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通用3篇】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一。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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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篇2
文化哲学视野中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深刻而全面的哲学运动，创造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不同的哲学形态，一方面使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在19世纪没有充分发展的内容全部展示了出来，另一方面又结合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变革，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些连续不断的哲学创造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地位，要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加以研究。为了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首先必须确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进而研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以及由此而决定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貌，并在此基础上，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加以审视。
关键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化哲学;比较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东西方哲学传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读方式。这一解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概念，是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第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构成的，因此，要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貌;第三，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审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一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本文拟对此作一个概述性的表达。
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解析
我认为，要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要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所以，解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就成为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一个断代哲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用时间概念来叙述，也可以用哲学概念来表达。但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和用哲学概念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时间概念是与经验、常识相联系的，由此决定，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断代哲学产生的背景、一定时期哲学产生的经验基础，或者叙述这一时期的哲学与此前哲学之间的联系，说明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种叙述的目的只在于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此前的哲学，看做是此前哲学理论的延续。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现阶段哲学存在的价值，是在叙述常识的东西，而绝非哲学的东西。与此不同，哲学概念本质上是批判的，它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观念的表达;哲学概念所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哲学的理性结构和它的理念特征，实际上是该时代的哲学与此前哲学之间的否定关系。当然，哲学概念的表达也关心现阶段的哲学与此前哲学之间的联系，但它绝不像时间概念叙述的那样，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此前哲学，而是要把那些被遮蔽在此前的哲学中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说明这些本质的东西是如何构造成新的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又是如何决定现阶段哲学的性质和风貌的。这一区别表明，时间概念的叙述和哲学概念的表达体现了断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向。至于哪一个方向更适合研究的对象，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做出判断和选择。这种研究方向的判断和选择，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是以时间概念来叙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观念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研究的内容不同。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因此，研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的时代，因此，研究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探讨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构成了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我看来，时代的不同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区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还不止于此，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还在形式上，即哲学总观念的区别。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才有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也才会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单单从内容上来区别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在经验的层面上描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能从理论上说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我国学术界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在创新哲学研究的驱动下，不断地追踪研究20世纪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却始终没有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更没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我在这里明确地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就是要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哲学概念来表达，揭示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的形式上、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以此说明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那么，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观念是什么?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个领域的理论来概括的，而必须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运动中找到理据。事实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个领域的理论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以哲学的总观念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
我在这里所说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但更主要的是指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学说时，并没有刻意地区分他们学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自己学说的本质。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始于19世纪下半叶，正是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是，传播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在这一观念主导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固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和传播相关，①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是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急需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找到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以此证明工人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的理论根据。其二，历史方法的研究胜于历史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理论和方法两个部分，以方法解理论，论证修改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能够面对和解答当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方法论，从理论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容和内在逻辑。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水平超过了理论的研究水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解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三大成就：一是把文化哲学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发出对家庭、伦理和道德的起源和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对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做了起源学的说明，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以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研究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这些成就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哲学的荣誉，反而使它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在理论根源上，首先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总观念。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社会思潮，而否定了它是一种哲学思潮。由于这一否定，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排斥于哲学之外。其次是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观念。我们知道，哲学之能成为哲学，之能够把自己与科学、常识和宗教等其他学说区别开来，就在于它有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的根基。任何哲学要想改变以往的哲学，要把自己与同时代其他的哲学区别开来，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也需要有自己的本体论。这一点恰恰被19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学者所忽视了。