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合集三篇）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哲学理论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写进哲学教科书的常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共识。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

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篇2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哲学理论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写进哲学教科书的常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共识。①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迷信、不自欺，就会发现这种常识和共识是有问题的。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

一、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读不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文本，曾被人们无数次地研究、解读和引用，特别是它的最后一段即第十一条，更是经典。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前半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马克思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紧接着很自然地说出了后半句“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解释世界”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无须赘述。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确认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当然是正确的。进一步，马克思强调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是无可厚非的——哲学家作为现实中的人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马克思在陈述自己的一个见解——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哲学”等同，是根本读不出来马克思在明确地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我们首先通过对德文版和英文版的译文考察来看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有没有问题。

1.德文版：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andern.

词义：

Philosophen：名词复数，意思为“哲学家们”。

Welt：世界。

nur：副词，意思为“只，仅;只不过”。

verschieden：形容词，意思为“不同的”，修饰动词“interpretieren”。interpretieren：动词，意思为“(用语言或艺术)解说，阐明，说明”。

es[a][··]kommt darauf an：固定词组，意思为“取决于……;全看……而定;重要的是……”。

aber：连词，意思为“但是”。

verandern：动词，意思为“改变”。

句子可直译为：哲学家们只是不同地解释、说明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是，去改变这个世界。

2.英文版：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这里英文译文与德文版较为接近，添加了短语“in various ways”，意思为“以不同的方式”，句子的解释在整体上应与德文版一致。②

由上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汉语译文没有问题，而我们从译文中又读不出马克思明确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认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看来，问题只能出在我们的理解或解读上了。

尽管译文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汉语语境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前后两半句话却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直接印象：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换言之，“哲学家们”的哲学与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前者着眼点在“解释世界”，后者着眼点在“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似乎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功能和性质，而其他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仅仅在于“解释世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很明显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更不符合人类哲学史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是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荒.唐的误解。对此，有相关文章讨论过：“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分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③

首先，站在现代哲学(如波普尔哲学所说的“俄狄浦斯效应”即预言本身对预言结果具有影响的“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甚至现代物理学(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的立场上来说，任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无不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改变世界”不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差异不在这里，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哲学有“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无非表明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哲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哲学没有或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把“改变世界”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仅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其次，就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理论思维来说，“解释世界”是它的本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而“改变世界”仅仅是它的一个“业余爱好”，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欲真正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走出哲学”。马克思高扬哲学“改变世界”的旗帜，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本人走出书斋哲学家的狭隘天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践家的品格。而这，就不是哲学了，而是对哲学的应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6)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混淆——用电脑打字和电脑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马克思 哲学与“哲学家们”哲学的根本差异，关键在于它们哪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无疑更胜一筹，因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在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乃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这个变革的前提是旧哲学在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正是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地扬弃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2]对于这种“历史性变革”，国内哲学界有一套辩证、严谨、成熟而系统的论证思路，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从“抽象的人”走向了“具体的人”即“现实的个人”。“大体上来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神圣家族》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在这三个紧密相关而又明显区别的阶段上，马克思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使主体现实化的道路，经过了出发点或主体的三次转换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扬弃过程之后，马克思终于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而达到了对于人类世界客观实在性的理论论证，从而为现实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问题确立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把 实践理解为这种主体在一定物质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交往关系形式中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就最终既辩证又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即现代唯物主义。”[2](61-75)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真正做到对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和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的两种出发点的综合，即一方面把德国哲学的能动性、历史性原则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对其唯心的辩证法进行改造，使之现实化。

可以说，在上述解释框架内，马克思哲学就是对此前所有人类哲学的一个辩证的扬弃，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无疑是最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当属事实。如果我们仅仅在“解释世界”的层面看这种理论，那它无疑是相当完满的。

