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文【精选3篇】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城邦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哲学家统治则是这一构想的核心。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文篇1
柏拉图审美教育思想之哲学审视
摘 要：柏拉图的审美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想国》、《法律篇》中，包括音乐教育、文学教育等。柏拉图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标准：符合道德和政治标准，这与柏拉图的神论和理念论关系紧密。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待柏拉图的审美教育思想能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的深意。
关键词：柏拉图;审美教育思想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雅典过去的国王或执政，家庭出身对柏拉图的哲学、美学及审美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比如说音乐、诗歌、绘画等，文学和数学方面尤其突出。20岁起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直到苏格拉底被民族派处死为止，前后共8年，苏格拉底的死，使得柏拉图对希腊的一切政体完全失望，他决定通过哲学的手段来建立理想的国家，可以说这位令他一生敬仰的老师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开始游历埃及，在埃及学习天文学，并考察了埃及的制度文物。然后又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尝试现他的国家政治抱负，不过得罪了国王，据说被卖为奴隶，幸亏被一个朋友赎回。公元前396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建立了著名的学园，开始授徒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弟子之一。柏拉图在学园时期还又两次重游塞拉库萨，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惜两次都失望而归。晚年的柏拉图一直在学园讲学，直到81岁去世为止。①
柏拉图论审美教育(在这里主要指艺术教育)文字主要见于《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以及卷十、《法律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本文就以这几篇文章为基础来简要述评下柏拉图关于艺术以及艺术教育的看法。
《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主要谈音乐，不过柏拉图把文学也包含在音乐的范围中。柏拉图谈到文学是为了城邦的保卫者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儿童时期的教育。首先，柏拉图提出文学作品的标准，并认为“我们首先该审查做故事的人们，做得好，我们就选择;做得坏，我们就抛弃。”②至于什么是做得坏的?柏拉图提出像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诗人做的就是所谓坏的，他指责他们“说谎，而且谎说的得还不好。”③具体的是指他们“把神和英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像画家把所想画的东西完全画得不像。”④柏拉图举了赫西俄德所讲的乌剌诺斯的故事，并认为“这类故事在我们的城邦里必须禁止。”⑤他还要在城邦里“严格禁止神和神的战争，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的故事”⑥，这些在他看来只是寓言，虚假的事情。
柏拉图的这种看法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在他看来诗人的创作时在神的感召下发生的，是不由自主的，神意附在诗人身上，促使诗人创作出诗歌。神是理性神，神不可能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这是因为神与理念一样，最高的原则是善，神不能违背这永恒的原则。神可以说就是理念的隐喻，柏拉图往往借神论来讲出自己的理念论。从这个角度看，荷马和赫西俄德讲的故事就是骗人的谎言，极不可信，而且对公民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他们会讲出这样的话呢?这是由于诗人也是普通人，也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体，他们的灵魂也要受到肉体的牵累，受到肉体的腐蚀，而不能很好的观照理念。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会产生一些幻觉或者是违背神意的观念，而诗人把这种观念复制出来表现在诗歌中，就可能会危害到本该一心向善(理念)的普通公民的心灵，从而使民众堕落，远离至善的理念。所以幼年时期的孩子所听闻的东西会给他一生留下无法祛除的影响。所以他要城邦提供好的故事给儿童，以逐渐培养他们的高尚品德。柏拉图这里已隐晦地提出了艺术要与道德相一致，美要与善相统一的看法，只是从神论的角度来看，理念论体现的不够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柏拉图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考察艺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论调。
接着柏拉图提出了文学的标准规范：“无论写的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神本来是什么样，就
应该描写成什么样。”⑦至于神是什么样的，他提出了神的两条法律，一是说“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⑧，二是说“神们不是一些魔术家，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或行动上撒谎来欺哄我们”⑨。 柏拉图以这个标准来批评荷马描绘神的可恶、可恨、无耻的一面，他认为这不是神的本来面目，“他们理应一律勾销”⑩。神的原则就是理念的原则，文学的规范就是要符合神或理念的原则。
以上是就诗歌的题材来说的，柏拉图接着又把诗歌的形式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模仿，如悲剧和喜剧;二是只有诗人在说，如合唱队的颂诗;三是模仿和单纯叙述的揉杂，如史诗和其他的诗。对柏拉图来说，诗歌的形式也很重要，纯粹的模仿不符合理念的原则，因为理念的最高原则是至善，所以诗歌只能模仿善的理念，而不能所有的理念(比如恶的)。第二类的诗歌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所鼓励的，颂诗是歌颂神的德行的伟大作品。而第三类诗歌只要模仿神的本来面目，没有歪曲神的品行就是允许的。诗歌的形式分类也体现了诗人的分类，诗人也有不同的类别。柏拉图认为理想国需要的是严肃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必须是善的，只模仿好人的话，而且必须遵守立法者为城邦守卫者的教育所设定的那些规范(比如说他们的作品应该充满英勇的品质，有节制，诚实等品德，这样才可以供保卫者学习、模仿)，否则就应该“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他不是从艺术给人的单纯的快感或不快的角度看待艺术的好坏，而是从城邦的立场，为了城邦的利益要求艺术。在这个立场上，柏拉图扮演的是非常严肃的城邦守卫者的角色。诗人在他那里是受严格检查的，是受他的城邦规范及内心深处的哲学观念约束的。依据道德至上的原则，诗人宁缺毋滥。
