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哲学智慧的论文(精选三篇)

哲学是爱智慧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哲学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存在的智慧，一种避免吾人生命坠毁入危灭之途的智慧。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有关中国哲学智慧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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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哲学智慧的论文篇2

内容摘要：哲学是爱智慧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哲学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存在的智慧，一种避免吾人生命坠毁入危灭之途的智慧。为免个体生命坠毁于危途，中国哲学要求心秉中正，以礼规范自己言语行为。礼对生命之养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生命、自然环境、社会群体。以此为基础，礼养吾人生命“入精微、致广大”，终使吾人生命达“天地同和，天地同节”的生生之界。礼是吾人在现实的具体事上，对生命惟精惟一的磨练与涵养。

关键词：爱智慧 危途 礼

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爱智慧

1 哲学是爱智慧。

什么是爱智慧。爱智慧是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对先贤、对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并以此理解为基础对生活做出实质性抉择。这一抉择就是我们的行为。

每一次这样的行为都将我们的生命带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中，一个只有你独知的领域中。在这一领域中，世界、人类、大地、时空与你处于无间的融合中，在这一融合中，你或有智慧或无智慧。所谓智慧是意味着你是否秉承、顺应了只有你独知的这一融合境域中的中正力量。

智慧就是秉承“独知境域”中那一本源意义上的中正力量。有了这一中正力量，我们的抉择才不会坠毁入危途。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独知境域”中进行抉择。每一次抉择，或有智慧，或无智慧。但无论怎么样的抉择都是你自己的抉择，而不是他人的抉择，你要承担你抉择后一切发生的事件，无人能代替你承担。逃避承担不仅不是智慧的，同时也不是爱智者的生活方式，爱智者，不一定是智慧的，但承担自己抉择后的一切事件则是爱智者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没有承担后果的爱智慧行为，永远不可能是智慧的拥有者。

自己抉择并承担抉择是一切爱智慧者本源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只有这种自己抉择并承担一切后果的行为，世界的真实意义才可能为我们打开，一种诚实的力量将去除掉一切虚浮不实的幻象，世界的真实意义将洗净你内心一切污秽，你将处于本源真实的中正洁净中。

每一次抉择，或智慧，或愚蠢，但无论怎样抉择都由你自己做出，并由你自己承担抉择后的一切。先贤只是以睿智的目光作壁上观。先贤只能冷静的言：自己抉择、自己承担，没有人能代替你。

爱智慧就是你自己看着做作壁上观的先贤，对现实处境中的事物做出抉择，没有现成的旅游指南为你指出坐几路公交车可以到达目的地。

爱智慧不等同于你就有智慧，只有你做出抉择了，这时才能判断你是否有智慧。

一次有智慧，不代表你终生有智慧。你仍在充满歧途的旅途中，或危坠，或走出危途。只有生命秉承中正之力，不断走出危途，智慧积累越多，我们才能逐渐接近那“善的相”，接近那“良知”，接近那先贤中的“仁”，或拥有。但拥有并不一定代表你永远都在真理之路上行走，你的抉择还有可能将你带入危途。

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先贤只作壁上观。爱智慧、有智慧，需要你看着壁上观的先贤，在他们的光辉下，进入你未知的领域。领域永远是未知的，因为你不是上帝，不是先知。在未知领域中，壁上观的先贤只能告诉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爱智慧，就是自己独行在“危”、“微”的路上，心秉中正而不坠毁入危途。

当我们沉溺于先贤的典籍中，忘了自己的抉择时，这是对生命存在的遗忘，这种遗忘恰能导致你误入危途。因为存在是你自己的存在，不是先贤的存在，先贤不能代替你存在。沉溺于先贤的典籍，是自己对自己独知领域的无视，是舍已从人。当我们舍已从人时，你将离危坠之途不远。舍已从人，你将偏离中正之途。

中国先贤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充分揭示了我们终生都在“危”、“微”的途中独自行走。

问题是：哲学是爱智慧，我们怎样才能在哲学的智慧下，在“危”、“微”的途中独自行走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

中国先贤又曰：“惟精惟一，允执其中。”

怎样才能“惟精惟一，允执其中”?

