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推荐3篇)
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其产生之原因。以下是百文网小编精心整理的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篇1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
摘要：“信息”的哲学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引起哲学界真正重视。最近西方哲学界提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简称PI)研究纲领，把“信息”作为哲学基本概念列入研究范畴，认为它和存在、知识、意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哲学面临着信息转向。本文将着重介绍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转向;研究纲领
一、前 言
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完成了耗时数载，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何以成为可能。早在1996年弗洛里迪便提出“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Floridi 1999)。不久前，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又发表了他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Floridi 2002a，刘钢 2002)，其中他对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基本论点是：信息哲学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探究领域(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能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这是哲学界第一篇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纲领性文章。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因为信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便有了一面旗帜。
二、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cker 2001)，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 1997)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当代信息哲学从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所组织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所有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题为了《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a)探索阶段。图灵于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 1978)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b)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c)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Dummett 1993) 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棗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Bynum & Moor 1998)
四、什么是信息哲学?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Floridi 2002a)
(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ii)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iii)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而且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iv)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很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a)信息的本质研究和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Floridi 2002a)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些应用下面还要谈到。
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能够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我们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之。2001年11月6日，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柏林举行了颁奖仪式，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罗奖(Wolfgang Paul Award)授予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哲学家史密斯(Barry Smith)，旨在资助其形式本体论(formal ontology)的哲学方法和理论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据信，这是哲学家迄今为止得到的金额最高的一项研究奖金(Donovan 2001)。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五、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口号。(Floridi 2002a)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Floridi 2002b) 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影响。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 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Evans 1982)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 C. 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Dennett 1987)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a)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b)创新。以(a)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诸多哲学领域，这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
(c)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b)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d)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b)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六、当前信息哲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的资源，除了要看学科本身，如看它是否古老、是否有经典、是否有大家等，更要看这个学科所讨论的话题是否能够产生有说服力的成果。信息哲学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除了它的话题可以上溯到古老的传统(如普遍计算的思想源于大哲学家莱布尼兹)之外，关键还在于它利用计算机拓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即我们所说的创新的方法论。正是由于有了新方法，传统的话题才能获得新的视角，获得新的生命，而新的话题也会随着新的方法论的广泛应用不断问世。