因为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一个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并且更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就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总体性的、全面的研究，尤其是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本体论的研究，而没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形上的根基，就不能显示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当时的哲学家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缺陷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柯尔施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概括了这一危机状况：“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这整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1](P4)事实上，在第二国际的阵营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危机，并力图挽救这一危机。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陷入哲学危机的理论根源，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性质的种种歪曲和误解，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与康德哲学结合一起，或与马赫哲学结合一起，等等，都是因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现代唯物主义”。[2](P134)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是把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看作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是比之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一般性、更能体现哲学原则的东西，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下的一个分支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在指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缺陷上，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走出哲学危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哲学的世界观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哲学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看做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哲学，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一任务，所以，尽管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但终究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囿限。这一任务是由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来、并最终完成的。
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第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就第一个方面而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改良主义、走向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根源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看到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哲学，即革命的辩证法学说，没有看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化、庸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危机，就必须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强调这一点，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才能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加以研究，说明它的理论起源、与先前哲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全部意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它的哲学危机中摆脱出来。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就是要改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个新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提出变革19世纪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绝不只是柯尔施一人，而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观念。在布洛赫那里，在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在霍克海默那里，甚至在中国的瞿秋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一变革要求的。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的《绪论》中阐明了这一变革的实质。他指出，“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个哲学家，半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3](P11)可见，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位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和变革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批判和变革活动，我们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他们或者从传统唯物主义，或者从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的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现代哲学。从这一观点出发，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改造。在方法论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批判了传统哲学的逻辑结构，阐明了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并以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阐发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P686-692)在理论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践和辩证法为核心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并结合西方哲学传统的流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葛兰西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哲学”时反复强调：“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5](P300)而他的实践哲学就是在批判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自葛兰西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都是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而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发实践的生存论意义而建立起来的，而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返回到哲学的本体论，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规定而建立起来的。[4](P633-634)不仅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经历由经济学到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进到具有生态意义的自然本体论的转变;[6]在东方国家，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自然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曾经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建构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实践的唯物论”、“实践论”，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实践本体论”的建构。[4](P813-824)正是通过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哲学创造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貌，从而成为20世纪的重要哲学思潮之一。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前的创造性时代，也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意义和现代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的时代。因此，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必须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历史。这也是我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根据。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构成
从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越出它的发源地西欧，在世界各国传播并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产生了许多的争论，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最有意义的与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还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历史地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展开的，其中有两场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场论争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场论争是在列宁、布哈林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其中最著名的、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就资本积累、民族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展开的论争;第二场争论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这场论争是在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所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所展开的。这两场论争构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元而多元、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发展格局。因此，我们要走进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确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就应该分析这两场论争的性质和特点，说明它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先看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场论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民族的资本扩张，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资本的联系;另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瓜分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战争和革命的联系。这两个方面的联系对于东西方国家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资本的联系中，西欧资本主义以高于东方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方国家则是被动的、从属的一方;在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中，西欧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就变得十分不确定了。