“中正”与“礼”，二者互为表里，达“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之界。

何谓“中正”?

中正是自己在独知的领域中，秉承决定这一领域的力量，以仁厚明睿之心察事之隐微。中正是一种仁厚笃实的生命，这一生命秉承着你所在境域的那一生生的混元力量。何谓仁厚笃实的生命?这一生命不因外在虚云浮障而改变自己仁厚笃实的中正之心。中正是仁厚笃实的生命秉承决定其所处境域那一力量，生命与其所处境域的合一，正所谓天人合一。中正是一种吾人在所处境域中，一种物我人和谐的生命流畅。

何谓礼?

礼是中正之心应事之外发，是随着境域发生变化、中正笃实生命的具体的行为。礼修正言语行为以避免我们误入歧途，其是对我们行为惟精惟一的修正，是对生命中正笃实惟精惟一的磨练。

礼是中正生命力的应事之外发，同时礼又是对中正笃实生命的惟精惟一之养护。中正与礼互为表里助吾人步入爱智者的中正大道。

中国先贤用礼磨练吾人，避免吾人误入危途。礼对生命之意义，荀子之论甚是精微。

“做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悦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仪，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 (《荀子·礼论篇》)

在中国先贤的思想中，“一之于礼仪”的言语行为可免吾人行走坠入死、害、危、灭之危途。

哲学是爱智慧的。中国哲学的智慧可以说是一种存在的智慧，一种避免吾人生命坠毁入危灭之途的智慧。个体生命何以才能是一种智慧的存在方式，中国哲学要求心秉中正，以礼规范自己言语行为。若此则可多一些智慧，在独行于“危”、“微”途中不致坠毁于危灭之途。

吾人行走何以易坠入死、害、危、灭之危途，这源于吾人欲心之危，道心之微。欲心重，道心微，则行为无度，破天地人伦和谐，故吾人行走易坠入死、害、危、灭之危途。

针对欲心之危、道心之微。

荀子曰：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篇》)

从荀子对礼之起源之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贤充分尊重“人生而有欲”这一事实，有欲则必有所求。问题不在有所求，而在于所求是否有度、是否恰当，是否因欲心而害了道心。故中国先贤在人生而欲，有欲必有所求这一前提下，制定礼仪养吾人合乎法度的欲望之求，避免吾人欲心危害道心从而坠入危途之域。

欲是吾人源于天地的生命力，需以礼仪调和养护，善养则欲心不害道心，吾人不致入危途之域，且可使吾人生命入中正精微之界。

礼养的三个层次

从中国先贤对礼之论，我们可以看出礼是“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是对个体生命的养护，个体生命又必在一具体境域中生存，礼养个体生命必养其所处的具体生命境域。具体生命境域含自然环境与人类群体，故礼之养必包含三个层次：个体生命、自然环境、社会群体。

1、对个体之生命之养

个体生命以何与其所处境域进行关联?

目耳口鼻体与行为、言语，故礼必养耳目口鼻，修正吾人言语、行为。

礼养目耳口鼻体。

“稻梁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 (《史记·卷二十三》)

养必有节。

“(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论语·乡党》)

从孔子在饮食方面的这些礼仪，我们可以看出先贤之制礼仪既重对生命之欲的养护，又重欲不至过而无节度。所以，孔子养欲重在有节，故其“惟酒无量，不及乱”，“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朱熹《四书集注》中先贤对此段之注，充分体现了礼仪重养吾人欲，又重节吾人之欲，使欲必不穷乎物，为外物所牵而丧吾人中正清明。

“谢子曰：圣人饮食如此，非极口腹之欲，盖养气体，不以伤生，当如此，然圣人之所不食，穷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胜而不暇择也。”

礼重养欲节欲，重欲不穷乎物。

人生而有欲，从欲是生生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礼则使吾人之欲流畅而不及乱。这是先贤制定礼仪养欲节欲的核心所在。