二、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后果严重

应该说，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梳理和论证，基本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之冠以“历史性变革”，实至名归。实际上，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并无二致，“改变世界”也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客观效果。但由于马克思哲学能够更好地、更科学地解释世界，因此，它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的理解应该到此为止，否则，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笔者认为，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学问或理论，它理应安于自己的本分——解释世界，而至于改变世界，那应该是它分外的事，是它的一个“副产品”、额外功能、客观效果，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做出过分解读。因为，有意识地强调一种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利害性的“功利主义”。康德关于审美的非功利性思想应该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种理论一旦沾染了“功利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过分强调和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笔者认为可能就出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的误解上：我们把这个“现实的个人”理论上的具体性误以为是现实的具体性了。

因为，尽管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超越了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和黑格尔“市民 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但他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却还是受制于他所在的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即这个“现实的个人”(无产者)仍有着自身天然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尽管“无产阶级”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个人”，但他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人”即“真正的人”，从理论上说，与“真正的人”相比，“无产阶级”也是“抽象的人”。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处于与“资产阶级”个体的对立中的，即，作为个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工所造成的桎梏人的自由 发展的后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方面，他们从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即私有制的形成来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敏锐地看到了分工的后果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各个人的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104)但在这里，还是没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 职业的痴呆。”[1](169)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那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其片面性甚至缺陷反而成了他的优点;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3]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而分工之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则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总之，分工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而须另求解决的途径。王南湜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自由发展受桎梏的状况的考察，可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譬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技术理性作用的分析，是否对马克思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为韦伯所专有。进而，从卢卡奇开始的将工具理性分析引入批判理论，是否完全背离马克思的方法，都值得重新认真考虑。”[4]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人”应该是对有着上述诸多片面性的“无产阶级”的超越，或者说，是对自己“阶级身份”即“利益身份”的超越。为了进一步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打个通俗的比喻：马克思理论中的 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它需要千千万万块“烧透的砖”——如“金刚石”般的个人而非如“石墨”般的个人才能建起来的，否则，它的坍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概念：比喻意义上的“金刚石”。④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总体上处于“石墨”的水平上——既表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们身体机能的片面性上，也表现在其意识水平的低下上。关于后一点，我们知道，现实中，那些参与了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尽管他们某种程度上经过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启蒙带有某种利诱和 政治煽动的性质，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获得身份上的脱胎换骨，没有从“石墨”变成“金刚石”，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能处于类宗教的“信仰”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因此，不仅在 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无力建成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的，他们所建成的，难免是一个由自在的而非自在自为的人群组成的没有内在张力的“集体主义”的封闭社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普尔等现代西方思想家一口咬定以美好社会为最终旨归的传统 哲学和思想理论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都具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性质了：“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5]这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真正的人”的缺失或不在场，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受挫甚至失败，故这种漏洞不是一般性的，而是致命性的。其实，这一点列宁早就意识到，他在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句名言就是证明。可惜，十月革命的烈焰并不以列宁的客观理性为转移。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后，马克思晚年重点转向了所谓“人类学”的研究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能否完成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使命也持保留态度。

三、一点反思

鉴于上述由于我们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说它有错，那么这种错也仅仅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做出了过分的理解或解读。由于这种过分理解或解读，使得马克思哲学本身最具优越性、科学性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被遮蔽、遗忘甚至伤害了，同时，使得它内在地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得到了极度的膨胀，直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毋庸置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迄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其给人类设计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因意外而灭亡的话，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像阿尔都塞所呼喊的那样“保卫马克思”，但这种保卫首先必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正确解读之上的。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戒除内心的浮躁和对现实政治的恐惧，只服从真理，认真地研究“人”的问题，把“无产阶级”这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和“真正的人”区分开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载体和社会力量，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这一致命漏洞补上。当然这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填补马克思哲学的空场”意义上的。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很可能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否则，仅仅靠政治宣传、煽动阶级仇恨和利益引诱发动社会革命，就难免有“忽悠”群众之嫌，其最终结果也难免事与愿违，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遭致某些人“极权主义理论”的毁谤和诬蔑也就是难免的。这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惨痛的历史教训。归根结底地说，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是需要一群成熟起来的自觉的个体来建造的，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到来应该是同步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哲学最终的归宿和立脚点——“现实的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尚没有彻底展开，故，“现实的个人”概念在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哲学中就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如此一来，企图依靠这种具有自身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来“改变世界”，重建新世界——共产主义，犹如用豆腐渣一样的砖瓦建高楼大厦，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哲学把自己“解释世界”的 工作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里也用得着人们常说的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篇3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阐述了“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真精神或精髓之一。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对于当代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把理论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摆在第一位。同时“改变世界”中包含着“解释世界”，但这种“解释”是科学地说明现实，去分析和揭示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问明与愚昧，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以及存在各种落后、错误、愚昧、假恶丑等现象的根源和克服途径。同时“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哲学研究必须与群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改变世界”还包含着改变人本身。每一个人包括各级领导和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把“人的自我改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关键词】哲学;改变世界;群众自我改造