新的视角的引入同样也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迷人之所在。例如，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这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包括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等诸多方面;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而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等遍落入这个范畴;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上面提到的斯密斯博士的形式本体论便属于这个领域，另外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等也是该领域要涉及的内容;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产生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新环境下行为规范的问题，因此，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等伦理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美学是古老的，但数字美学作为存在语义化的新阶段，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知识体系提供系统性处理，可以使人类更进一步理解社会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数字世界，因此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等无疑将成为虚拟环境下的首要问题;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等。(Floridi 2002)这些分支领域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足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信息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
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业社团对学术共同体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例如，在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过程中，美国哲学协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计算与哲学协会。在过去的16年中，该协会每年都围绕一个计算和哲学相关的主题举行年会。回顾过去各年会所讨论的议题，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哲学教学的计算机应用，这包括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计算、远程教育和电化教育、电子出版、逻辑与逻辑软件、网络哲学资源建设等范畴;其次是计算机的社会方面，如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文化与社会、虚拟实在等;第三，与哲学的创新相关，其中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人工生命/生物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形而上学等是重点关注的问题。(IACAP 2001)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如信息哲学所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分布式处理，突现的性质、形式本体论、网络结构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因而可以说信息哲学将哲学探究的疆域拓展了，为人类理解做出了新贡献。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即将推出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主编的一部导论性的著作，《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从中也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基本走向。(Floridi 2003)在他看来，信息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信息、计算、复杂性和系统;在计算机的社会维度要讨论的议题有计算机伦理学 通信与交互作用 网络空间 数字艺术;心智与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与心智是主干;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构成信息哲学的另一重要维度，其中包括形式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等诸多话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内容、形式语言和超文本理论形成信息哲学的一极;而逻辑与概率则设计诸多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中的概率性推理、决策论和博弈论等;最后是科学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计算建模等。
2003年国际著名人工智能杂志《心智与机器》第一期将出版信息哲学专刊，也是由弗洛里迪任主编。论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与信息哲学相关的元理论问题;信息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哲学的信息转向以及信息哲学的各专业领域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哲学、计算的科学哲学、认识论的信息理论方法、语言和心智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超文本理论、信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的概念分析。
七、结 语
正如《数字凤凰》的主编所宣称的，“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棗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棗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Bynum and Moor 1998, p. 1.)像凤凰涅磐一样，哲学获得了新生，这门新的哲学范式便是信息哲学。
概括起来，信息的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为哲学贡献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信息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根据我们的研究，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大有收摄于信息哲学的趋势，并有可能出现新的理论综合，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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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篇2
论当代教育哲学的“问题哲学”转向
