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康德论文（3篇）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的道德哲学，是有利于集体和国家民主的道哲学，所谓“思想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他的核心思想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下是百文网小编精心整理的西方哲学康德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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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康德论文篇2

康德道德哲学浅析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被称为道德金律的“绝对命令”、道德的三大命题、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实践理性的判断力模型论和实践理性辩证论的三大悬设概念的简要阐述与分析，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了细化与整理，为进一步研究康德的道德哲学提供了理论平台。

关键词 道德哲学 绝对命令 实践理性 康德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的道德哲学，是有利于集体和国家民主的道哲学，所谓“思想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他的核心思想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道德与法律是不同的，道德从内在要求自我，法律从外在规范自我。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会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因而道德会成为相对论。康德的道德学从功利主义思考人的价值，从伦理视域来考虑涉及人的善，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现实又具体。他通过现实案例以及道德情景模拟阐述了先验的、形而上学的、非经验层面上的道德分析，通过德性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与政治有相通之处，康德的道德学对现实状况、道德建设进行思考，解决怎样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纯粹的人。外在的强制灌输只能让人成为权力的奴隶，成为只会听话、服从的人，而道德要实现的是自由的人，至善的人。康德的道德哲学以主体性为基础，以理性为思维方式，以自由与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启蒙现代性道德理论体系，康德是现代哲学的代表，他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路。

1《道德形而上学》基本理念

康德道德哲学是义务论的伦理学，注重的是道德法的普遍存在性，从德性的角度，努力促使道德法更加完善。人类肩负有怎样获取更多知识、掌握真理的道德使命，善恶价值观具有人的主观性，它根据人设定标准，达到的就称之为善，违背的则称之为恶。康德在看过卢梭的论著《爱弥儿》之后对道德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追求自由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知识非但没有促进人类的发展，反倒破坏人类，科技进步影响着人们，它促进了邪恶，违反了人的本性。知识不是德性的培养，只有自由才是按照道德法则来实践选择，才是追求幸福的动力。“自由是道德存在的理由”，“道德是自由的认识依据”。他指出：“道德律使人认识到人在实践中事实上是自由的，并反过来确定人的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这样一来，自由就由于存在着道德律这一事实而不再仅仅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可能的‘先验自由’，而成为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践的自由’即‘自由意志’了。”

康德通过《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简要地把道德哲学这一概念从一般大众通俗道德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进入纯粹实践理性，他由先天的理性出发，一直到道德最后必然走向自律作为最终目的。康德所说的“道德律”称为“绝对命令”，指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一切支配个体行为的意志所遵守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规律，但它不是指具体的道德规范。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每一事物都按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是按照客观规律的概念，按原则行动，是无条件的，不受任何经验、感性欲望、利害关系条件制约的。绝对命令，即道德考虑的普遍性，是每个人的人性，每个人独立的、自我决定的人格，是本体人、非经验的人、理性的人。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只有一条，即：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后来这一原则被称为伦理学上的“金规则”或“金律”。它成为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及一切日常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它的道德规范、道德主张乃至道德行为都由此派生，并能够由其进行检验，这即是我们对道德所能言说的最低限度。

在《原理》中康德谈到了道德的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个命题是：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第三个命题，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第一个命题限定了道德是人的主观准则，第二个强调了准则是人主观准则中的客观法则，第三个用了“尊重”一词使主客观相统一。“尊重”是通过理性概念产生出来的情感，是规律对意志的直接规定以及对这种规定的意识，尊重的对象只能是规律，尊重对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准则，才能使自在之物与现象相连。准则对特殊人具有效用，法则则是任何人对任何情况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准则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法则任何时候都必须如一。康德为道德以义务论的视角出现，从形而上学开始为动机，在德国思想上具有法国大革命式的伟大变革。康德谈论的人，是进入社会状态中的社会人，强调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参与立法。意志是道德问题的起点，从义务论出发具有一定的道德价值。

