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方面的论文【实用3篇】

国内学界分析哲学的研究尽管从未轰轰烈烈，成为主流，却倒也扎扎实实。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著作，也有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的专门研究，以下是百文网小编分享的哲学方面的论文，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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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的论文篇2

哲学与哲学的未来

[内容提要] 本文在阐述哲学的一般特征的同时，亦说明了各民族的哲学独有的特质，譬如印度哲学近于宗教，希腊及西方哲学近于科学，中国哲学近于艺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印度与西方皆为“有言的系统”，中国则主要为“无言之境界”。面对当今人类的危机，我们当沟通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圣人”，重建哲学，重建信仰，复兴人类的文化与文明。

[关键词] 哲学、智慧、学问、宇宙、人生、文化、文明、反省、批判。

“哲”，古人解作明智，有智慧。譬如《书·皋陶谟》：“知人则哲。”[1] 故在其后加一“学”字，即“哲学”就被用于翻译来自古希腊文的“philosophia”。因为后者的本意即是“爱智”，由此而进一步地发展为关于智慧的学问。人类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黄金时代”或“轴心时代”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纪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印、希三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大批伟大人物，通过他们各自独立的创造，产生了至今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化与文明。我们所说的哲学也就是最早地诞生于那个时代。有人把这称做“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也就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2]

一.什么是哲学?

这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自有哲学之日起，人们就从未有过一个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一统的定义。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依据多数人所共同认可的内容，来就什么是哲学作一描述性的说明。

哲学，尽管各个民族的称谓不尽相同，譬如印度人称其为“达生那”(Darsana)，意为“见”或“诸见”;而中国古代也曾称作“仁学”、“义理之学”、“玄学”、“理学”、“心学”……。不过无论作何种称呼，人们皆一致地认为：哲学是探求宇宙人生之本的最高智慧。

其次，哲学的产生皆起源于疑虑与惊讶。譬如屈原之《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整整一部长诗，一百五十八问，皆是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对远古神话的传说的惊讶与疑虑。哲人正是由此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索与探求。并且，惊讶与疑虑将始终伴随着哲人的沉思。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哲学是从古老的神话之中挣脱而出。

再次，哲人首需宁静的心境，并辅之闲暇的时日，方可作智慧的探求。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对此，希土大哲亚里士多德亦有一段名言，他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学问中唯有这种学问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3] 因此说哲学是自由的学问!

第四.无独立的思考，则无哲学的智慧。同时所谓智慧的灵感，哲学中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出现，亦需各种不同的观念间的碰撞，哲人间的辩论与讨论。哲人不可迷信任何权威，必须具有深刻的反思与超越的批判精神。哲学诞生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反思与批判特别深刻广泛，各种观念尖锐冲突，哲人间大辩论、大讨论的时代。因此说哲学是超越的反思与批判的学问。

第五.关于哲学与其它学问间的区别与联系，有人提出“两种真理与三分语言”说，即“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也即科学(全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真理，使用“科学语言”;和“内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包括文学艺术与宗教的真理，使用“情感语言”，和道与哲学的真理，使用“启发语言”(heuristic language)[4]。还有哲人认为，哲学流动于宗教、艺术及科学之间。哲学与宗教有着共同的问题，譬如，灵魂、自由、上帝等人类的终极问题;与艺术有类似的发展，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与科学有相近的方法，哲学也使用逻辑推论与证明等方法。但是，哲学最本质的特征是用思辨方法与启发语言思索并说出其它三家皆认为不可思不可说者!因此，

第六.传统上归属于哲学的神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或知识论……它们都终究会成为独立的学问，对于它们的问题，哲学尽管也还可能涉及与研究，不过哲学的介入与研究，从根本上讲，是在它们之所以作为学问的最终根据上，这在它们自身则又是不可思不可说者。最终根据，在哲学又称做“先验(transcendental)及先天的(a priori)根据”，故哲学是纯粹地作先验及先天追问及探究的学问。

