的功能，万物是天地阴阳孕育而成。这个数列概括出“易有太极，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
2、该逻辑还包含一个有规律的排列组合系统。郭忠和先生《〈易〉数排列组合的探讨》(北师大版《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一文认为《周易》包含一种逻辑推演系统。郭先生概括黎凯旋先生的《易》述，将八卦作一菱形排列，用A代表阳(一)，用B代表阴(--)，得出一条近代数学二项式公式，即A3+3A2B+3AB2+B3=(A+B)3，当(A+B)6时，正好符合64卦的推演过程，由此推论一条数学公理，与近代数学史的巴卡斯猜想公理不谋而合。
3、象是指数、爻、卦的象征意义，即象征天、地、人三材。要之，象数逻辑以探讨天、地、人三材的意义为归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也包括没有数学)，也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推理，尤其说中国哲学没有象黑格尔《小逻辑》那种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殊不知，讲这种话的人是在妄自菲薄呢?还是在数典忘祖呢?至于《周易》辩证唯物思想，诸如变易与不易、简易，对立统一等思想，象数逻辑已统摄，不再展开。
中国哲学精神之二：体悟思维
“体”即体验，“悟”指感悟，前者如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了解”。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第一讲中强调：“了解一个东西一定要相应，假若你了解科学，那么你对科学本性有相应的体会，假若你要了解哲学，那么你要对哲学本性有相应的体会，不相应就是外行，一说话就会错。”例如复旦哲学系中哲教研室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论将中国哲学的特质界定为“实践哲学”，我认为这是用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来套用中国哲学，这表明编者对中国哲学特质缺乏应有的体会。我同意海外新儒家将中国哲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之学”。后者正如陆懋德所著《周秦哲学史》所言：“吾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近人都以此为病，不知吾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此”。盖哲学之微言大义，非从悟入手不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在分析中国哲学的特征时也强调：“中国哲学重了悟，不重论证”，“体验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经常得到贯通，即有所得。”中国哲学“体悟思维”是由中国汉字象形特征决定的，中国汉字用形象来表意的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讲：“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有数象、爻象、卦象之别，但均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象征意思。就“易”本身而言，“日月为之易”，这是汉字会意造字法，也就是说“易”是用来说明日、月等自然现象变化的。“体悟思维”要求不能拘泥于文字表面，甚至泥古不化，要用心静想观照，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联类贯通，以期思维的升华与质变。这一过程正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拈示：“《朱子语类》卷十八论‘致知节目’云：‘逐节思索，自然有觉。如谚所谓：冷灰星豆爆。’尼采自道其‘烟士披里纯’之体验云：‘心所思索，忽如电光霍闪，登时照彻，无复遁形，不可游移。’”，火候一到，就会出现创造性灵感火花，悟得义理所在，而“得意”则可“忘象”。金景芳先生认为，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即可解释为春夏秋冬，又可解释为仁义理智、东西南北等。这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死，这就像《说卦》，论乾为君，又说乾为父，又说乾为马一样。再如对“五行说”的理解，也可联类。占星家将其看成“五星”，兵家将其看成“五方”，阴阳家则将其看成“五德”循环，董仲舒则看成“仁义理智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论《周易正义》第二则中论到：“《易》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即明，也不恋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勿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钱钟书先生进一步论证：“不能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以权为实，假喻也认作真质，斯亦学道致知之常弊，古之哲人有鉴于词足以害意，或乃以言破言，即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反其语破之”。在此，钱先生指出不能得意忘言，反被文字所障，即“以词害意”，所以后世禅宗强调“渐悟与顿悟”，甚至“不立文字，直指心性，明心见佛”，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心是自由的，可以“心游万仞，精骛八极”，而文字是琐碎的，有局限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金景芳先生在《〈周易〉与〈老子〉》一文中运用比较方法得出结论，认为《老子》的修养方法在于“冥悟”，他引证《老子》曰：“故常不欲，以见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庄子》说理，善于运用寓言、卮言，甚至神话，也是“立象尽意”。孔子教育学生，用启发式循循诱导，孟子用比喻争辩，更是具有雄辩色彩……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体悟思维”由《周易》奠基，老庄承其绪，孔孟等增其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
中国 哲学精神之三：侧于反思
老子《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也”。而“反”的观念最早源于《周易》，只是老子正式确立了反向思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运用“反”的观念，揭示宇宙运行的循环性、周期性，并用之于对 社会现实的批判。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十三则认为：“《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变’齐功比美，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反有两义。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之反，回反也”。钱先生认为：“《老子》之‘反’，融贯两义，即正反而合……与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老子在认识论上提出“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及“静观”与“玄览”等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主张为政之道在于“无为而治”(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柔弱胜刚强”、 “守弱贵雌”、“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弱者，道之用也”。纵观中国哲学史，反思批判功能贯穿始终。这种哲学功能使人们突破常规思维，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使事物 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从而提高认识内容的丰富性。