2《实践理性批判》基本理念

人的活动无处不存在哲学，不涉及善恶，只要是按本能来做的都隐含着道德评判，只是我们未意识到。实践理性指出，道德不立足经验，而立足超验。从自由产生的绝对命令才是道德法则，而不是由个人产生，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都是先有目的，再创造出合乎理想的理论认识。这是先有道德法则，再有善恶动机，最后产生道德情感的过程，是由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道德法则是理论，如果没有行动将只是空谈，道德情感是文明的产物，道德是后天培养的，道德王国来自人的创造。

在《实践理性批判》要素论中康德指出：“我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是指作为自由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的表象。”实践理性的对象是以自由的原因性，也就是善恶概念为前提，“所以，实践理性的唯一客体就是那些善和恶的客体。”康德认为一般实践理性是不纯粹的理性，它的对象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善的标准，却依赖于纯粹实践理性。康德把这一现象称为“方法的悖论”，即“善和恶的概念必须不先于道德的法则(哪怕这法则表面看来似乎必须由善恶概念提供基础)，而只(正如这里也发生的那样)在这法则之后并通过它来得到规定。”如果没有相应的德性，任何能够达到幸福的功利考虑都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善。因此，实践理性的对象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结果。“对象”是借助行动而生成的诸事态，是行动自身，“自由”是指选择的自由，而不必然是指先验的自由，因为对象不必是纯粹的和自律的意志的对象，后者是先验地自由的。对于善、恶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某些东西出于任意的目的而是善的，也可能出于实际的意图而是善的，或是出于义务性的和必要的意图而为理性存在者自身所主张。因此康德就区分了三种善的类型：即或然的善、实用的善和道德的善。由此可见，对象是一种具有特定禀赋的意志，是能够根据法则和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行为的禀赋。道德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守护法则的统治，任何道德行为都部分地实现这一目的。 判断力是一种将概念或规则运用于具体情形中的技艺或能力，康德认为这种才能是属于天赋智慧的，无法通过对其他规则的学习而改善，就像一个在医学上博学的人可能掌握了相当可观的理论知识，并通晓诸多规则，但唯有那些使原生的天赋获得完善的实践才能使他成为技艺精湛的医师。康德认为，考察一个人如何能说出“这张盘子是圆的”是很容易的，因为盘子的经验性概念就包含了圆这个几何概念，并且我们既能思维一个圆形又能直观一个圆形，但如果要考察一个人如何能说出“太阳晒热了石头”却很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从中抽象出的，并且能够外在地运用于其上的直观或材料，康德用图型法解决了此问题。对于纯粹实践判断力来讲，此法则是理性的法则，而非知性的法则，并且仅仅直观对它来说却并不充分。根据法则而发生的事件的图型对于该事件的知识来说是必要的，然而，在实践中，法则自身的图型，对于感官经验中的可能事件与并非是自然关联的法则之下的某一原因的联接仍然是必要的。模型也必须能在一切自然概念和应然概念之间充当作为中介的“第三者”。康德充分扩展了作为自然模型的含义，它被视为是通过我们在其中的行动而实现的目的王国。自然自身，而不只是其法则，被认为是一种模型或符号，然而并非是作为道德的目的王国。