笔者1995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辑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根本转变》(简称《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论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家的哲学功能都概括为“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把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的功能定位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章还阐述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丰富内容。笔者发表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简称《真精神》)一文中，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真精神或三大精髓之一。近日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以及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时，又翻阅了《转变》和《真精神》等文，深感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具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思想不是局限在哲学领域，还包括所有的理论领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功能都是“解释世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包括今天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都是“改变世界”。但是，反思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不能不正视的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忘记或背离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否定和批判的旧理论家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无法深入研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中的威望下降。《转变》一文中还有许多内容需要深化，其中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的现实意义没有阐发。本文就是在《转变》的基础上，在深化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的内容的同时，更着重阐发马克思“改变世界”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

《转变》一文认为，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第一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使命和根本目的不是维护现存的事物，而是改变现存的事物，是不断推动事物前进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以往所有理论家的实践性、现实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就是马克思揭示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实践关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理论活动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必然也要受实践活动的制约并服务于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对共产主义者一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最显著特征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1]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还说，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你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的研究原则(即：以改革开放，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是这一显著特征的具体体现。这一特征表现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身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及国际交往中出现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反腐败、环境问题等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做出独到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设计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应该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样做了，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背离“改变世界”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风气仍然相当严重。

理论与实际割裂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书本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有些文章对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不是实事求是地给予科学评价，而是无限拔高、溢美有加。再有就是把理论研究同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割裂开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党内教条主义的学风时说，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之“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今天许多人的理论研究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好箭!好箭!”，但就是不愿，也不会运用这些思想和理论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不会分析本部门、本领域、本单位的具体问题。我们教育界近些年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专著和论文，却极少看到分析和揭示教育战线今天这个时代具体表现出来的“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以及怎样战胜“落后”和“非科学”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成果。有些人的所谓联系实际，实际上就是停留在对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政策的注释上，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现实提出自身的独到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见解来。此外我们一些研究西方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西方的概念、名词、理论也简单照搬过来，直接推论和构造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月妙药”，不能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科学地评价和借鉴西方学者的思想。一些人的研究文章新名词新概念太多，许多专业人士都看不懂，其他专业人士和普通百姓则更看不懂。这种文章相当多地充塞在我们的许多刊物中。李铁映同志在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的发言中强调反对的东、西两种教条主义，这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工作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种错误倾向。理论不能应用于现实，不仅理论本身不能发展和创新，理论本身的价值，特别是“改变世界”的价值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还要求理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变革现实和现存事物摆在第一位。目前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一些单位、部门制定了各种具体目标和奖励制度。应该说，这都是必要的，理论工作者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和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离开了“改变世界”这一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把由此派生出来的具体目标和具体要求夸大，并作为终极目标，就会导致理论研究工作中的“异化”现象。现实生活中不是有许多学者把申报项目、完成科研工作量、发表成果、评奖评职称等当作追求的主要目标吗?由此导致理论研究工作中大量跟风跑、抄袭盗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现象。这也是背离马克思“改变世界”功能观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