二.有言的系统与无言之境界

大凡世界各个民族在其抟成之初，几乎都伴随有长篇巨制的史诗产生，譬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它们集中地反映与保存了史诗拥有民族的原初宗教、艺术、神话与传说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其他原初成果，充分地体现了原初民族的聪明与智慧，对该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可是，中土(至少可以肯定汉民族)却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曾经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相反，中土的历史意识却最为发达，很早就有了甲骨文的记载，在龟甲兽骨上记事，则必须用最少量的字句，包涵尽可能多的内容。是否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象各自不同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关注问题的不同的取向，切入问题的不同的方式，……导致了各民族的哲学除了具有上述共性外，还具有各自不同的独有的特质。

印度哲学近于宗教，以出世解脱为其最高蕲求，具有彻底出世的倾向。其要意有三：一曰业报轮回，我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善事或恶事，由于身死而灵不灭，将均在来身受报;二曰解脱之道，以戒律(乃至苦行)，禅定，智慧(对治无明)，信仰(神权、祭祀、密咒等)达至脱离苦海，超越轮回之境;三曰人我问题，何为我?何为宇宙与人我之关系?如何达至梵我合一的正果?“梵”成为印度哲学的核心观念。总之是谈理所以得究竟，智慧有待于修正(即修行亲证)[5]。

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乃近于科学，以求知而谈哲理，以把握，甚至征服自然(包括人自身)为首要目的。是一种彻底入世的哲学。他们一开初切入的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archee)是什么?于是有了自然哲学;人是什么?——灵魂论;德性是什么?——德性论，等等。追问“是什么”的问题，势必要作定义，厘清语言表达与事物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修辞学、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所以，至今西方哲学特别注重对概念名相的分解与分析，注重逻辑推理与论证。他们哲学的核心观念就是后来在每一门学科之后都要加上的“逻各斯”(Logos)。正是得力于这种严格的认知与周详的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开启出了科学，开启出了民主自由的政体。

以上两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皆力求完备、系统地言说不可言说者，因此建构起各种庞大的理论体系，卷佚浩繁、著作等身，故称为“有言之系统”。

中国哲学则近于艺术，和谐与交融了入世与出世的对立。为首先把握“生命”而求取智慧。因为重视与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重修身养性的躬身实践。由克服和克制自家一己(不合“理”或“礼”)之私欲，而让普遍之“仁体”、“本心”、“良知”真真切切地当下呈现，乃将自家的生命同宇宙之生生不已的大生命贯通，达至道通为一的圆满境界。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道”。因为道是整全，层层的名相分析地言说无法把握道，故中国哲人更习于直觉智悟地心观全体。言说仅为了当下的开悟，更少有庞大的系统理论的建构。牟宗三更特别强调，直觉智悟与躬身实践是理性的自觉与自律，是理性的智慧，般若妙智，其远超知性的认知与分解。(自然，这也是中国逻辑学，科学不发达，民主自由政体不能开出的主要原因。) 它既正视人生及宇宙的荒谬，同时又肯定此人生与宇宙是可以提升至鉴赏的境遇，乃至由于可忧虑而提升到仁体笼罩的德性之最高境界。由宋明儒最终开出的“超越领域”，真切地构成了德性，美趣，智悟之立体的统一。[6] 所以，我们可以称中国哲学为“无言之境界”。

三.我们如何研习哲学

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困惑，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哲学思考的契机。但是，哲学既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这说明我们除了拥有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著作外，似乎不大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谁掌握着哲学?我们怎样会认知它是哲学呢?那么，与其说我们研习哲学，不如说我们最多不过是学习着去作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而那个哲学原型(Urbild)，也即哲学的“宇宙性概念”(conceptus cosmicus)——它总是形成“哲学”一词的真实基础，并关系到那每一个人所必然对之有一兴趣者，最终也只可求其与它神似而已。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依此观点而言，哲学是把一切知识关联于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之学(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而哲学家不是理性领域中的一个技匠，而是其自身就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 进一步讲，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有终极目的与隶属目的之分，而终极目的不过就是人的全部天职[7]，——让人成其为人!实现“圆善”意义的“至善”(最高善)。