东方国家虽然在资本的联系中处在被动的、从属的一方，但是，它有可能通过战争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世界的格局，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为人们考察世界历史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根据资本的联系，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思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根据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角度思考东方社会对世界历史的作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发生激烈的论争就是由于他们分别选取的视角不同而引起的。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的左派思想家，她和列宁一样，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并在实际的斗争中与列宁有过融洽的合作，但毕竟罗莎·卢森堡主要战斗在德国，又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批判伯恩施坦的主将，所以在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在思考理论问题的向度上，都要受到她所批判对象的影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否定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二是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张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上来探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战胜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生存的价值向度以及从资本主义生存的历史环境日益缩小的向度，来考察帝国主义现象，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以此论证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这就形成了她从资本联系方面、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以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身处具有东方社会特点的俄国，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看到了东方民族崛起的机遇，他希望东方社会能够抓住这一机遇，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自身的独立，改变自身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被动地位，而成为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能动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考察帝国主义现象，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从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向度，思考帝国主义环境下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出路，分析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社会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形成了他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以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历史变革带来的积极影响。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帝国主义的前景、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和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持不同的观点，并进行过激烈的论战。罗莎·卢森堡从资本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限度;在这个限度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即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帝国主义崩溃的历史条件也就成熟了，到那时，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产方式的胜利，从而实现总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她的总体资本主义和总体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她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提民族战争和民族自治的口号，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国家和人民自治的对立，根本不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战争的问题，如果谁要在这个时代谈民族的对立、民族的战争，那他是在谈论一些过时的观点，是一些缺乏国际性的世界历史观点。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落实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上，就是反对以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她强调，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只能解决社会形态的变革问题，而社会形态的变革只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必须通过长期的日常斗争，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不断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来解决。她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对布尔什维克以取消杜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承认自己的观点有偏激之处时，她仍然坚持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像她所设想的那样做。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濒于崩溃，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国或多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特别强调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意义。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列宁激烈地反对罗莎·卢森堡，认为她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在对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态度上、在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自治的观点上、在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做法的批评上，都犯有错误。
尽管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因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在帝国主义现象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对立，但是，他们都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理论。正是这样，他们之间的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变化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列宁哲学被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获得了列宁主义的定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而取代了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被看做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裁决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能否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的标准。这就构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元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们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的观念，而没有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当然，这只是就列宁与罗莎·卢森堡论争所带来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格局的形成而言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论争还对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考世界历史的变化及20世纪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互联网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人们又开始反思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她有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这时，人们看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论争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而探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又成为联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一个契机。
再看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二场论争。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论争所创造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化格局并没有持续很久。20世纪20年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发动的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动摇了人们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的信念。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针对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葛兰西分析了西欧社会和俄国社会结构的差别，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不用说，各个国家的数量有别——但是这恰好说明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准确的侦察。”[5](P194)通过这一分析，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特殊，而不是普遍，因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而应该研究西欧市民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建立市民社会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葛兰西并不满足于这种经验的分析，他还进一步把这种经验的差别上升到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这是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哲学传统。柯尔施是明确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第一人。他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是针对那种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观点，要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特殊化的观点。他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明确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7](P247)其次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是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公式、科学的公理。