摘要：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其产生之原因。而教育哲学之拯救，迫切需要教育哲学深刻的范式转换。直面问题是中国教育哲学当下最高意义的范式转换。“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优先性关涉教育哲学的本性。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既意味着某种实践论的取向、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取向，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取向。
关键词：教育;教育哲学;问题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12-07
收稿日期：2011-05-1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项目(08JDC023)
作者简介：高伟，男，山东泗水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任何一个教育哲学研究工作者都无法对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的“不在状态”置若罔闻。当下的教育哲学仍未走出本质主义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它既无力改造现实，也弱于对日趋复杂的教育问题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如果仍然期许有所价值就必须直面思想内部以及社会转型的挑战，而这意味着教育哲学需要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以自我救赎。
一、教育哲学的危机
或许没有哪一个词像“危机”一样更能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无限遐想了。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过度诠释，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虚与委蛇，危机的知性论证并未真正触及内在的焦虑，而焦虑本身也并非理性的真诚。“危机”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问题的产物，直面当下教育哲学的危机，也就是对当下教育哲学的精神状况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自觉，也是对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的运用。所谓教育哲学的危机，由此也就表现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言说方式的取用这两方
面的危机，说到底，是教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危机。
首先，教育哲学的危机表现为求真思维的知识论化的危机。知识论是中国教育哲学转型最为厚重的历史碱壳。教育哲学向来以求教育之“真理”为己任，并以此作为教育实践的价值规约。这种知识论的求“真”意识并非没有意义，而且也正是这种求真意识成就了教育哲学的学科特性和自我认同。但问题恰恰出在教育哲学对“真理”的想人非非上。当教育哲学宣称其终极使命在于寻获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劳永逸的解释框架时，教育哲学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纯粹的修辞学的暴力。知识论化的教育哲学有三个难解的矛盾：一是教育的普遍真理作为一种理念上的“预设”，其来源究竟是逻辑的构造还是生活?如果其来源是逻辑的自我演化，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将失去对生活问题解释的效力;如果其来源是生活，那么一个未经生活检验的先验构造又如何可能?当教育哲学消灭了对普遍真理的怀疑，其立场也就弱于怀疑;二是就真理而言，如果教育哲学已经宣称它找到了所谓教育的真理，那么对真理的占有恰恰意味着对真理的终结，从而也就消解了教育哲学;三是即便我们以不可思议的机遇找到了教育的普遍真理，我们又何以能够知道我们寻获的这一真理不多不少正好是教育的普遍真理?知识论是渴望逻辑化并乞灵于逻辑的，然仅就逻辑而言，鉴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知识论也具有难以解脱的悖论性质。
受近代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一直致力于普遍必然性的确立。但这种对教育本质绝对优先性的确信却对其逻辑上的内在纠结以及历史文化实践的强大挑战完全无能为力。一方面，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理性体系为了回避论证的无限循环而不得不最终乞灵于信仰从而走向它的反面;另一方面，传统理性主义似乎也无法有效地解释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伦理价值、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形。总体性的压迫没有阻挡住差异的蔓延，理性的承诺也不断暴露出其无力和虚假。对本质之光的智性真诚并没有发现阴影的扑朔迷离，表面平静的原理式寻求下面则隐藏着教育实践非逻辑的滚滚暗流。纠缠于概念的教育哲学无视教育事实，虽然它用一个幻觉的本质建构了一个霸权式的基础主义，但对细节和差异的忽视却使其走向了能指的飘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罗蒂那里就表现为对作为自然之镜的人心的消解和摧毁，他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这也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所致力的教育哲学回归事物本身的范式转换。教育哲学关注教育应该是什么的真理性知识虽然具有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基础，但如果这些真理性知识拒绝了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现实观照，而将教育真理等同于概念或逻辑的游戏，那么我们越是谈及教育，那么我们离教育自身就越远。真理可以是真相，但没有真相也就无所谓真理。古希腊哲学相信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知识问题来解决，因此试图通过理性从各种意见中分辨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来。然而事实上真正可靠的真理只不过是理性对自身的逻辑表达，而不是对事实的表达。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意见世界的真理世界。这是怀疑论从美诺到休谟再到维特根斯坦的有力论证。
其次，教育哲学的危机还表现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教育哲学从固步自封到不断地从域外汲取各种思想资源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这无疑基于教育哲学的理论自觉。但由于拒绝了本土经验，教育哲学的研究便出现了怀特海所谓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the fallacy 0f misplacedconcreteness)。当下教育哲学在清理传统教育哲学的知识论范式方面确有成效。但是，当下教育哲学的知识生产不外是将域外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来，它只是披上了“教育”的外衣而已。教育研究将哲学的研究成果视为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教育哲学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验证充其量不外是证明了某种哲学成果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如同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演绎并不提供新知识。然而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它没有提供新知
识(设若如此，教育哲学只是一种无害的劳而无功)，而是当它将哲学的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些坏的新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新，只是对教育哲学来说貌似新颖而已)。原因至为简单而又隐藏至深。因为这些所谓“研究”完全无视教育的特殊性。当教育哲学研究不加区别地将这些思想框架“移植”(而不是经过创造性的解释)到教育领域中的时候，这些思想就难免水土不服。