如此意义上的“哲学家”，对人类可能吗?康德颇为悲观。然而，东方哲人譬如牟宗三却认为，康德所说的哲学原型或哲学的宇宙性概念若当为人体之，也就是通过存在的践履而全部朗现于一智慧生命之中，这样的人不是别人，而就是圣人，譬如孔子。如果哲学原型可由圣人的生命而朗现，而吾人亦依圣人的朗现而规定此原型，则此原型是具体地存在的。如果它是具体地存在的，则它亦是可学的。不过，在此，学必须是“觉悟”义。“学者觉也”。觉者以自家真诚心与圣人的生命，以及与依圣人的朗现而规定的哲学原型，存在地相呼应相感通之谓也。哲学乃觉学也。[8]

这样我们便明白了，雅斯贝尔斯为什么在说了只要选择你所倾心的任一位哲学家作精深的研读，就可以导引你进入哲学之后，还要特别强调，这样的哲学家最好还是象康德，柏拉图那样伟大的思想家[9]。而精深地研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依熊十力的主张，当有四要，即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合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论主，犹言著者。纵由悬空想象而施设之名相，但此等想象，在其思路中，必非无故而然，况其有据而非空想者乎!) 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著者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取著意义极难言，学者须反观始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心才有所得，便是取着境相，即与真理相违。)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10]

结束语

就哲学而论，无论西方以及印度的有言的系统，还是东方的无言之境界似皆已步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一方面，哲学自身的发展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也几乎无人聆听哲学的智慧。总之，哲学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时代的精神似乎皆无所建树。有人于是声称，人类已步入空前的危机与没落的时代!

其实，人类的危机与没落在任何时代皆与人类的生存并存。只不过在过去，危机与没落呈现为地域性罢了。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全球愈益高度的一体化，于是便逐渐地彰显与张扬为人类整体性的危机与没落。这对人类既是灾难，又如汤因比所言是挑战。只有敢于应对并成功地战胜挑战的人，才可能克服危机与没落。在这方面，“黄金时代”的人类已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危机的克服，取决于新的创造!重建哲学，重建信仰，复兴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创建新的生存环境。而这一切又首先取决于哲学智慧的复兴与创造。所不同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创造再也不可能是毫无联系的地域性的行为，而必然是贯通古今中外的综合性创造。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广泛地吸纳与融汇古人以及全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西方以及印度民族的高度智慧与精神成果。况且，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消化过印度民族的最高智慧。不过人生觉悟之事，创造即重复，重复即创造，每一个人皆须从头来。[11]

我们似乎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学问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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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的论文篇3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 历史 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的成熟。 现代 哲学 中的“语言的转向”使得现代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关 键 词】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形而上学

国内学界分析哲学的研究尽管从未轰轰烈烈，成为主流，却倒也扎扎实实。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著作，也有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的专门研究。①最近又出版了两部分析哲学著作：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下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主编名字，引文只注页码);张庆熊主编的《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简称引文方式同上)。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取舍、论述重点的详略上各有不同，但都是以史的面貌出现，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卷。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成熟，有了自己的传统。而一部哲学史专门以分析哲学为一卷，则显示出作者对分析哲学的充分重视。当然，这两部著作的厚重本身似乎也直接说明了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下面我想结合这两部著作谈一谈目前对分析哲学的一些看法。

一、“语言转向”与“终结论”

关于分析哲学，今天常常可以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谈论“语言转向”，另一种是说分析哲学已经“终结了”，或者说“过时了”、“衰落了”。前者阐述了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后者似乎描述了它眼下的状态或境地，往往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至少暗含着一种批评，二者天壤之别。“语言转向”无论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无疑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即使是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也是承认的。但是“终结”或“过时”之说却不是普遍的看法。张庆熊认为，“时至今日，分析哲学依然是英美哲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哲学，并且在哲学杂志上分析哲学的文章依然络绎不绝。分析哲学可能太专业化而偏离大众的兴趣，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张庆熊，第7页)江怡则认为，类似终结论“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在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事实上分析哲学并没有终结或‘消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江怡，下卷，第928页)显然，张江二人是反对“终结论”的。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分析哲学“终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语言转向”之说有很大关系的。所谓语言转向，不仅指分析哲学使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指分析哲学由此也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影响最大的思潮。②而“终结论”首先就是针对这种哲学思潮，当然也是针对分析哲学本身。从今天的哲学界来看，不仅有分析哲学，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哲学，比如语言哲学、现象学、伦 理学 、 政治 哲学、 科学 哲学、心灵哲学，还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各领风骚。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或者是分析哲学的核心，而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则是从分析哲学 发展 起来的或派生出来的，但是不论怎样看，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似乎不能说“终结论”完全没有道理。