他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和科学化，指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所说的具体性、特殊性和历史性，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即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都有与其相应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他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的含义。在这里，柯尔施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经验批判进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批判，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从葛兰西和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论争的特点：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的论争是围绕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问题展开的，论争的双方都力图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对方观点的错误性，所以，他们的论争是在普遍性观念主导下展开的，论争的双方都力图用一种普遍性反对另一种普遍性。然而，葛兰西和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对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在他们看来，那种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哲学原理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这样，他们就把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批判上升到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观念的批判，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观念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观念。也就是说，葛兰西、柯尔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展开的。这场论争的结果是打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的格局。
然而，葛兰西、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只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批判，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他们提出之时，曾经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他们的哲学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而受到排斥。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广泛地进入东西方各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越来越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这一观念，并把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造过程中，而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观念则成为东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契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是以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而构造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在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从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哲学起点，也没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直接的论战，但在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部，也经历了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教条化，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特殊化、民族化的论战。毛泽东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就是这场论战的重大理论成果。由于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创造性活动，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开来。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历史表现。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普遍而特殊，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由合而分的过程，而在实质上，是一个由分而合的过程。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观念主导下的创造和论争，是以理论的对错为标准的;要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普遍，当然要排斥和否定错误的东西，于是，一方的存在必然要以排斥和否定另一方为前提。这就是人们总要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中两者择一的原因，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批判和否定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与之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观念主导下的创造和论争，是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标准。这一标准本身就为理论的运用规定了一定的范围。根据这一标准，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它的理论就必然是错误的，因此，一方的存在也不必然要排斥和否定另一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这一态度来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是有保留的，他们只是要消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或取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地，毛泽东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教条化的时候，也没有否定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他只是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反对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照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正是这样，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就成为东西方各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走向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环节，而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创造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实现，因而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合理性只能在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存和相互论争中得到体现和证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构成的有机整体。
三、文化哲学范式中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题
在确定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之后，就有了如何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不能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总体的对象来研究，而总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者择一，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没有把哲学研究范式中的哲学研究意义与哲学史的研究意义区分开来;其二，选择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而没有选择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鉴于此，在这里，我力图从哲学研究范式的分析入手，清理和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
在迄今为止的哲学研究中，哲学的研究范式不外两种：一种是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思维工具，寻求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逻辑理性形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为思维工具，寻求建立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理论形式。[8](第4章第4节)在维科创立“新科学”之前，这两种研究范式就已经客观地存在于从古代到现代的形而上学的构造之中，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差别、笛卡儿哲学与培根哲学的差别，都体现了这两种哲学研究范式的对立。维科的贡献，就是把哲学史上已经存在的哲学研究范式的对立揭示出来，指出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本质上是由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决定的，而他的“新科学”，就是从柏拉图和培根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这种哲学研究范式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的哲学研究范式是不相容的。自维科之后，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并在其中两者择一，就成为哲学家们从事哲学创造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哲学家们还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中，并形成了哲学史观的对立。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史观的对立，就是这两种哲学史对立的典型代表。由于黑格尔和文德尔班的工作，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都获得了双重的意义：一是就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创造活动而言的，二是就反思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而言的。区分这两重意义是哲学史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因为任何哲学家在进行哲学史的研究时，都要把自己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哲学区分开来，把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研究的主体不仅允许不同哲学研究范式的并存和相互论争，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地纳入哲学史上的不同哲学派别和哲学观点，以便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发现哲学史上的不同哲学传统和内在逻辑，描述哲学发展的全貌;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哲学史观，研究的主体为了保持自己研究的一致性和严谨性，绝不允许把多种研究范式和不同观点混杂在一起，而只能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文化哲学的哲学史观中两者择一。这就是哲学史研究中的“多”和“一”的关系。“多”是对哲学史的研究对外的要求，即是对研究客体的要求;“一”是对哲学史观的要求，即是对研究主体的要求。