追求教育哲学的“哲学味儿”是种危险的心态，那种刻意的哲学只有表达的快感而没有真诚的关切。如果教育哲学研究追求的只是逻辑的缜密或语辞的煽情，当下教育哲学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就只不过是包装精美的空洞无物而已。把重组偏见当成
思考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谨防的精神病变。
最后，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教育哲学危机是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危机。问题是事物之间的矛盾。问题意识是对问题的觉知。当下教育哲学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根源于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是个问题。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它不是针对问题的研究。教育的问题有两类，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教育哲学研究设若尚有价值，那么它所研究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至少应该是个“真问题”。只有真问题才有成为“课题”的价值。所谓“真”，就是在逻辑上为“真”或者在实践上为“真”。如果教育哲学研究不首先判断它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真问题”，那么前提的错误就会带来一系列错误。目前教育有很多问题，然而要发现一个“真问题”却并非易事，而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否发现一个“真问题”，这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吃紧之处。二是它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它不知道它研究的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它通过对问题的研究试图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可以通过“美诺悖论”为其研究的无目的性进行逻辑上的辩护，但显然逻辑上的两难不足以成为教育实践的指导或者根据。三是它没有明确的立场。目前教育哲学研究的流行病是有漂亮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思想。这种书写方式即使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研究问题的模棱两可。思想的立场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总还是需要的，以此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折衷的思想立场也是立场，但不能把折衷理解为互为相左的观点之间的游移不定。
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教育危机产生之原因。而教育哲学之拯救，迫切需要教育哲学深刻的范式转换。当下教育哲学在解释现实时，失去了反思能力;论证现实时，则失去了批判能力。教育哲学只有通过范式转换才可能获得其明确的身份意识，而走向“问题”，则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二、教育哲学：问题的优先性
当我们将研究的视野由单纯的逻辑思辨走向日常生活世界，由教育哲学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的建构走向不完备的粗糙现实，由形而上学的应然允诺走向实践的实然观照，由空洞的理想主义规划下降到当下的民生体验，由抽象的人性假设具体到个体的感性经验，中国教育哲学便不得不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范式转换。如同当下哲学研究将研究范式的转换视为自觉，教育哲学目前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是如何从教育价值的超验论证走向历史实在。超验论证并非没有价值，但是超验论证的宏大叙事正逐渐使我们丧失对生活的敏感;为中国当下的价值情势开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莫里逊氏丸”)也并非毫无价值，但这种抽象的致思方式剥夺了生活的具体与多样性
的统一。真正可怕的其实不是谎言，而是对那些可见事实有意无意的忽略。直面事实是中国教育哲学当下最高意义的范式转换。
哲学须有问题意识。“哲学源于震惊”，是对“问题”的惊奇，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哲学。现代西方的解释学对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追问是思的虔诚，追问起源于思，而思则是对问题的追根求源，他说：“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的寻求。为什么?因为某物存有和某物是什么，亦即本质的本质现身，自古以来就被规定根据。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思考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的那种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追问。”伽达默尔则认为问题的提出开启了被问的东西的存在，提问本身就是进行开放。在伽达默尔看来，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限制。这种提问的“开放性”和“某种限制”就是“问题意识”或“问题视域”。
“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优先性关涉教育哲学的本性。教育哲学总须是问题之学，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意义或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教育问题的追问并非一劳永逸，而教育哲学对教育真理的寻求永远都悬而未决。这正是教育哲学与一切教育科学的本质区别，也是提问所特有的和原始的本质，当然也是教育哲学的本性。因为哲学从其本源意义上来说就是追求智慧而非占有它。伽达默尔在考察问题的发生史时也强调了“问题”一词所表现出的悬而未决的特征。他认为，提问总是显示出处于悬而未决之中的可能性，对于提问不可能有单纯试验性的、可实现的态度，因为提问并不是设立(Setzen)，而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可能性的试验。因为很显然，对问题的理解并不能超越我们所处的并由此而进行理解的历史条件。普遍主义的、绝对主义的从而所谓的超立场的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对此，伽达默尔有过精彩论述：“问题是理性本身的产物，理性绝对不能期望有对问题的完满解决。富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随着哲学问题的直接传统的消失和历史主义的兴起，问题概念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这是一个标志，表明那种对于哲学的实际问题的直接关系不再存在。所以，哲学意识困惑的典型表现就是当其面对历史主义时，躲进抽象的问题概念里而看不到那种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问题。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史就是历史主义的冒牌货。凭借问答逻辑来进行的对问题概念的批判，必然摧毁那种认为问题的存在犹如天上繁星一样的幻觉。对于诠释学经验的思考使问题重新回到那些自身呈现的问题和从其动机中获取其意义的问题。”当下教育哲学常奢谈永恒的问题，并以拒斥历史主义来占领话语高地，此种所谓教育哲学的超越性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伪装。