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中康德主要论述了三大悬设，即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是达到实践理性的最高对象――至善的必要条件。作为实践理性，是从实践有条件的存在寻求实践无条件的存在，再寻求实践理性无条件的对象全体，这是一个有自然追寻自由，有自由追寻人类最终希望至善的过程。达到“至善”的途径是把道德和幸福相结合，但在现实生活中，德性和幸福往往是分离的，二者是二律背反的关系，正如“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不乏恶徒”。“那至上的善(作为至善的第一个条件)构成德性，反之幸福则虽然构成至善的第二个要素，但却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只是前者的那个以道德为条件的，但毕竟是必然的后果。”由此可见，只有德性才是至上的善，是至善的第一条件，而幸福只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并且只有当它被道德制约并作为道德的必要结果时才是这一要素。德性是最终实现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实现的圆满条件是灵魂不朽，即有理性者的存在及其人格的无限延续。“所以至善在实践上只有以灵魂不朽为前提才有可能，因而灵魂不朽当其与道德律不可分割地结合着时，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幸福是实现自然与意志的全部目标之间的和谐一致，它的圆满完成要依靠上帝存在来作为至善实现的必要条件，唯有上帝才能够赏罚分明，能够掌握德性和幸福之间最恰当的比例。康德把神的存在当作人的道德自由所需要的手段，而不是要把人当作上帝的奴仆，唯有人才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人只是因为自身生活的需要才在主观上假定有一位上帝。至善存在必有三大悬设，但意志自由式至善的充分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是至善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意志自由条件下至善才是可能的实践对象，只有依附于自由之上的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才具有客观的实在性。

3总结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指出：“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星空宇宙，广阔无垠，浩瀚无边，在沧海茫茫之中，人只不过是一叶扁舟，无足轻重。把绝对命令作为道德法则，把至善作为必然要求善，把德性作为先验的自由，必然要求与人世间的幸福相匹配。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人达到了绝对的自由，但那只是一种希望，它却依赖于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两个设定。自由只是一种希望，这区别于唯理论所认为的自由必然实现，也不同于经验论所说的完全否定绝对自由，而是让自由承载了新的意义，使其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点。康德拥有认识能力，能够领悟宇宙的自然法则，甚至能为自然立法，但他永远也改变不了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理性的存在，是理性目的王国中的一员。理性为自己立法，道德法则是意志自律。人能够顽强地抵挡自然法则的束缚与限制，遵从理性自身颁布的命令而行动。当人遵守道德法则而行动时，就摆脱了感性的束缚，具有了超越感性、超越一切自然存在之上的独特尊严。可以说，在现当代，康德道德哲学不仅没有凋谢，反而继续影响着道德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西方哲学康德论文篇3

不尽的康德哲学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是法国 哲学 群星灿烂的时期，显示了一种世纪末和世纪交替的特色。这时的法国哲学家每有新的精彩议论，常使人在眼花缭乱中惊心动魄。但法国的这些哲学新星，都有深厚的学问基础;他们是“ 现代 的”、“后现代的”，但他们并没有把“古典的”抛开一边，而是认真地 研究 它，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的创新在 理论 上厚实起来。这是“学问”之道。

德罗兹(Gilles Deleuze)是法国哲学新星中的一员，思想相当激进，但1963年，他出版过一本论康德哲学的书，叫“La Plilosophie Critique de Kaut”。这本书1984年被译成 英文 出版。

我最初知道这本书是1988年在英国牛津时蒙特菲尔(Alaf Monteniore)向我推荐的，回国后，我竟然买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拜读了三遍，我觉得这是一本在总体上把握康德哲学思想最精练、最认真、也最有新意的杰作，它篇幅很小，英译才80页，而 内容 却囊括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小而涉及面广，对关键 问题 却绝不含糊，譬如康德在论述时空时为什么分“形而上学的解释”和“先验的解释”，过去我们读康德书时也总想找出一些切入点来，但却不清楚，德罗兹以“Quid facti”(事实上的)和“Quid juris”(权限上的)来分，就比较清楚。这本书，往往能在看起来比较小但实际却相当要紧的关节上，有中肯的阐述。在德罗兹为这个英译本新写的“序言”中，把康德哲学与近几十年哲学思想中的一些新问题如时空、同异、有序无序等 联系起来，使康德哲学在现 时代 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有一个新的意义。此种意义并不是现在的人硬加给康德的，而是原本就在康德的著作中，只是只有现代的人——经过“现(当)代”、“后现代”思潮“洗礼”的学者，才能把它们识别、阐发出来。