弄清哲学研究范式的这种“多”和“一”的关系，对于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为必须。因为，与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以一种哲学排斥另一种哲学，甚至把另一种哲学摒弃于哲学史之外的情况更为常见。如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标准，把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之外。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在研究的对象上，没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在研究的范式上，又缺乏文化哲学的研究视野，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去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但如果我们弄清了哲学研究范式的不同意义，弄清了“多”和“一”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构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没有这一方面，就根本谈不上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要想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厘清哲学研究范式的双重意义，并明确哲学史的研究任务：把20世纪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创造活动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要允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同哲学研究范式的存在，也就是说，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同样价值的研究对象而纳入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在哲学史观的意义上，要选择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以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为主导，清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派别，确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这是符合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普遍而特殊，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审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在三个论题下展开。
第一，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总体性的研究。20世纪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在客观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造成的，而在主观上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体决定的。20世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而是具有很高哲学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高等院校的教授，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阿尔都塞、美国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柯亨、中国的李大钊等。由于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所以他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再创造时，自觉地把哲学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根基，力图从哲学史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起源，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变革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变革的意义，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接合点，建造出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还把自己的哲学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联结起来，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以此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立起来，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哲学创造时，不仅研究西方哲学史、俄国哲学史，而且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这种结合哲学史的研究建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新的理论形态，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最重要的特点。它使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在不同哲学传统的建造中、在哲学形态的更替中有序地展开。这些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通过哲学传统的更新、哲学形态的变革而形成的质变过程。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为主线来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而应该深入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活动之中，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和在时间上的变革。
第二，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多种哲学传统，但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特征的，还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论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问题，说到底，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正是这样，自19世纪末开始，无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不可能只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理会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相反，只看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理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第二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展开论争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各自返回到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建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就丧失了世界性质，彼此之间就不再发生联系、不再有世界性的对话了。事实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哲学的研究、对斯大林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就没有间断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还通过对列宁哲学、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说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批判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全球化、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话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越来越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批研究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也日益频繁。而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理论更是被转化为方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广泛借鉴和运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这些复杂的联系，要求我们破除以往在理性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构造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模式，而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我在这里所说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不是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和否定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要以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菲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探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互补关系，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各自创造的哲学传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不足之处，以及由此而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的贡献，等等。总之，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上考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结合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和对话，我认为，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分别从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展开。方法论层面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就是说，不论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研究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有一个世界视野，都要把它们置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中进行研究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传统和形态的内涵。理论层面的比较研究主要是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论争和对话，研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同的研究路向，从中发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交汇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多重视野。
第三，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全面、彻底而深刻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开始的，这种转向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是相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而言的。19世纪下半叶，受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地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展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只是片断的，在根本上是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他们都很重视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并运用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研究人类的家庭和伦理思想史、区分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把人为环境当作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加以叙述。他们开展这些研究，是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机械论和因素论的观点，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整体观，从而能够把人类历史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所以他们虽然研究了文化哲学，但文化哲学并不是他们研究的主流，不是他们理论的全部，而只是方法，只是理论的片断。不仅如此，这些方法和理论的片断都是围绕着论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展开的，是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与这种片断的、非主流的研究相比，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创造是全面的、彻底的和深刻的。因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创造是从本体论的变革着手的。在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立者那里，在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文化哲学的确立都经过了本体论的深刻改造。