在《理想国》卷二至卷三的最后，柏拉图谈到音乐，他认为音乐包含三个部分：歌词和乐调、节奏。接着柏拉图提出像伊俄尼亚式和吕底亚氏这两种“柔缓式”的乐调是不适合于培养优秀品质的城邦守卫者的，只有多里斯式和佛律葵亚式这两种乐调才应该保留下来。因为他们要么是勇猛的、处于逆境中的乐调，要么是温和的、处于顺境中的乐调。总之那种哀痛怜悯柔缓的乐调是不应该保留下来的，这是柏拉图提出的音乐教育的标准。柏拉图在这里还谈到了美的标准问题，他认为美与不美在于节奏的好坏，节奏的好坏在于语文风格的好坏，语文风格的好坏在于心灵性格的好坏，语文、乐调、节奏的美都要表现好性情。这样柏拉图就打通了音乐和心灵的关系，并由此来阐明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更加重要，因为第一，节奏和乐调可以深入心灵深处，从而美化心灵，若没有音乐教育，心灵就会丑恶不堪;第二，音乐教育可以使人增加对美的热爱和赞赏，并使人的性格变得高尚。柏拉图此种看法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心灵需要节奏，节奏能满足心灵向善的要求。
《理想国》卷十主要谈诗对人的危害，开篇柏拉图就要禁止一切模仿性的诗歌，在卷二至卷三柏拉图已经提到了诗歌的标准，就是只能模仿好人的话，在这里他要禁止所有模仿性的诗，原因在于诗人们不知道诗的真正面目。柏拉图为什么说他们不懂得诗的真相呢?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是否矛盾呢?首先在于模仿性的诗歌和真理即理念世界隔着两层，它只模仿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所以说诗只能是影子的影子，当然模仿诗人不会懂得诗的本质了。对柏拉图来说，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不属于模仿性的诗歌，虽然他们也模仿，但是他们不是以纯粹的模仿为目标，是为了教育城邦的保卫者而创作的，所以他们能保存下来。柏拉图在这里还谈到了城邦要禁止模仿性诗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们讨好群众，迎合人性中的低劣的成分如感伤癖和哀怜癖，从而损害城邦公民的德行。
上面这些是《理想国》谈论艺术教育的观点，主要论述的是保卫者儿童期的教育。柏拉图认为教育是紧随一生的事情，不同时期要受不同的教育，十七八岁以前就应该只受音乐(当然也包括文学)教育，这和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儿童期的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发展个性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理想国》还有《法律篇》谈到了艺术教育，其第一部分论及到音乐和舞蹈的教育，他认为音乐和舞蹈好坏的标准在于能否表现德行，这与《理想国》论诗歌好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段还提及到了一切教育的目的在于约束和引导人向德行(善)靠拢，从而达到心灵和谐。最后一部分论述的是“诗歌检查制度”，不论悲剧，喜剧还是诗歌，舞蹈都要模仿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很显然，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就是有德行的生活，这就是希腊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当然也是理想国中的生活。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贯穿柏拉图艺术教育的一条基本观念：艺术要和德行相协调，艺术教育要服从于政治。这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使人产生快感(当然艺术必然能产生快感)，而是为了培养理想的城邦保卫者。
柏拉图关于艺术、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看法在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艺术(艺术教育)和道德、政治再也不能撇开关系，它们总是纠缠在一起，艺术从来都不是自律的。如中世纪美学家都强调美是上帝的影子，而艺术的目的在于见证上帝的光辉，使人通过艺术心悦诚服地敬仰、崇拜上帝，这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会的统治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与柏拉图几乎同时的中国思想家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也强调艺术(教育)的道德效果和政治功用，比如孔子提倡“乐教”和“诗教”。这点和柏拉图比较类似，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艺术教育都是为了实现理想的国家统治而提出的，但他们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究竟艺术教育能不能达到道德的目的呢?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政治功用呢?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即艺术的价值问题。艺术的价值何在?如果艺术的目的在于道德实践，在于政治功用，那么艺术有没有自为的价值呢?我们知道从心理学上分析，创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情感的宣泄，艺术的功用之一也在此。艺术的具体功用体现在对个人情感及心灵的影响，从而间接起到道德及政治上的功用。所以以道德及政治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实际上不是对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对艺术的潜在影响的要求。艺术是自为的，它的产生不必然地对人人有好或坏的影响。以道德和政治功用来衡量艺术就是对艺术自由性的约束，艺术本是个人感情的自由释放。艺术的自由性就体现在对心中的情绪完满、自由的宣泄，否则艺术就无自由而不成其自身。
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的艺术教育思想，就会更清晰地了解柏拉图的用意。柏拉图正是看到了艺术的自由性可能会造成坏的影响，所以强调艺术教育要与道德、政治相谐调。柏拉图是认识到了艺术的自由性，但是在理想国里艺术的自由性不允许体现出来，艺术教育必须符合城邦法律的规定，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至善的理念。
注释：
①参见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出自柏拉图著.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3.
[2]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05.
[3]陈中梅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2002.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文篇2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
摘 要：“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城邦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哲学家统治则是这一构想的核心。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三要素说”与“理念论”论证了“哲学王”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并通过对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可能性的分析，论证了哲学王统治的可能性。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哲学王所彰显的道德统治，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