2、对自然环境之养

人不可能无欲，欲发之于内在的本源的生命力，外体现为目耳口鼻。故礼必养其目耳口鼻。但礼之养必有分寸，必使吾人之欲不伤物为度。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孟子·梁惠王》)

在人欲与物的关系上，礼节吾人之欲。若吾人不能节制自己之欲，则必导致欲穷乎物，物屈于欲之现象。如当今社会屡屡出现的生态危机，就是人不能节自己之欲而伤物的恶果。

中国之礼重人物相谐，重二者相持而长。既使欲不穷乎物，从而丧我，丧吾人中正平和流畅的生命。同时也重对物之养，不因欲而屈物、伤物。

“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这是中国先贤以礼来规范人与物关系的原则，从而以达两者相持而长的和谐境界。

3、对群体之养

养目耳口鼻，不能离我们所处之境域。因我们是与他人共在一个境域中，而物也非无穷尽。故礼养目耳口鼻体使欲必不穷乎物，同时礼之养必重群体和谐而不致乱，礼重修正吾人言语行为使我们在一个俱体境域中彼此和谐，达物我人统一和谐。

达物我人统一和谐，礼对群体之养必有秩序、必有等级，群体之间必是和谐。故礼又重对人类群体进行分别，在这种分别的基础上修正个人的言语、行为，以谐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养护我们所在境域的生生流畅。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何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篇》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礼记·曲礼》)

礼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终达“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这种群体相和的境界，以实现先王恶其乱，制礼以分之的目的。

在有所别的群体中，为使此群体彼此和谐，礼重修正个体的言语、行为，以达人与人之间彼此既有所养、又谦恭礼让之界。

“君子恭敬樽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 (《礼记·曲礼》)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礼者养也，养护我们的生命。从先贤对我们的生命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生命非只是心灵的观念体，生命是肉体、心灵与其所处境域的高度合一。宁静致远的心灵必有与其所处环境和谐流畅行为，合乎礼的行为必对内心之中正平和进一步予以养护，对其所处境域有一种光辉笃实之养。

“故礼仪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之束也。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礼记·曲礼》)

以礼对生命予以养护，则可“固人肌肤之会、筋之束也。”

礼对生命之养要让生命处于与天地合一的生生的流畅之中。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荀子·礼论篇》)

在这一“日月以明，四时以序”的和谐境界中，生命如夫子所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生命处于与天地合一的生生流畅之中。

中国先贤制礼，重在养欲节欲而又重其所处境域的和谐。故礼是对处于具体境域中以具体的行为方式对生命的一种养护。

三、礼养个体生命入精微、致广大

中国之礼重整体和谐，重个体之欲有养同时又与其所处境域彼此和谐。个体之欲有所养而不致乱，这只是个体为人的前提，而不是为人的充分条件。

人之为人，非只是简单养其欲而不致其乱，欲只是生命力的初级阶段，生命力必致中正平和精微广大之界，此才是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

故礼必以具体的修行方式，助人入精微广大之界。

“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 (《荀子·礼论篇》)

“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浃，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 (《荀子·礼论篇》)

圣人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的最高境界，达圣人境界为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以礼养吾人入中正精微之界可以说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

若至圣人境界，君子必一生终绐如一，敬始而慎终。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仪之文也。” (《荀子·礼论篇》)

敬始慎终，终绐如一，意味君子必一生注重自己修为。“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仪之文也。”

敬始慎终，一生注重自己修为，必从如下方面重养君子之道，以实现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实现中国士人成圣成贤之志。

1、养中正平和心态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君子慎其独，故须臾不敢离其道。不离其道，则以礼约束自己行为以守中正之道。是故“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敖长、欲从、志满、乐极，则丧吾人中正平和，我们离危坠之途也将不远。