《转变》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并不绝对地排斥“解释世界”的功能，而是建立在科学地说明和解释世界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观是主体性和物质性的统一，物质性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要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去改变世界，也要遵循一定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去改变世界。同时“改变世界”也不是绝对地否定一切和改变一切，而是否定和改变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丑恶的，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丧失了必然性的事物。而对于那些积极的、向上的、进步的、发展的符合必然性的事物、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不去改变，而是要支持、扶植，促使其更快地发展。这也是“改变世界”的具体内容。所谓主体性的重要含义就是要在科学的理论和观念支配下去“改变世界”，而不是盲目地去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家的所谓“解释世界”，不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也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他们在“解释世界”时，要么是全盘肯定一切，反对一切社会变革;要么是全盘否定一切，变革现存的一切。19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的“解释”就是这两个极端的表现。一个把资本主义说得好上加好，至善至美;另一个把资本主义说得坏上加坏，毫无是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改变，必须建立在科学地说明、解释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它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说明是唯物的、辩证的、科学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的说明、解释，也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不可能真正指导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说明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地说明、解释世界的典范。

我们今天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要进行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唯物辩证法等理论科学地说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说明、解释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谓科学的说明，第一，必须正视和承认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去研究这种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性;第二，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国情和实际，既要看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因素，也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第三，揭示现实生活中正确与错误的对立、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文明与愚昧的对立，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以及存在各种落后、错误、愚昧、假恶丑等现象的根源和克服途径。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也得到了思想解放。许多理论工作者冲破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说明中国现实问题的风气开始形成。但是，不能自觉和科学地回答、说明、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研究现象仍然非常严重。例如，哲学界天天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思维方式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原因和根源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理论研究文章却极力回避这些问题。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唯书唯上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仍然非常严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批判英雄史观思想的基础上阐发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思想。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去批评这种思想反而批判起群众史观思想来。

此外，在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专著和部分教科书中，看不到科学的分析方法，一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就是成绩，就是好上加好;谈到改革开放以前，就是问题，就是一团漆黑。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中谈到要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就必须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恩格斯说过，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导者的讲话中，却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推论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会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从中阐发出路线、方针、政策来。即使有时谈到问题，也是轻描淡写。这种离开对现实的科学的分析解释，怎么能够去真正地“改变世界”呢?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但“改变世界”的主体是谁?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同样也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转变》一文中指出，“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今天“改变中国”，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理论研究必须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践结合起来的论述相当多。尤其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几段精彩的论述，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结束语中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5]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理解得非常深刻。他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哲学工作者把哲学研究纯粹局限在哲学工作者的圈子的现象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之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哲学工作者走入到工农群众中，曾经出现过相当长时间的群众学哲学的运动。2005年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和2007刚出版的《辩证法随谈》两本书的作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哲学思想功底就是在当时群众学哲学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群众学哲学的方向和主流是正确的，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认真回顾和总结当时这一现象，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特别是把丰富完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特别是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歪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但是，绝不能因为群众学哲学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而否定其方向和主流。可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理论界在取得理论研究许多重大成果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一思想抛弃了。一些哲学学者包括有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教授看不起工人、农民，看不起小人物。他们认为，哲学只能在哲学家的圈子打转，普通群众只关心他们的个人利益，根本学习和研究不了哲学。他们所写的文章晦涩难懂，不是给普通人看的，而是给少数人看的，甚至许多专业学者也看不明白。哲学重新回到哲学家的小圈子中。马克思1842年发表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指出了当时德国哲学界脱离现实和群众的严重现象。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6]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不也是出现了马克思这里所揭示和批判的现象吗?

哲学与群众的结合不仅表现在要使广大普通群众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要求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哲学的功能无论多么巨大，纯粹的哲学工作者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在与普通群众结合的同时，也必须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结成联盟，不仅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也要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联盟。这也是发挥哲学理论功能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哲学工作者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弱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为战封闭研究状况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历史学界等学科领域甚至哲学界自身已经出现的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自觉不自觉地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不正是这种隔裂学科联系的必然后果吗?