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不应该是知识论的，而应该是实践的和文化批判的;这种本体论的内在结构是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批判活动与自发的、无意识的大众文化构成的，而联结两者的中介就是作为文化的、有内容的语言。从这一本体论的规定出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理论形式都进行了改造：在内容上，他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心由对经济基础的说明转变成了对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从对历史规律的研究转变成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理论的形式上，他们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与政治哲学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改变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一化的理论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中能够容纳更多的现实内容，同时，在与现代哲学和其他理论的融合中也具有更大的张力。经过这种内容和理论形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范畴体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哲学，我们不可能再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模式加以研究，而应该进行文化哲学的研究。当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全部是文化哲学。我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针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属于文化哲学传统的那些哲学。由于这些哲学派别构成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并对非文化哲学的哲学派别的哲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极强的渗透力，所以研究这些派别的文化哲学理论理应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
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20世纪的社会生活已经渐行渐远，那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已经是过时的话题。但20世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建造的文化哲学却建立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联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的哲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都成为哲学家们思考建立21世纪的民主制度、反对消费主义、发展和谐的生态经济和和谐的政治环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哲学家们之所以重视这些思想，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尤其是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文化，是束缚人的精神创造、压抑人的个体解放的根源，因此，文化与人的精神、人的解放的关系，依然是当代人们所面临的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发展本身就构筑了这两个世纪的思想联结。从这个角度看，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绝不只是一种哲学史的研究，它同时也是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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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篇3
摘要：有的学者认为，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肯定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会导致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本文认为，这种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的体现;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仅不会导致相提并论，反而能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相提并论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5-0113-07
作者简介：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一、为什么要重谈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一。我曾较早参与，并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看作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重要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局限性上，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既有原则区别、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的这种见解正是基于对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得出的。我在此之后发表的一些论著继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为了把对此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化和具体化，近几年我主持了一个“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19世纪西方各国哲学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论证和阐释了上述见解。
我的见解并非个人标新立异。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众多专家、特别是重新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大都主张抛弃以往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并对后者简单否定的态度，纷纷着手重新研究这两种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的关系。我明确提出上述见解，无非是较为自觉地适应了我国哲学界的这种前进趋势。正因为如此，上述见解提出后在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但这种见解与过去流行的观点毕竟差异很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对后者的否定，必然不为一些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过去流行的观点的人士所赞同。尽管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提出上述见解以来还是陆续听到过一些不同意见。近一年来就有一位年逾八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次给我写信表示异议。他告诉我他写过不少文章，因未能发表，便以写信的方式来发表意见。看得出他企图维护马克思主义，但所持观点实在太陈旧，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在学界难以受到关注(这大概也是他的文章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没有同他展开讨论。
但一位专家对作为课题最终成果的书稿①的意见却使我感到必须作出回应。意见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认为书稿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意味着将二者“相提并论”;二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关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经济学家以利害代替是非作为判断标准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这两点意见不仅与我不同，也与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大相殊异。如果这些意见被肯定，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克服左的扭曲、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就会被否定。这种意见在对具体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中不会有人赞成，但在不善于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又不了解的人士中还可能找到支持者。尽管上述意见没有发表，考虑到对其是非的辨析将影响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将其提出来请学界共同讨论。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位专家是谁，因此我的回应不是针对他个人，而只是他代表的这些意见，后者适应更多的人(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老人)。我将对上述两点分别作出回应，本文仅涉及第一点。
二、比较研究不等同于相提并论
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件新事。当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分析和评价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时，实际上已是在以一定的方式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体上也是如此。比较研究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也适用于其他各种不同哲学之间。东西方哲学、各个不同时代的哲学之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阶段之间)、同一种哲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都可以、而且应当作比较研究。即使研究某一学派、甚至某一哲学家的哲学，也不能局限于其本身，而必须与其他哲学进行某种形式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与有一定社会历史或思想理论联系的其他哲学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同一和差异等种种关系，人们才能从历史和理论等广泛的背景下较为深刻地理解某一种哲学的意义，从而能够进一步对之作出较为具体和明
确的评价。因此，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和必要的方式。它本身并不表示某种确定的哲学立场;抱着各种不同哲学立场的人都可以、而且必然以某种方式从事比较研究，对所研究的对象得出各有特色的结论，作出不同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似乎不应当有很大争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实际上无法否定比较研究本身，当他们反对作这种比较研究时自己就已以某种方式将这两种哲学作了比较。
相提并论一词也可以有不同意义。研究两种哲学的关系当然必须同时提及二者、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这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相提并论”。在探讨不同、哪怕是相互对立的理论的关系时，只要不把彼此有别的东西简单等同起来，抹杀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上述形式的相提并论仍然是需要的，否则无法比较。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的讨论中，批评对方将二者相提并论，显然不是指这种意义，而是认为对方混淆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原则界限。这已涉及到坚持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如果比较研究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那当然是应当反对的。