“生，人之始也。”中国哲学又讲“生生之为乐”，此即意味着，我们终生都在起点上进行选择，我们终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生命的又一次开始。敬始慎终，是君子一生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恪守的原则。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开始，君子都要以慎独之心，敬其始，毋敖长、欲从、志满、乐极，而丧中正平和。若此方可慎其终，而不至于有善始无善终，背离君子“终始如一”之道。

2、养君子之尊

人生而有尊严，这是一个先天命题，尚不是一个具体的现实存在。要将这一先天命题演化成为一个现实存在，则需吾人以这个“生而有尊严”的先天命题为基点，以礼修正吾人言行。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礼记·曲礼》)

《礼记》对吾人言行的这三个规定是君子养“人生而有尊严” 的起点。先贤对此三个规定的解释甚是明白精微。

朱子曰：“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乃礼之本。”

范氏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刘氏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之’意，盖先立乎其大者也。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此君子修已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性也。”

从上述先贤之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可使吾人“动容貌，远暴慢，远鄙倍。”吾人若能在日常生活中，以此为言行之本，自可养吾人生而就有之尊严，达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君子之界。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只是养吾人生而有尊严的起点，吾人“生而之尊严”必经大是大非之检验，能临危不丧君子之气节，方能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君子生而就有之尊严。故中国之礼重养君子临事有大节。

3、养君子临事有大节

世事风云，人事苍桑。吾人一生都在危、微途中独自行走，有时不免遇见危难。遇见危难，临危何以能不坠入坠毁之途，则需吾人临事有从大节着眼之气度。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才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从孟子上述之论我们可以看出：生是我所欲，死是我所恶，但若所欲胜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则吾人舍生取义。故礼记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论，此是在行为上养君子临事勿因个人之利而丧君子之大节。

君子之大节，“非独贤才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故礼重在养育君子临事不丧大节。若能有舍生取义为人境界，自能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从而避免吾人临危坠入坠毁之途。

君子为养其尊，故重临事有大节。

4、曲尽人情

君子重养尊、重养临事有大节。同时君子有厚德载物、悲悯宽厚之心，为人又平和宽厚，与人相处能忠恕之心曲尽人情。故礼重养君子与人相处曲尽人情。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天生雄迈英杰，但为人极其谦逊平和，其风范甚能体现儒家为人恕道精神。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以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隐私，以沽其直，皆不可以言责善。”(《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

此是对人，若对已，阳明又认为：

“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者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同上)

阳明与人相处，对人对已可谓是曲尽人情，尊人之极。

“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荀子·礼论篇》

阳明待人待已，以中正之心，曲尽人情，尊人之极，至天下莫之能损益之界

我们的行为只有达到上述一、二之礼，才是哲学所言的智慧。吾人因此哲学智慧，生命达至情文俱尽之乐界，物我人和谐。个体生命融入种群文化的一种生生大创化之乐中。个体的生命是渺小的，但当其融入种群文化的一种生生大创化之乐中时，其生命可以说是入精微宏大之界。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我们常常在具体境域中，为幻象所惑，坠毁入危途。哲学不是观念之学，不是形而上学。爱智者需要在具体境域中，以中正笃实生命顺乎天地、秉承那处境中的力量，“法礼足礼”，循礼而行，才能养天、养地、养物、养已生生不息的生命，并至生命之极。有此礼之养，“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吾人才能独行的“危”、“微”途中，中正不移，而非坠入危途。

以礼规范吾人行为，则吾人可不丧中正平和之心，吾人常存中正平和之心，则吾人行为则可应事而发，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曲尽人情，达“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这一人物我“天地同和，天地同节”生生之界。

结语

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爱智慧。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爱智慧，中国哲学的爱智慧是在具体境域中，中正笃实的生命以具体的行为方式棗礼，养护自己中正笃实生命、物及同类。如何能将这三者养好，这是中国哲学爱智慧的核心所在。只有在一日三省自身的具体的行为养护中，中正笃实的生命才能入精微致广大，步入智慧的真理之路，而不是在充满虚浮、歧途的意见之路盲行。

有关中国哲学智慧的论文篇3

摘 要：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的。一百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本文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表现哲学精神。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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