哲学与群众的结合还表现在哲学工作者也要向群众学习，向小人物学习，把自己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方面来。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认识来源于实践，而这种实践就是群众的实践。理论的源泉和动力永远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投身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的斗争实践中。他们在群众的实践斗争中发现了无产阶级身上最闪光、最积极、最本质的东西，并从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人生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才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植根于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如果不向工人农民学习，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回答他们在自身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关心和回答他们在社会大变革中怎样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和社会公正，怎样行使自身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怎样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和腐败现象做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必须承认目前哲学及整个理论界中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一些学者越来越脱离群众，他们瞧不起群众和小人物，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群众的救世主，面对着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抗争不闻不问，甚至加以指责，把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根源归结于普通群众。他们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让群众学会忍受，顺从和接受他们的所谓“思想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也极其严重。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如何根治和改变这种现象，许多理论家们出了很多主意，应该说，除极个别的理论家论证腐败现象的合理性的荒谬观点之外，绝大多数的对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却没有抓住根本。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群众之中。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完全对的。但是这种建设一定不能压制和挫伤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极微小的力量组织起来，凝聚为对腐败势力的强大的合力和震慑力量。这种合力和震慑力量既包括对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打击力量，也包括防止腐败现象发生、扩大、蔓延的预防力量。而人民群众反对腐败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策略上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一至理名言。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四

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功能是“改变世界”，但这种“改变世界”不是单纯的改变客观世界，促进外部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还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体自身，也就是改造人自身，促进人本身的全面发展。《转变》对这一思想也作了深入的阐发。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理论，这种世界包括人本身。世界的发展既包括外部世界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发展、观念的发展，也包括人本身的发展、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实践的本质是对“世界”的改造，而不单纯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多年来，一般教科书把实践定义为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认识并不全对。实践应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必然包括改造人本身和促进人的发展。然而，多年来，由于把实践只是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导致我们在理解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江泽民同志“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时，往往把“发展”单纯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单纯归结为GDP的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许多问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实践主体即人自身的改造和发展。

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一文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一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7]应该说，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向全党提出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多次讲过这种思想特别是人的自我改造问题。因此，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到了““””时一期，由于受“左”的影响，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变成了完全否认和抹杀个人正当利益的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给广大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天天叫嚷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人的自我改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被扭曲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人们考虑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是正确的，不应属于“斗争改造”之列。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不能把他们当作“改造”对象。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完全忽视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从各级领导者来说，把精力完全放在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发展、GDP的发展、个人政绩的发展，人的发展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作为个人来讲，追求的主要是地位的发展、金钱的发展、文凭的发展、学历的发展、职称职务的发展、享受的发展，而人自身的真正意义的素质、能力的发展却看不见了，主观世界的改造看不见了。“自我改造”在一些领导者和相当多的人眼中，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谁强调和进行“自我改造”谁就是“左”，就是“傻冒”。也正是在这种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又一种扭曲了的错误观念支配下，近些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各行各业中，在各个角落中大肆泛滥。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特别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再次把人的发展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我们今天重新强调人的“自我改造”和人的发展，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讲过这种观点，更重要的现实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客观地讲，近30年来，我们经济战线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绩。但是在这个进程中，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思想的影响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入，中国人在发展进程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和弱点。如拜倒在权力和金钱、名利面前的奴性意识;嘴上一套，思想和行动上又是一套的虚伪性。此外还有封闭性、缺乏平等观念和合作意识等。

这几种特征在国人的各个阶层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包括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而正是这种人的落后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影响和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瓶颈和桎梏。目前各级领导者和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人的发展现状中的问题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这种人的发展的客观现状是我们今天重视强调人的自我改造和人的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依据。这里顺便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作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部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中国社会生活中各种糟粕腐朽的思想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国人的主要缺陷在知识分子中同样也很严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突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一些人，把做学问特别是做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当作获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敲门砖”。今天一些有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素质方面确实比一般的工人农民强，但人品素质未必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强。当前有一种论调即高学历=高素质，低学历=低素质。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此外，理论队伍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合时宜的观念、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同样存在。从中解放出来，本身就是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客观事实，依据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把自身的“自我改造”、“世界观改造”、自身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素质能力的全面发展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看了“哲学改变世界的相关论文”的人还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