然而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预定有怎样的结局，究竟有何结局取决于怎样进行比较研究。就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来说，导致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是否能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的原则为指导来进行。如果放弃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作指导，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当然可能导致抹杀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甚至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置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之上;或者抹杀二者之间现实存在着的联系，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这都意味着扭曲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不仅不会导致将二者相提并论的结局，反而因有对方作为参照系能更好地揭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由此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历史意义，特别是它在原则上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意义。我们在倡导并具体从事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时一直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究竟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呢?这当然有多方面的牵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揭示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由此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实际所是，即它们的真实涵义。说我们“将西方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并论”的专家并未指出我们怎样相提并论，而只指出了“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见解有欠适当”。后者似乎是他所谓我们将这两种哲学相提并论的表现。主要是我们认为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是这种革命变革的根本内容。我们的确有相关见解，但它们都以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为前提，都与肯定并强调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之间存在原则区别相联系。撇开了这些前提和联系，就不再是我们的见解，就会扭曲整个比较研究的意义。其实，我们的见解过去都作过阐释。只要较为如实地对待这些阐释，似乎不应当有这样的扭曲。为了维护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推动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我们感到有必要对有关见解再次简单作出申述，看看它们究竟是否有欠适当，是否会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相提并论。
三、肯定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是否会导致相提并论
肯定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是否就会把二者相提并论呢?这取决于人们究竟怎样看待和解释这种共同背景。
如果将共同背景绝对化，忽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各自在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上的特殊性，由此抹煞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那的确会将二者相提并论。
如果既肯定二者在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上存在共同背景，又强调它们在这种背景上的特殊性，并准确和深刻地揭示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联系，那不仅不会导致相提并论，反而会因为这种比较研究能更具体和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不仅能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也能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只有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才能更好地突现出来。二者如果不是处于同样的社会历史时代，不是都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虽然也可以相互比较，但那并不能突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和古代哲学或其他哲学作比较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但这远远不及与处于同时代、具有某些共同背景的现代西方哲学作比较那样突出地显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
我们在有关论著中都曾明确表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我们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两书中在这方面就都有较多论述。这部书稿的《序言》、《绪论》对本书的主旨及我们关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基本观点都有概述。例如《序言》第一段中我们就明确提到：“项目的主旨是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的和特殊的社会历史和理论背景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它们作为同一时代哲学的共同之处和作为不同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由此更为准确和深刻地认识它们本身的真实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研究对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有积极作用，特别是促使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有利于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服务。”这段话的含义应当说是一清二楚的。这里似乎找不到抹煞这两种哲学的原则界限意义上的相提并论的影子。
如果专家觉得《序言》中的这段话还不够清楚，他应当看看书稿的《绪论》，其中对于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以及二者的共同之处和有着本质区别的独特意义的概述，应当说是更为清楚了。为了检验我们关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否能为学界接受，我们曾将《绪论》分为两篇文章先行发表，以便广泛征求意见。但至今为此我们尚未收到对这两篇文章的不同意见。
如果专家仍然觉得《绪论》中的论述尚不够具体系统，书稿第一篇《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论述已经是相当具体了。在这一篇的前言中我们就曾指出：“革命变更作为代表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与从根本上说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现代转型，无论从进行变更的出发点、目标、方法以及理论形态等方面说，都必然存在原则区别，应当按照它们各自的实际所是分别对之加以分析研究，不能将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能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来代替或削弱对二者本身的具体研究，更不能将二者加以混淆。但是，这两种哲学上的变更毕竟大体上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实现的，二者有着大体一致的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背景，也都企图使西方哲学的发展摆脱原有的困境和危机，为其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因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固然对二者都不能有如实的认识，看不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同样无法正确认识二者的本真意义。”这一
篇分成《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共同背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概述》三章，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前言中的基本观点。专家说我们在此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这与我们表达的见解正好相反。
更使我们不解的是，专家引出书稿第70页(第一篇第四章第一节)中的半句话，把这句话的后半句以及随后的说明和限定都略去，作为我们“相提并论”的根据。
书稿第70页上的原文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但这种共同的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同一背景，不同的哲学倾向可以有不同的取向，由此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两种在性质上有着原则区别的哲学。它们虽然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但它们与这种背景的具体联系必然具有重要区别。”这段话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原则区别的含义是一清二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都生活于同一西方社会中，都面对着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我们肯定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这是对客观事实应有的尊重。考虑到在共同背景下二者也必有差别，我们在此将这种共同背景限定为“某些”，以避免误解。然而这位专家却把至关重要的“某些”两字删去了，似乎我们认为二者具有完全共同的背景。这就扭曲我们的说法了。更不应该的是：他只引了我们这句话的前半句，却不引“但这种共同的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个后半句。至于紧接着的几句话，由于明显地是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原则区别，就更不引了。在探讨严肃的理论问题时，对与自己不同的理论不作求实的分析，甚至随心所欲地曲解对方的表述，断章取义，这似乎有悖应有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的书稿中有较为系统的阐释，其中部分论述已作为前期成果发表，书稿也很快将出版，可供参考。本文有限的篇幅难以具体论及。
四、肯定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为革命变革的根本内容
专家举出我们“将西方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并论”的另一根据是，在书稿中第22页，我们说“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是这种革命变革和转型共同的‘根本内容’”。
在专家注出的书稿第22页上的确有相关语句，但他对我们的原文用词作了删改，以致改变了含义。其实，我们在此同样是既肯定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某些共同之处，又强调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并非将它们相提并论。第22页上的原文是：
“如果上面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也是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根本内容。这当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和社会基础上的原则区别，而只是说明二者同作为现代哲学都必然以某种方式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因而二者必然存在共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现代哲学根本特征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作了最科学、最深刻和最全面的阐释，较之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
这一段话主要涉及三个问题：(1)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2)这种转向是否可以说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3)如果对上面问题作肯定回答，是否会由此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
这段话中其实已包含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在其前后文中又都有论证。前文中的论证是概述性的，后面的书稿正文有专门的章、甚至专门的篇对这些问题作了相当系统和具体的探讨。只要在学术讨论中有严肃的态度，不抱偏见，联系上下文来看待这段文字，对其观点似乎不应产生误解。遗憾的是专家显然没有仔细阅读这段话，更没有联系其上下文，以致得出了与我们的原意相反的解释。考虑到其他学者(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老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产生误解。我们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再简单作答。在书稿出版以前，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还可参看我们在其他地方所作的较为具体和系统的阐释。
第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