我认为，看到语言转向这种现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语言转向赖以形成的基础，这就是张江著作反复强调的，也是许多著名哲学家一直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方法。看到这一点，可见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在分析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现代逻辑还未普及，只是少数哲学家手中的工具。这种工具技术性很强，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它的新颖和锐利，使用它所取得的成就，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事实与世界的解释，卡尔纳普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等等，却令绝大多数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努力学习和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且像这些分析哲学前辈那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似乎也就成为 自然 而然的事情。而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而且已经是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之一，也就是说，当现代逻辑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之后，它的使用就成为常识，它也就失去了它最初所拥有的新颖。这时，人们依然可以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进行语言分析，但是同样也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分析。因此，分析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哲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就完结了，就不再有人研究了。实际的情况只是，有些人不再研究分析哲学了，但是分析哲学依然是主流，至少是最主要的哲学之一，仍然有许多人在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而且许多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仍然是分析哲学家。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因此我不仅赞成张庆熊的上述看法，“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已经牢固地融入到英美哲学的传统中去了”，而且赞同江怡的看法，即评价分析哲学是不是终结或衰落，“关键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学中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江怡，下卷，第969页)只是我还认为，这样的方法如今不仅在英美分析哲学，而且在欧陆哲学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二、逻辑方法与零敲碎打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对分析哲学的批评，说它分析的方式是零敲碎打，分析得越来越繁琐，只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小问题上花功夫，缺乏对对象的整体说明，缺乏对哲学大问题的思考。③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分析哲学中，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学派中，确实有一些人对一些语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得确实有些繁琐。但是他们并不是分析哲学的主体，并不代表分析哲学的主流。④在我看来，从整体上看，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分析哲学的一种误解，特别是对分析哲学的方法的一种误解。只要读一读戴维森、达米特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

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源于现代逻辑，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弗雷格。因此，理解弗雷格的思想，特别是理解他的逻辑，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至关重要。江怡用一节讲述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张庆熊则用一章讲弗雷格，题目是“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专门论述了弗雷格，而且首先突出的是他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张庆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的技术内容。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无疑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在撰写分析哲学史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一阶逻辑非常普及的今天，如此详细地介绍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似乎有些离题。但是张庆熊认为，没有弗雷格的逻辑，“就谈不上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他还认为，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构想是建立在他对逻辑和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张庆熊，第13页)这里显然体现了一种对弗雷格逻辑的认识，并且隐含着一种对这种逻辑应用于哲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到了陈述弗雷格的一些最主要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时候，比如“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区别概念的对象以及概念的等级”，“区分涵义和所指”，(张庆熊，第37-39页)它们背后的逻辑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张庆熊这样论述是有所考虑的。江怡关于弗雷格逻辑虽然介绍得简单(这里无疑有体例的考虑)，但是他同样说明，根据弗雷格的逻辑，“把判断提升为逻辑的核心地位，就意味着把句子而不是把名称作为思维活动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对哲学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江怡，上卷，第106页)在我看来，这些介绍和认识是正确而恰当的，它们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逻辑分析绝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其自身的系统性。

“零敲碎打”这种批评常常伴随或隐含着另一些批评，这就是分析哲学方法的局限性，它解决不了哲学的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分析哲学的方法是如何给哲学带来进步和发展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关于世界和事实的解释，奎因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等等。下面我们仅围绕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来考虑。