一、应该从何种总体角度来理解康德哲学

德罗兹在总体地把握康德哲学这一点上是很扎实的，这倒不仅仅是他把康德三大批判统一起来考虑。因为这个 工作，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而在于他对这三大批判的理解，有一个过去不太为人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总体的角度，这个角度同时也是康德自己所要紧紧把握住的。这个角度就是：人的理性在脱离了 自然 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权利。哲学离不开理性，它面对的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法度”的，理性就是要为这个文明世界的成员分配适当的“权限”，使之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而不致分崩离析。有“法度”的世界就是一个“国度”。

过去我们读康德的书时当然也知道他喜欢用“王国”这个词，像目的王国、人的王国等;而且也指出过他喜用 法律 的名词，以为他是借用来的，有点比喻的性质，并不当真认为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读了德罗兹的书后，才发现原来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主要立意所在：康德哲学就是要为这个文明的理性王国找出各种“职能”的立法根据，分清各种“职能”的立法权限，而防止各个“职能”之间的“越权”(过去常用“僭妄”或“僭越”)。

说起“职能”(faculties)，也是德罗兹提出来理解康德哲学的一个主要的词。这个词过去也用，但常从 心理、生理上来读它，理解为“能力”。尝奇怪为什么德罗兹在研究康德这个反心理主义者的哲学时，却要用这个词。原来，仍然要从“王国”的角度来理解faculties。从一个“国度”来理解“faculties”，大概就是职司、职能的意思，连学校、公司的职员都可以叫“faculty”。康德哲学，就是要研究文明的理性王国如何合度地行使理性各种职能部门，所以faculties这个词就很关键，对理解康德哲学的总体思路，很重要。

二、关于高级“职能”

当然，faculties也并不排斥主观“官能”的意思。相反，“官能”仍是这个词的主要内涵，只是在康德哲学中，“官能”有高下之分，而哲学所要探讨的，是“官能”的高级职能。官可以是“生理性”的，如五官;也可以是“人性”的、“心理性”的，常被分为知、情、意三种，知为知识，分真假;情为情感，分愉快与痛苦;意为意志(欲望)，分善恶。既然是一个“王国”，其“官(员)”也就有低级、高级之分，而其高下、大小之“分”也，在于“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小官”服从“大官”。在德罗兹看来，康德的这个“文明王国”亦有此种区分：知、情、意三个方面都有各自的高级“立法长官”，治理各自的管区，使各个管辖范围得以“自治”;当然也包括各管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所有这三部分能得以自治的根子，在于理性本有最高的立法权：“理性”是知、情、意三军的最高统帅，是文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包括理性在内，各管区的“长官”，在康德看来，都只有“立法”权和“审利(评判)”权，而“行政”、“执行”权，则在 经验手中。“立法”与“评判”权在经验之外——先验的;“法律”之运行则在“经验”之中。哲学是研究理性如何在各领域分配合适的“立法权”，而各经验 科学 ——物 理学 、心理学等等，则处理在各自的领域如何实现各自的权利，如何使“法律”具体运作，从而使这个“文明王国”在实际上繁荣昌盛起来。

这是德罗兹研究康德所采取的一个总的角度。在他眼里，康德的哲学系统很像一个实际的(资产阶段)“王国”，实行着三权(或二权)分立，各权“自治”，但都又依据统一的原则——理性。“理性的王国”与“现实的王国”一样，大小官员各司其职，低级服从高级，而问题正在于各级官员凭什么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们又根据什么来划分势力范围?康德所谓“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要为划分(厘定)各种“权力”的“限界”(权限)，“审议”各职能部分的“权限”，毋使“僭越”而“越俎代庖”。