其次，教育哲学的追问，并非马马虎虎的追问，而是关涉教育哲学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说，教育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必须是有意义的问题。问题本身就具有着某种意义，这一意义存在于问题为回答所提供的启示的方向。教育哲学所致力的就在于分析和澄清教育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诸如，人为什么要受教育?谁应该受教育?人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永恒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不是一劳永逸地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做出尽可能认真的回答。每一个时代的教育哲学对这些问题都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不同的答案，同时也对当前的回答作出反思。随着追问的不断前行，对这些问题回答的更开放的视域就不断地显现出来，而教育哲学就永远处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之中――教育哲学不断地进入问题从而获得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哲学研究必须防止高估自己的成果，因为只有问题才是场域和引线。面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面向教育事实本身，而教育哲学愈是植根于对教育事实的分析之中，就越能崭露教育哲学之为教育哲学的本真价值。这种“工作哲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概括的“现象学精神”。他说：“‘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 述为：‘走向事情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伪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教育哲学不独为现象学，但教育哲学与现象学在对教育本真问题的求溯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下教育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学态度”。
最后，教育哲学的每一次范式转换归根到底是研究者所思考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思考方式的转换。从存在形态上看，当下教育哲学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是关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是形而上学的，后者是文化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虽然为“教育”提供了可资的思想依据，但是任何对教育“永恒问题”的追问总须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而教育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教育总得以担当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为其行为的前提与指南。当下教育哲学之拒斥形而上学概有两个根本原因：虚假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虚假。前者是指我们进行所谓的形而上学研究根本达不到形而上学高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教育研究有“本质说”而无“本体论”，这种以形而上学之名行使本质主义之实的所谓形而上学完全败坏了形而上学的荣耀，因为这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只是纠缠于概念，与价值意义无关;后者是指形而上学的根本弊端仍然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把握这些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最终根据。我们不能没有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的确有着可疑之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你来我往构成了当下哲学乃至教育哲学最基本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当下教育哲学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
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方式的转换决定了教育哲学范式转换的理性选择。然而，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不是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走向问题这一说法也仍然有待思虑。
三、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
现代哲学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人的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转向、文化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为代表的具有“家族相似”意义的一系列哲学转向的提出都内在地揭示了哲学整体性的范式转换。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以宣称哲学终结的方式试图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既为哲学自身的变革，也为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即哲学观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案。无论这些方案在取向上是如何的迥异，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些学说的内在关联都指向于“问题”。这应该是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发生的时代精神背景。这些方案无疑启示了教育哲学的自我反思，但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非马马虎虎地依从于这一转向的潮流，而是基于它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实践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讲，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既具有转向哲学的一般性，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意蕴。
首先，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某种实践论的取向。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教育哲学是教育理想与终极价值的理论形态，从而执著于理想与价值的逻辑建构。这并非没有意义。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教育理想不是空洞的逻辑言说，教育理想只有回到“粗糙的地面”(维特根斯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理想，这才是教育理想真正的理性。而这就意味着教育哲学必须关注社会实践问题，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论的方式去看待教育。
