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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有关的论文(合集三篇)

古希腊哲学中所提出的善于幸福的关系一直是伦理学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古希腊哲学有关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古希腊哲学有关的论文篇1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提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开始,然后对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G633.21文献标识码:A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马列部经济伦理研究所)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7]欧阳英.《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月.

古希腊哲学有关的论文篇2

浅论古希腊哲学中善与幸福之关系

摘要在古希腊哲学中所提出的善于幸福的关系一直是伦理学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几乎每一篇试图探讨希腊哲学的文章都会面对这一复杂的课题的研究。本文即是立论在众多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之上,以善作为幸福的价值基础,善作为幸福的达成手段和善与幸福的统一为基本切入点,浅谈希腊哲学中这两个基本伦理学概念的主要思想之间形成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幸福 价值基础 古希腊哲学

希腊哲学中对于善和幸福的观念的讨论基本上确立了在这两个相关问题上的三重立场,即以善的理论作为幸福的价值基础,以善作为幸福的途径,和以善和幸福作为一对伦理学最高范畴的统一。这样的考察将给我们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一、善是幸福的价值基础

对于善与幸福的第一个关系层面是善是幸福观的价值基础。在许多希腊哲学家的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幸福自身并不能为自己设立一个存在的合理依据以及价值根基。幸福代表一个人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的心理感受。但是,幸福有没有价值?心理的满意就真的具有价值的充足性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幸福的价值根基在哪里?

对于幸福的含义,我们不否认其具有很强的经验性。正像许多学者说的,幸福是一个人对于整个生活满意的感受的概念。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感受,总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标准上的。并且对于何谓满意总是有着一个透过理性的理解的。因此我们看到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学派都基本一致的认为,幸福实际上需要一个道德的根基,幸福观的前提是善。

善是幸福的基础,苏格拉底的思想真正的奠定了这种理论路径的最初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完成了其最初的理论构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研究公正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关于善于幸福的关系。他特别谈到,善代表了一种整体的和谐,而这也就是幸福。也就是说,和谐至善的存在确立了幸福的真实性。我认为这种真实性正是价值意义上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幸福问题实际上,经验性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处于哲学家的眼睛,特别是追求理念真实的柏拉图的看法,经验并不代表真实的存在。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在于理念的世界中,而经验世界中的一切则只是理念世界的真实所反映中的光辉或者说影子。因此,唯有用真实善的的理念中才能找到真实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对于苏格拉底的思考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体理论中,他从现实的形式与本质的角度来看到特殊与普遍的问题。所以,善并非还是存在于一个其他世界中;恰恰相反,善就存在于这个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中,也就是人们的道德实践中。但是,这样一种看法的出现,并没有掩盖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善确实是幸福的价值基础。因为正是在这个前提上,亚里士多德才开始了对于伦理学的研究,他所做的伦理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可以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促进人的幸福。

二、善是幸福的途径

许多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同意善也是我们达至幸福的途径。也就是说善不仅具有相对于幸福的价值意义,也具有相对于幸福的工具意义。

但对此,一种理解是善只是达至幸福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道德的完善固然能够带领我们达到幸福,其他途径同样可以而且完全可以替代道德的完善而为我们提供同样的幸福。对于快乐主义思想而言,幸福和善没有本质的联系。这或许是快乐主义者们所坚持的。而另外的一种思想认为道德的完善是实现幸福幸福的唯一正确途径。道德的完善就是人生的幸福。这一思路在斯多亚主义者的思想中最为明显。

我认为这样一种多元性的意见分歧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多元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评价古希腊哲学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并且选择其中之一种看法表示赞同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他们在善能够达至幸福这一个基本的观点上是同意的。这也是我们同样值得关注的地方。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想有一种论点,认为幸福与道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幸福与道德之间的一些冲突,然而,这个冲突的解决却不是靠着对于一方的彻底否定的逃避,而应当透过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提高来解决才是正途。

三、善与幸福的统一

希腊哲学家还有认为,善与幸福并非是一对矛盾的概念。相反,伦理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认识并指出如何能够统一善与幸福。

对于善与幸福的统一,不同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统一的基础。德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活动是统一二者的基础。而昔勒尼学派则认为快乐的感受更为直接和现实。人生统一善与幸福的根本在于人的快乐的现实感受。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亚主义者而言,要想统一二者,一个人唯有透过宗教信仰的途径才能实现。这一点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头脑中是最明显不过的了。

当然,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构成人类善与幸福统一的基础的,实际上在于特别的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对于一个个体的人在提高对于善与幸福的关系的理解上,仍然有着不能抹杀的意义。每一种观点实际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忽略道德本身统筹幸福的力量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人的主观感受在幸福实现中所带给人的直接现实性的意义。

注释:

王艳菊.幸福作为核心终极价值.中国德育(第三卷).2008(2)..

陈瑛.人生幸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汪子嵩.古希腊哲学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卷)(第一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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