根据弗雷格，一个句子分为专名和谓词;句子有涵义和意谓(所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而谓词的意谓是概念。今天看来，这种区别很简单，它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语言层面的东西和语言所表达的层面的东西。但是，人们在接受弗雷格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对它提出了批评。罗素认为，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与摹状词，而专名与摹状词的逻辑作用是不同的。所以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详细探讨指称的问题。他的这一理论则被称为“哲学的典范”，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虽然如此，施特劳森却对罗素探讨摹状词的一个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使用的“当今”这个词使得“法国国王”的指称是空的，因此这句话的真假出了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使用和提及”的区别。后来人们不断探讨了这些问题，发展出不同理论和看法。比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他的意义理论，这个理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而关于意义的理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前者是内核，是基础。而戴维斯则认为，弗雷格的方法使我们可以认识句子的真和句子中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方式“具有鲜明的简易性”。⑤这显然给予弗雷格极高的评价。因此他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用真来解释意义，并不是抛弃弗雷格的思想，而是基于他的思想继续发展。以上这些内容在江张著作中都有介绍，其中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源头就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难怪江怡称这一区别是“弗雷格对当代分析哲学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分析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石”，(江怡，上卷，第111页)而张庆熊则认为弗雷格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在“语言哲学的历史上意义重大”。 (张庆熊，第42页)

通过以上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阅读分析哲学的 文献 ，无疑可以看到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以及意义理论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但是由此其实还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方法的使用和考虑。比如，弗雷格从自己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出发，为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区别涵义和意谓，但是由于它首先是对句子的区分，因此他必须形成对句子的句法分析。专名和谓词的区别恰恰就是基于一阶逻辑对句子作出的句法区分，而真值以及相应的对象和概念则是语义区分。罗素批评弗雷格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则是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系统，而他的系统有对摹状词的处理。后来人们讨论像“当今”这样的时间副词，以及“我”、“你”这样的人称代词和“这里”、“昨天”等这样的时间副词，则是基于对句子中一些所谓的索引词的考虑。由于含有这些词的句子的真假取决于这些词的涵义和说出这些句子的人和情景，因此牵涉到内涵语境的问题。弗雷格实际上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逻辑只是外延的、二值的，因此他只对句子一般的真值情况有明确的说明，而对这些涉及内涵语境的问题的说明只是满足于不使前一种说明出问题。相比之下，戴维森和达米特的理论中则大量借用了内涵逻辑的研究成果。因此，分析哲学的一条主线不仅反映出围绕指称问题而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及其发展，而且也反映出它的背后所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⑥而且，这个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围绕着真与意义的问题进行的。因此，它使用的方法是系统的，它的分析是系统的，而且它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三、回归传统

江怡认为，“当今的英美分析 哲学 中出现了明显回归传统的倾向”。(江怡，下卷，第972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二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回归传统”是一种常常可以听到的说法，也有一些与此相应的说法，比如“分析哲学走向它的反面”。⑦江怡的评价显然是正面和积极的，但是有些人这样说则含有批评。折中一下，我们可以把回归传统看作是一种对分析哲学中立的描述。

回归传统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个 历史 原因，这就是分析哲学一开始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体现。相比之下，今天的分析哲学显然在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关于存在、关于真、关于意义、关于必然与可能，等等。因此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江张著作都在论述卡尔纳普的章节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出两类哲学，一类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类是澄清语言意义的哲学;一个命题有意义，必须是要么可以由经验证实，要么可以由逻辑证明;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能由经验证实，也不能由逻辑证明，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因此构造人工语言;如此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关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拒斥、对唯心主义的拒斥，却看不到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且，同样谈到形而上学，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江怡，上卷，第173页)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形而上学“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江怡，上卷，第71页)此外，人工语言学派充其量也只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学派，至少还有日常语言学派，因而构造人工语言并不是全部分析哲学。所以，(不考虑 科学 背景的影响以及后来所形成的科学哲学，这部分内容张江著作有充分的介绍)即使维也纳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影响非常大，似乎也不能说拒斥形而上学就是所有分析哲学哲学家和流派的观点。我认为，这里的区别一定要搞清楚，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分析哲学开始的时候反对形而上学，试图拒斥、抛弃、脱离形而上学，而今天又回归形而上学了。最初一些分析哲学家确实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 发展 哲学的前景，以致说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话，包括宣布哲学终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不是分析哲学的全部;第二，这也不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比如，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建立与讨论，实际上利用和延续了传统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后来奎因对这一区别的批判不仅是对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的批判，而且是对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因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又比如，澄清意义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它也是分析哲学自身的一个主要目的，无论是弗雷格关于涵义和意谓的论述，还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实际上都是这一方向的努力。我们能说达米特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这里贯穿始终的是与真相关的考虑，而真恰恰是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地指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⑧由此难道不是可以说明，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吗?在我看来，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的理解，而且也存在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四、清晰与含糊