但实践论并非某种庸俗的实践论，即那种教条式的“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对实践起反作用”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实践论只不过是权利话语的某种巧妙伪装。同时，实践论也并非目前学界所宣称的“理论与实践本然统一”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本然统一其实是对理论与实践不合的公然逃避。②在我看来，实践论的教育哲学具有如下意涵：一是对教育的任何言说都不能离开人的劳动生产实践，这是教育乃至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与根源。马克思对此曾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似乎羞于谈及生产物质生活，但这种对“庸俗”的逃避恰恰是对理性的拒绝。因为正是人类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也都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如果离开了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就完全不着边际。二是教育哲学无论多么玄虚，它总不能有悖于常识(common sense)。教育中的“人”以及教育所思考的“人”，是处于现实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如果教育哲学仅仅停留于概念的、逻辑的思辨，那么教育哲学也就只是头脑中的概念风暴，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教育的真相在常识之中而非在对真理的构造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和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三是教育哲学虽是思辨之学，但思辨并不等于空洞的抽象。教育哲学思辨不是用来满足理念的逻辑要求(比如批判)，而必须是直面现实生活的。恩格斯明确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当教育的种种“原则”大行其道，教育可能正抽身而退。
其次，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取向。教育哲学为了能提供对于教育新的洞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华丽的说辞或者诸种貌似玄虚实则空洞的奇思妙想，就必须走向具体的生活实践，以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的视野观照当下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机制。为此教育哲学就必须打破玄思的沾沾自喜而融合到具体科学与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文化批判甚至被认为是哲学的本质要求。川罗蒂将现代哲学的这种转型称为新的哲学的范式观，他认为，“哲学”不是这样一种学科的名字：它面对着一些永恒的问题，却不幸不断错误地陈述它们，或依靠笨拙的论证工具批评它们。宁可说它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期专注一个话题而非另一个话题，不是由于论证的需要，而是由于发生于谈话中其它领域的种种事物的结果，或提出了新事物的个别天才人物的创造，甚而或许是若干这类力量合成的结果。很显然，如果教育哲学仍然对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知之甚少，仍然无力面对中国教育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干枯的木乃伊式的哲学也将失去它的活力，从而也将失去它在当下的言说价值。
舍勒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心态和尺度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提醒哲学要发掘现代性中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及其精神动向。有学者曾经提 供了一个转型时期的问题链，如人的内在心理结构、科技与人文、圣俗之间、民族认同与全球化、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等。中国教育哲学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将决定它在一个未知的将来如何定位。如何通过知识整合或者文化整合融化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直面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扦格不睦，并从而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哲学乃至教育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仅仅逻辑的推理或者心血来潮的哀怨是不够的，它需要教育哲学深入到文化精神的真正寓所中，使内在于生活世界或普通民众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走向觉醒和自觉，这才是教育的真正使命，也是教育哲学的历史担当。做一点踏实的工作，或许教育哲学将由此而获得新生。马克思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为了走出意识哲学的阴影，教育哲学就必须走向文化与生活。恩格斯的话对当下的教育哲学转型来说仍具有针对性：“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最后，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生活世界取向。回归生活世界对当下教育哲学来说几至成为时髦话语。这是教育哲学的一次伟大进步，同时也是教育哲学又一次虚与委蛇。因为我们的教育哲学仍然停留于原则和教条上，还没有真正在观念上走向生活世界，甚至把走向生活世界本身当成教条。由此当下教育哲学必须形成观照教育生活世界的自觉意识，而不仅仅是其教育哲学式的自圆其说，附带着向愈发陌生的生活世界投去“好奇的一瞥”。
回归生活世界对教育哲学来说不是一种马马虎虎的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一是教育哲学必须从关心概念、逻辑问题转向关注生活世界的问题。教育哲学的永恒不是表现于它对永恒的理念的解释与再解释，而是表现于它对问题的永恒的关注。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教育哲学应该关注的是对问题的抽象而非抽象的问题。这一点关涉如何理解教育的根本价值;二是回归生活世界决定了教育哲学是否虔诚地对待我们的生活。那些“虔诚”地对待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够以追根溯源的理论姿态，叩问教育的内在性和本性，因而能够紧紧抓住人的心灵，在文明危机中追求人的尊严和崇高。胡塞尔曾把近代哲学史看成是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着根基、并为了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既然教育哲学承认教育的使命在于追求人类福祉，促进人类幸福，那么抽象的幸福也只有放置在生活世界里才有可能获至它的根基。三是教育哲学必须清算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的谬误与虚假，这本身也是现代教育自我救赎的一次有益探索。因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首先坦露了教育从生活世界中的“脱离”，而教育之脱离生活世界则主要倚助于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才有可能。如果我们的教育哲学尚未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所谓的向生活世界回归也就只能是句空话。
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不是对教育哲学的“消解”，毋宁说是“再生”。它是教育哲学重新获得其荣耀的涅�，也是教育哲学真正沉思的担当。在一个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时髦的日益喧嚣和浮躁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作为从事教育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忠告：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因为教育哲学研究者面对的不仅是“教育哲学”这一学科，也承担着中国教育哲学的新生和中国教育的改造。中国教育哲学的根在中国教育，我们永远不能忘却这一点。再没有比面对当下如此巨大的“中国文本”置若罔闻更令人失望的教育哲学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也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对当下的中国教育哲学来说，此处吃紧，不得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