关键词：哲学王;柏拉图;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68-02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雅典正逐渐被一种“天下失序”的氛围所笼罩，“理想国”正是他试图重构秩序，实现正义的一种努力。“哲学王”是理想国得以构建的核心，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那么，哲学家的统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图是怎样论证这一思想的，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又应如何审视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说与理念论：柏拉图对“哲学王”必要性的论证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们普遍持有的是一种有机体国家观，即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国家中的成员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地位低于整体，“个人没有被视为独立的自我，而被视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职责”[1]。柏拉图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更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开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构建。城邦诞生于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城邦中每个人仅从事一项最符合自己禀赋的工作。基于这一原则创立的城邦中的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其责任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适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护卫者，其责任是国家的防卫工作;生产者，负责经济。其中，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护卫者的美德是勇敢，而护卫者与生产者自愿服从统治者的领导，便是节制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如果城邦中每个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么这就是正义的城邦。而与城邦相对应，每个人的灵魂也分为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够知道什么对整体与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称为智慧;激情能够遵循理性的指导，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畏惧的，而不受娱乐、痛苦影响，就能够被称为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丝毫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统领，那他就被称为是节制的。而当一个人能够运用理性，妥善管理灵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实现了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具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够实现个人的正义;而只有当哲学家成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者时，城邦的成员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城邦的正义。
除了“三要素说”，柏拉图还借助理念论来说明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他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以具体事物为认知对象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为认知对象的世界。柏拉图又进一步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的差别：意见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并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质;而知识则是理念形成的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2]220治理城邦同样是一门知识，所以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也在于：统治者必须具有关于统治的知识，而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把握知识，因此，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城邦才可能实现正义。
此外，柏拉图还认为统治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勇敢、无私、节制等美德正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
二、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对“哲学王”可能性的论证
哲学家有必要进行统治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然的统治，在柏拉图看来，其间至少还缺少两个步骤：第一，城邦中要存在哲学家;第二，哲学家要能够成为统治者。实现了这两部，“哲学王”的理想才有望实现。
(一)造就哲学家
要实现哲学家的统治，有哲学家存在是必然前提。柏拉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造就一个哲学家。
主观方面，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需要一定的天赋，柏拉图说道：“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2]233只有天赋并不够，他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学习，首先是数学、几何、天文，进而是辩证法。柏拉图相信这些极其精确的学科乃是唯一适合于被用作哲学研究入门或者导论性质的课程，借由这些课程的学习，哲学家能够对他的研究对象――理念――获得同样精确的认识。
同时，一个哲学家要健康成长，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柏拉图认为，“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够得到合适的成长”[2]248，但他所了解的现有环境却并不能提供适宜哲学存在的土壤。具体来讲，首先是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年轻人很难顶住公众指责和赞美的洪流而坚持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利益的驱动，由于很早就显现出它的卓尔不群，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周围往往会围绕一群谄媚之徒，使他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而即使他接受忠言，能够走向哲学之路，他周围的人也会由于认为哲学对他们无用而进行百般阻挠。最后，是伪哲学家败坏了哲学的名声，使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对哲学失去了兴趣。因而，哲学家成长的困难不仅在于对天赋和教育的高要求，还在于恶劣的环境使哲学家堕落变质。