德罗兹还进一步区分“职能”的两种含义：一是指知、情、意本身的，如知识有高级职能，欲望、情感也有，即对象、外界向心智提供的各种表象之间的关系，服从何种“法律(则)”结构起来;另一种意思是由提供此种“表象”之来源——如“直觉”、“概念”及“观(理)念”，都受理性推理的必然性所决定，因而有其必然和普遍的性质。这是康德哲学的研究者常常讨论的题目。而德罗兹所要解决的是理性如何会(能)对这种含义上的“职能”具有必然的“号令权”?在德罗兹看来，理性之所以管得着这些领域，乃在于它对这个“王国”中一切“成员”(臣民)都有“关切”(interest)的关系。尽管理性不是(不应)直接——而是本应通过知性(悟性)来向“自然”立法，但由于理性对自然所具有的“关切”，所以才会产生矛盾、辩证的“幻相”。理性这个“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对自己已分配下去的权限亦不得“僭越”，因而理性不是“王国”的“独断者”——“独裁者”。

德罗兹理解的康德哲学，实际上受着他自己对 社会 —机器的兴趣的巨大 影响 ，但他此种理解角度，对揭示康德“哲学王国”作为(资产阶级)市民“王国”的投影来说，却是相当有意义的。由于 中国 社会历史进展的特殊性，我们对此种(资产阶段)“王国”(资产阶级法制社会) 体会不如西方人深刻，在我们研究康德哲学时，对德罗兹这种揭露，就觉得有更多的帮助。

三、“知性(悟性)向自然立法”

在这个理性的“王国”中，首先遇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把自然也接纳为这个“王国”的“成员”;自然不再是荒漠，而也成为文明的组成部份。这是康德“知识论”——亦即《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部分，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部分。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理解康德哲学的变革意义，重心也放在这一部分，因而有近代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之说。也正是在这部分，康德自诩他的学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按康德自己的解释，是指过去的哲学知识论都是让主体围绕客体转，要主体服从(符合)客体;如今则让客体围绕主体转，客体要服从(符合)主体。这个轴心的转换，并不是说康德主张客体无根据地服从主体的想法;这是疯狂，不是科学，而康德恰恰是要为科学(知识)寻求根据的。什么叫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一定要有普遍性、必然性。德罗兹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休谟把科学(知识)只看作经验的，因而觉得没有普遍必然性。德罗兹说，如果我说：“我看到了数千次日出”，这并不是科学(知识)，而只有当我说“明天太阳会升起”，才是知识判断，如“水在100摄氏度时就一定会沸溢”一样。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知识涉及问题是“可预言(测)”的。

康德进一步的问题，亦即“批判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有何种根据作出这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论断?如果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我们的主观表象符合被表象的“对象”，那末“对象”的千变万化，使我们“无权”说我们的论断就一定会符合它们。不仅如此，如果事情只在于：休谟认为此种符合没有必然性，而康德则认为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实际大都只停留在此种认识上，那末康德不过是以一种(独断的)意见代替了另一种(独断的)意见。康德的贡献不仅在于指出了在“事实上”“对象”有不可缺少的“存在方式”(时间、空间)和“本质属性”(如实体、因果等)，即“对象”必定有“先天的直观形式”和“先天的概念(范畴)形式”，而且还要问，为何会有此种先天的形式，它们如何能够(有权)使“对象”成为可预言(测)的。过去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在指出“事实上”的“根据”(即“形而上学”的阐明上)做了大量工作;而后部分的工作，即在“权限”上“可预言(测)”的知识如何可能，则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此种哲学的重要历史贡献。康德把这部分工作叫做“先验的阐明”(时间、空间)和“先验的演绎”(范畴)。

