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论文实用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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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论文篇2

阶级论文学史观到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变迁

摘 要：本文通过《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沈从文不同评述的比较，总结两本文学史背后所分别体现的“阶级论文学史观”和“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差异，分析因文学史观差异引起的对沈从文文学史地位和其作品艺术价值的不同评价。

关键词：阶级论文学史观 现代性文学史观 沈从文

不同文学史观关照下的文学史写作，将呈现全然不同的文学史面貌。《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为“阶级论文学史观”和“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代表性文学史著作，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本文将从两本文学史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不同评价，分析两本文学史内在的差异和现代文学史书写变迁的痕迹。

一、《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观差异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写者往往倾向于从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中挖掘资料和借鉴经验。全国第一届

“文代会”使延安时期革命经验得到树立和弘扬。周扬在会议上的发言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标准的优先地位，这一标准对文学史的编写具有重要指示作用，预示着文学创作已被纳入政治书写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下，王瑶“阶级论文学史观”的形成则是在情理之中。通观全书，《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的编写实践痕迹十分明显。在其再版中，王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文学史的革命史性质，突出阶级斗争观念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这种观念在王瑶对沈从文等具有较高艺术性、但政治性缺乏的作家的评价时得到了突出表现。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结束后试图打破固有编写范例，凸显新文学“现代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其对“现代”观念的表述为“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一个根本性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①。这里所提及的启蒙性质，即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特征的主要体现。“现代性”改造民族灵魂的要求，对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文学的通俗性，使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人民可接受;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编写观念和王瑶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编写观念具有巨大差别，“现代”范畴的多维和多元特性是其编写宗旨，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已经淡化。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尤其是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介绍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现代性”观念得到了突出表现。该书对沈从文等一批曾被文学史叙述隐去的作家的重新挖掘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样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③。

二、“湘西小说”评述差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文学创造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流价值观是不一致的，他的创作具有浪漫主义个人精神，是与文艺意识政治化道路不一致的浪漫叙事道路。沈从文旨在从多重文化的冲突中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从而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寻的深度。

沈从文的独特性使以阶级论文学史观为编写依据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沈从文的文学贡献评估有失客观。“他最早的是写军队生活(如《入伍后》)的，但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事，并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本质。”④这句评论可以清晰看到王瑶文艺意识政治化的痕迹。“兵士生活的本质”，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照下，是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豪情壮志，而非沈从文笔下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事”。但沈从文早期军旅小说并不是如王瑶所判定的“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本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⑤。对普通兵士生活的刻画，已经隐约透露着沈从文作品“审美现代性”的痕迹。如《早上――堆土一个兵》中描绘的一个老兵于极度寒冷的清晨在死人堆里独自坚守抗日阵地的画面。作者通过这一作品谴责了达官显贵们的自私懦弱性格，赞扬了这个老兵立志“为守土而死”的高尚情操。作者对老兵优良品质的赞扬，是他针对现代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摧残作出的回击，是“现代性”的启蒙意识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作了另一番评价。“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图画，沈从文不具有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仅仅专注于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⑥编写者对沈从文阶级斗争画面的缺失，以现代性的视角，挖掘了其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艺术品质。对沈从文要从“湘西世界”里未被污染的土地上找回个人和民族失去的精神之根，救治现代文明的庸俗和堕落的思想进行了深度解读。《边城》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得到了公允的评价，挖掘出了隐藏其中的现代性意识。“作为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是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的。它也有文化批判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⑦

三、“都市批判”小说评述差异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阶级论文学史观”使王瑶对沈从文创作的“都市小说”持一种轻视甚至批判的态度。“除了这些以外，最多的当然还是写小市民的，也不缺乏大量的恋爱故事(如《八骏图》)，下层社会的人也不少。但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⑧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在王瑶笔下成了“小市民”和“恋爱故事”的书写。由于沈从文有意回避都市现代生活场景和时代阶级斗争画面，使他极少正面详细描绘都市人事。但当他暴露上流社会、绅士家庭和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时，都市的丑陋面貌得到了深刻的揭露，现代都市文明在精神层面的病态，都市生命的退化和都市道德的堕落都呈现在了读者眼前。如沈从文对《八骏图》中教授们外表的学识渊博和内心欲望被压抑，导致精神萎靡的嘲讽。《绅士的太太》对都市上流家庭隐藏在守礼有节面具下的乱伦通奸所暴露的道德观念的虚伪的批判等，让读者深刻体会到都市人性的异化和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摧残。 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评述中，“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他整个乡村叙述体的一个陪衬物或一个补充而存在的”⑨。编写者对沈从文的“都市批判”小说作出了客观的评述，发掘出沈从文“对都市的批判是属于一种使文明趋于健康的文学警示。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⑩。沈从文希望对“现代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解救，呼唤健康人性的回归，使得民族性格得到重塑。沈从文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对现代理性对人性的戕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沈从文仿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掉转过来观察商业化都市的时候，便不禁露出讽刺的尖刺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这一评述，是对其“都市批判”小说讽刺性的准确总结。

“阶级论文学史观”是特定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思想，印有鲜明的时代痕迹，影响了研究者对文学的审美作用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评价。“现代性文学史观”潜在地持有以“现代性”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对具有“审美现代性”特征的沈从文等作家进行了重新评价和阐述，重新进行了历史定位。

①③ 朱利民：《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 汤振纲：《夏志清文学批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④⑤⑧ 王瑶：《王瑶全集》(第三卷，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第273页，第273页。

⑥⑦⑨⑩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第215页，第217页，第217页。

参考文献：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4] 朱利民.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5] 贺亮明.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问题[J].中州学刊，2011(3).

[6] 杨厚均.沈从文文艺观中的反现代性倾向[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7(4).

作 者：林英魁，宁波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我国古代文学论文篇3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 研究 中国 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充分发掘和利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城市文学资源，有助于建构起时空并置、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此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 历史 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关键词] 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 内容 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 发展 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 时代 对文学的 影响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 规律 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 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 科学 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 总结 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 问题 。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 社会 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 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 文化的本质与特色。 中国 古代城市是在 自然 经济 基础上建立和 发展 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 政治 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 现代 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 历史 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 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 影响 ，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 研究 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 理论 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 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 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 社会 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 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 艺术 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 农村 ”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 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 时代 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 参考 文献 ]

[1]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2] [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译.全球城市史[M].北京：社会 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6.p84.

[3] 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