尽管哲学家的造就是困难的，恶劣的环境又扼杀了他们中的一些，但是柏拉图认为仍然有微乎其微的少数人有可能成为哲学家，他们或是因为出众的天赋，蔑视其他技艺，或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却因为流放而避免了腐蚀，或是身体羸弱远离政治，甚至可能是由于神迹的恩典。
(二)哲学家如何成为统治者 实现哲学家的第二个必要步骤是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城邦中产生一个哲学家已经是如此的艰难，与之相比，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更是难上加难。柏拉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在于哲学家，而在于世人，这就如同“船长求水手们受他管制或者智者趋赴富人门庭一样，都是不自然的”[2]236，真正的统治者不应该要求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统治，而是应该有要求被管制的人去请求统治者的统治。
而之所以会变为现在这种情况，柏拉图一方面认为，这是由于人不了解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进而对他们产生了误解，这往往使“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而伪哲学家们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误解。
哲学家不受重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柏拉图以一个洞穴的比喻做了说明。如前所述，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理念，即事物的本质与真理。普通人只拥有意见，他们不能理解真理，甚至认为真理是荒谬的。因此，哲学家沦为了无用的所在;更进一步讲，由于哲学家掌握的真理对现状起到的是一种颠覆的作用，他们有可能被公众敌视而身处危险的境地。所以，哲学家往往最终选择了沉默，“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2]248
此外，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还面临着它自身的障碍。因为已经习惯了光明生活的灵魂是不想再被黑暗所迷误的，“那些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2]276。
虽然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是艰难的，其自身也缺乏成为统治者的意愿，但柏拉图仍然认为他们是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对于大众，可以凭借教育将人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型塑，说服大众，使他们接受哲学家的统治，甚至，如果有必要，谎言也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如果公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懂见他们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并且很容易应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3]。而对于哲学家自身来说，柏拉图也认为哲学家们虽然不愿，但仍然会再回到“洞穴中”。他无法坐视自己的同胞身处“洞穴”中而置之不理，因而“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利用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让他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哲学家从政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偿还人情的要求。
综上所述，柏拉图为我们阐释了实现“哲学王”理想的两个必要步骤。尽管实现他们困难重重，但柏拉图仍然认为是有希望的
三、短评：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虽然最终连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一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时至今日，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有许多积极的意义。
首先，“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桑德尔曾指出，理想国能否实现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柏拉图真的认为理想国能够实现，那只能说明他不仅仅是过于理想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无知。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柏拉图的真正用意在于阐明一种国家的本质，指出一种应然的国家状态，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提供崭新的视角和前进动力，而不是提出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方案。
其次，“哲学王”思想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哲学家进行统治是因为他能够掌握治理国家的技术，而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并不由“专家”治理，而是依据统治者的欲望。同样，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因为缺乏恰当的统治技术和能力而造成的动荡比比皆是，而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在复杂度、广泛性和专业性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正如韦伯指出的，对于政治家这种职业，只有那些对于政治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同时具有较高政治理性和政治能力的专家才能驾驭，这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警示意义。
最后，“哲学王”主张的道德统治，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柏拉图继承了他老师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哲学家是最有美德的人，也只有他能够挖掘潜在于每一个人灵魂中的美德，哲学家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统治。虽然这种统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我们不能对其这样评价，正如上帝同样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能否定其意义一样。博尔曼认为，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正面临着一种“精神崩溃的危险”，而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与道德的缺失有关，“哲学王”思想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出路，但其中的闪光点，如始终将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多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47.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