庄子哲学继承发展老子的“道观”，他用相对主义作认识论基础，认为诸子百家“彼也是非，此也是非”，他们之间是无法辩明的。所以他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强调“齐是非”、“万物一齐”。在百家争鸣时代，墨子针对儒家的“仁爱”，提出“兼爱”;用“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又用“非命”反对儒家的“天命”。汉代王充《论衡》用“疾虚妄”批判谶纬神学，至南北朝时范缜高举反佛的无神论大旗，对门阀士族进行批判。在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唐朝，韩愈反佛最力，因作《谏迎佛骨表》，几遭死罪，而柳宗元则对儒家经典进行分析批判，如对“拘儒”教条风气的批判。五代时，南方禅宗逐渐演变为五大宗派，出现“呵佛骂祖”、毁弃经教的教授方法，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站在唯物立场，对佛老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王安石在“心物”(知行)之辩上反对先验论，到明代李贽以“童心说”揭露道学名教的虚伪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并非所有的反思都反得其所，批得到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哲学精神之四：重于修道
《周易·系辞》“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之道”就是天地人三材，三位一体，“修道”就是修天地人三道。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引证《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刚柔，立人之道曰仁义”。他认为“三极”不是有三个道，是同一道有三种形态，同一道有所不同的表现，也即《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12则“分散眢论”所论“明于斯理，庶几有一而不亡二，指百体而仍然马，数百件而勿失舆矣”。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因此中国哲学的修道精神也可分为“天人合一”之道、“儒道释合而不同”之道及“知行合一”之道即“培养理想、自由的人格”之道。
“天人合一”之道即天(地)人合于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即“心性之道”。《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善也，成之者性也”，即“继善成性”。《中庸》曰：“天命为之性，率性为之道”，性分阴阳，“率性”就是顺乎自然阴阳之道。康德认为人是有目的的，而自然也是有目的的，天人合一合于“率性”之“目的论”。《孟子》曰：“尽心知性，知天道”，天道等同于心性之道，“万物皆备于我(心)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汉代董仲舒也讲“顺命成性”，从而“防欲禁情”，至唐代李翱吸收佛教心性论提出“去情复性”，成为宋明 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求复性观的先声，陆王也讲“复心之本体”。人皆有心，如同天地有心(这种心即“不真空之心”)、万物有灵一样，因此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特质可以归为“心性之学”，(复旦版《中国哲学史导论》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应该是“ 实践哲学”，这种观念将“心性哲学”与“实践哲学”关系割裂了)所以中国哲学的功夫在于修炼心性。《周易·系辞》：“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20则引《注》云：“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又引《庄子·山木》：“愿君刳形去皮，晒心去欲”，又《知北游》：“汝斋戒，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语意与“洗心”契会。圣人为何要“洗心”?因为人心被“成心”所污染，如《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4则所谓“在天地，为自然，在人为极不自然”，这涉及到“人是什么?”的论题。《道藏提要·附录四》：“盖人者气禀阴阳之和，体具刚柔之性，心根仁义之端，一身之中，三才道备，所以与天地并立也。惜乎混沌鉴而纯和散，浇漓扇而巧伪滋，不仁不义，不孝不悌，礼义廉耻之风丧，乘争凌犯之俗成，嫉贤妒能，伤生害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人欲既炽，罪恶生焉。罪业既深，凶荒、疫疠、水火、刀兵、劫运至矣。”按基督教的“原罪”说，人是有罪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自然法的禁果，才有了人类的产生，也就是说人在自然法的法庭上是有罪的。因为“不自然”、不符合自然法，所以人类要修炼自然心性之道。如何修炼?首先，忏悔罪过。《〈周易集解〉导读》卷第一乾卦，“上九：亢龙有悔”;卷第十三《系辞》：“无咎者，善补过也。虞翻曰:失位为咎，悔，复而之正，故‘善补过’。孔子曰‘退思补过’者也。”其次，《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三则引《老子》四十九章：“浑其心”，重言申明，皆《庄子·天地》“浑沌氏之术”，《关尹子·三极》谓“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丑心”胥不可“明”，是以“圣人浑之”，又《八筹》谓“唯其浑沦，所以为道”，又引佛经云“欲贪以虚妄分别为本”，《五灯会元》卷一《信心铭》云：“至道无他，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钱钟书先生结论云：“鉴差异即乖反朴入浑，背平等齐物之大道”。《老子王弼注》第四则：王弼注谓“圣人于天地合其德”，即言其师法天地。钱先生发挥之：“借曰能之，乃刻意矫揉，尽心涵养，拂逆本性，庶几万一。”正如第十章称“玄德”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庄子·庚桑楚》论“卫生之经”在乎“能儿子”，《吕氏春秋·具备》论“三月婴儿”之“合乎于精，通于天”，“在婴儿不学而能，在成人勉学而难能”。“不学而能”即孟子所谓的“良能”，而“良能”为“童心”所有，即天地赤子之心所有，“童心”与“浑其心”消息相通也。《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二十二则《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注》：“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也”。也即“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钱先生认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心之同然，本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即合乎物之本然也”，“天人合一”之道合于 心理、物理、事理，也即朱子所谓“理一分殊”之“月印万川”也。由于篇幅所限，“儒道释合而不同”之道、“知行合一”之道在此省略不论。
总之，中国哲学精神源于《周易》，构建了“象、数、理”宇宙人生框架，由道家开创哲学本体论，并因此强调“天人合一”之道，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构建“和谐世界”新秩序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价值。《大学》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唯新”。生生不息的中国哲学精神所包含的原创力和价值体系一定会再次走向世界，也一定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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