时间和空间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是“presentation”;而范畴的形式，则是此种综合的再综合，故为“Re—presentation”，前者为直观(觉)，后者为知(悟)性，而直观与知性又通过想象力联接起来，此三种职能都在理性“关切”之下，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在康德“知识论”中，人们常常讨论理性的僭越，过去我们一般理解为：知性越超了自己的“权限”，将直观与范畴形式运用到无限、大全上去，就会相矛盾，出现幻相;而此种无限、大全原本只是一种观(理)念，本没有经验直观对象与之相对应。这种理解并不错，但还不够。德罗兹说，所谓“僭越”除了知性妄图为本体“立法”的意思外，还有理性从“最高立法者”位置上“屈降”下来，“过问”本是分配给知性“管”的事。因为理性对自然也很“关切”，才让知性为自然立法;但理性对自然的“关切”，只限于思辩的(speculative)，而所谓“思辨的”是指：“事物”作为外在于我们自身的存在物，没有根据要求它“服从”知性所立“法则”，而只能要求“事物”向我们显现的那个“样子”(通过时间、空间)，即现象“服从”此种“立法”。“speculative”原有镜象的意思在内，而理性如果凭自己“推论”(动词reason)的力量，要去把握现象后面的本体(事物本来的样子)，要本体也“服从”知性的立法，则镜象就成了幻相。

从这个意义说，知性自己不会越权，而是理性让它越权，所以叫“理性的僭妄”，不是“知性的僭妄”。所以，德罗兹说，康德第一批判的书名才叫“纯粹理性批判”，批判的是“理性”，不是“知性”(英译本，第25页)。同样，过去我们常说，“纯粹理性批判”可以理解为“思辨理性批判”，就不很确切，因为“批判”的并不全是“思辨理性”而正是“纯粹理性”，或叫“纯粹思辨理性”，“纯粹”不可少。

四、如何为“自由(者)”立法?

在自然以及关于自然的知识领域里，理性是为“外来者”立法，是为“自然”(所提供的感觉材料)立法(“移民归化法”)，而在“ 实践”的领域里，理性就为“自己的公民”立法，为“自由民(者)”立法。在自然领域中，理性建构起一个必然的“王国”，而无关乎“欲望”——不管“愿意”与否;在实践的领域里，理性则建构一个自由的“王国”。自由而成为“王国”，自由而有“法度”，就是“欲望”的“高级职能”。

在“实践”的领域中，理性的立法对象是自由。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自由(者)”之间，如何立约、立法?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低级的“欲望”原是需要，是迫使，是必然——英文necessary，德文notwendig，原本都有“生理需求”的意思，因而是不自由。自由是对此种需求、欲望的摆脱，自由是不受限制，是无限，因而它并不能在感性世界找出“对象”来。此种高层次的自由，只有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才拥有。自由即理性，自由(者)之间的关系，即理性者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自由(者)”的关系，不是“自然(者)”的关系，不是“思辨者”的关系，而是“实践(者)”的关系，“道德(者)”的关系。于是，《纯粹理性批判》涉及理性如何为自然(王国)立法;《实践理性批判》涉及的乃是理性如何为自由(王国)立法。

诸“自由者”的聚集，不是一盘散沙，同样是一个有法度的“国度”，然而，自由的法度，不同于自然的法度。自然的“法”受制于自然提供的感觉材料;自由的“法”则是理性为自己立法，因而完全是“形式”的，而不是“质料”的。“自由法”不教导人在何种情况下如何去做，而只教导人不论何种情况都“应”如何去做。顺应和改变 环境是人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特性，其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但不顾任何环境、无条件地去做事，才是只有人才有的特性。此种不计成败利钝的“应该”，是为理性的“无条件”“命令”。“命令”即法令，“自由者”只服从理性自身的命令、法令(law)，不服从自然的、必然的“法则”(有条件的法令)。所谓“不服从”乃是“不顾计”，“不以其为出发点”。

在“自然的王国”，理性立法是为“外来的臣民”;在“自由的王国”，“理性”则为“自己”立法，所以，在这个领域里，“立法者”与“臣民”是“同一”的(英译本，第32页)。这样，“自由(者)的王国”就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各“自由(者)”之间的关系，曰诚，曰仁，曰敬。“自由(者)”不能成为“质料”(材料、工具、手段)，不能被“利用”来去做另一个东西，达到另一个目的。

“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知识性”的，“自由(者)”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但因其“诚”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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