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种看法是对分析哲学的赞誉。与此相对的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说它含糊，缺乏分析或逻辑分析，等等。此外，以分析与综合相对，也分别形成了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褒贬。张庆熊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而其他哲学家不重视分析，分析和综合始终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史上，有些人着重于使用综合的方法，有些人着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此外，他还认为，分析哲学家重视分析，不仅在于他们有 现代 逻辑，而且早期分析哲学家还认为分析乃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张庆熊，第4页)这无疑暗含着对上述后一种看法的批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⑨但是在我看来，前一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努力把问题说清楚，这肯定是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优点或主要特征。以此为鉴，可以针对前面的看法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哲学含糊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传统哲学是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因而是不是不想或不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看来，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对世界和与人相关的问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足够了。今天读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可能会感到冗赘，为了一个概念，可以会讨论几页甚至几十页。但是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吗?其中所用的比较主要的方法，比如划分和定义，不都是体现了分析吗?在柏拉图时代，逻辑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我们无法说他有意识地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难道这里没有包含着向着逻辑方向的努力吗?即使这里只能得出否定的回答，⑩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当逻辑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难道还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吗?再举一个例子。黑格尔大概可以算是哲学史上思想含糊的著名代表。但是读一读他的《逻辑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试图从逻辑中寻找出发点和初始概念，由此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1)无论他的结果怎样，他至少努力从逻辑出发，利用逻辑的成果，这说明他希望把问题说清楚，而且他想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具有科学性。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传统哲学绝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也绝不是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事实上，传统哲学确实说清楚了许多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有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说明一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认识一事物有什么样的质，有什么样的量，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事物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事物。这所谓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当然，后来关于本质人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罗素就认为本质是哲学史上最含糊的概念之一。但是含糊归含糊，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我们对认识的看法难道不比没有这种说明的时候更清楚了吗?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是贯彻始终的，含糊只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现代逻辑产生之后，哲学中所产生的结果较之传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同样是逻辑分析，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人们看到了运用传统逻辑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看到了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含糊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经过现代逻辑的分析之后，所有哲学问题都是清楚的，再也没有含糊之处，当然更不能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著名主张。在他的论述中使用了“图像说”，与此相应，人们可以联想到“镜像说”和“反映论”。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此说明事实与思想的关系，进而说明事实与句子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对句子的分析来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结构。那么他的“图像说”完全清楚吗?或者，他的“图像说”就没有含糊之处吗?又比如，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为我们探讨真这个概念提供了基础，也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依据，由此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紧缩论、极小论、去引号论，等等。有些人认为它们与传统的符合论不同，也有人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符合论的翻版或变形。这些理论和探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真这个概念的认识，但是能够说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认识完全清楚了吗?能够说围绕它的认识丝毫也没有含糊之处了吗?

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现有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成果，我们在哪些问题上比以前更清楚了，为什么更清楚了。第二，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为什么传统哲学讨论得不是那样清楚，而分析哲学讨论得比较清楚。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会牵涉到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因而牵涉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比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到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区别，尤其是认识到现代逻辑的性质和意义，不仅对于理解什么是逻辑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于理解分析哲学的方法及其主要特征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也是至关重要的。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才会明白逻辑在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

江张著作梳理了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脉络，阐述了分析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可以说，它们展示了分析哲学丰富的内容并提出了各自一些有见地的观点。除此之外，我还认为，这两部著作还阐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