这一观点，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以来，在一系列论著中都已表述过。在这部书稿中，不仅在《绪论》中作了明确的概述，在正文中还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相当具体的论证。就在上面那段文字前面，我就曾谈到：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蕴含着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趋向。孔德等人之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不与人发生关系(也就是不为人所经验到、即不处于人的经验中)的自在的世界不是人的现实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对人也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哲学研究应以人的经验世界为对象。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当然可能导致不可知论甚至唯心主义，但同时也可意味着哲学应当面向人化的世界，在这点上他们与马克思对人化世界的强调显然有共同之处。尼采等人鼓吹的唯意志论当然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们不像近代唯心主义者那样把意志当作精神实体，而把它当作一种趋向，当作不断向前推进的活动、力量。他们认为这种趋向、活动、力量就是现实的人的生活。换言之，他们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基础。如果说19世纪中下期的西方哲学家在表达这种关于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上还相当含糊、隐晦的话，20世纪以来的许多哲学家(例如杜威、怀特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就说得清楚得多了。我们当然不能说19世纪中下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家都赞成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基本观点，但如果我们对众多的流派和思潮的理论加以比较分析，不难发觉多数派别和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或隐或显地朝向这个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形形色色，同一流派的不同哲学家也各有特色。在对由近代到
现代的转向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提法，例如历史的转向、生命和价值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语言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等等。它们之间当然有很大差别，但在拒斥抽象地谈论自在的物质或精神世界、而强调对人化世界的关注以及以某种间接或隐晦的形式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上，它们之间又有较多共性。”
正因为19世纪中下期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都有上述共性，我们才说“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考虑到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中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大都不是明确地指出它们的转向是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再加上它们的转向存在种种片面性、曲折性、不彻底性，我们所说它们的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意味着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实现了这种转向，更不是说它们的各个流派都实现了这种转向。当我们说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是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时，我们指的只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我们的这种看法完全可能存在种种片面性，我们也一直愿意与不同见解的学者对上述问题共同探讨。但是我们认为在学术讨论中应当尽可能如实地理解对方的见解，否则难以达成共识。上述专家没有顾及、甚至有意忽视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极为重要的用词，这显然偏离了我们的原意。
在马克思主义受到严重扭曲的时代，曾经形成过一种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持全盘否定评价的倾向，即认为这一转向无非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进步转向反动。坚持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由于这种观点明显脱离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公开支持的人越来越少，但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学者在信中就一再强调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以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对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不仅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传统的实体性的唯心主义(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是如此)，他感到不可理解，并断言在西方哲学家中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他既不理解，更不承认。对于一位对现代西方哲学没有实际了解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未以发展着的观点来重新认识的老人，有此观点也许并不奇怪。但是，一位专家在谈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标准时仍然坚持以往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第二，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来都受到哲学界的特别关注。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家都接受如下的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由此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但由于它能全面和深刻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使用这个名称，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同样使用这个名称。由此这个名称长期以来一直被普遍认可，它本身不应受到怀疑。
然而，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觉得这个本来正确的名称曾经遭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长期扭曲(_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往往打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因而主张用马克思本人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的一些著名论断作为根据而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等其他名称来补充。马哲界为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有重要意义。不过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使用什么名称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只要把握住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并无实质区别。这些名称既都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也都可能因解释不当而被扭曲。
什么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呢?通常的回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回答当然正确。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怎样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呢?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得以成立呢?这不能仅仅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本身来解释。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统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同语反复，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一般地谈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般观点，在马克思以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黑格尔等辩证法家早已分别明确提出过。但他们都未将二者统一起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过程中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超越了纯粹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但由于他脱离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实践来看待人，看不到人的能动性，他的唯物主义仍然与辩证法相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品格使他们得以把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统一起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把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提到了哲学的首位，他们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他们由此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那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也超越了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那种将人的能动性绝对化、抽象化的思辨性辩证法。因此，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对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现实生活和实践永远处于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不管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其他名称来指称马克思哲学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否则就会划不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的界限，都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偏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第三，肯定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不会导致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能肯定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又能肯定与马克思大致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那么我们也应当肯定二者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并未由此将二者相提并论，而是明确肯定并强调二者之间在社会基础和理论上都存在着原则区别。书稿第22页中那段被某专家引为我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的话所强调的正是这种原则区别。在书稿的《代结论》中，我们提到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三点原则区别。“第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它完全符合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克服了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因阶级偏见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第二，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第三，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
心主义倾向”。这三点区别是对整个书稿的阐释和论证的一个概括。它的确会质疑“将西方 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 并论”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不是我们的，而正好是我们所一再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