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话题论文【实用3篇】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音乐教育活动作为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具大作用，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的中国古代史话题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史话题论文篇1
试谈中国古代农作物种类及其历史演变
摘要:中国在一万年前就产生了农耕文明。先是凡可以吃的植物都进行种植,而后通过选择种植产量高的作物如“九谷”、“六谷”、“五谷”,魏晋南北朝以前是“北粟南稻”为主,隋唐以后麦类得到推广,逐步形成“北麦南稻”的格局。各种作物在种植中又培育出了许多适合各地栽培的新品种。在历代中国政府和商人与外国的交往中又从国外引入了一些新的作物品种。如汉代引入的芝麻、蕃薯、玉米、马铃薯等作物竞成为中国的主栽作物,还有宋代引入的“占城稻”曾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稻区的占统治地位的品种。
关键词:古代;农作物;品种
中图分类号:S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01-3
据考古发现我国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谷物种植。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碳化粟米粒,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稻叶,还有2005年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米遗存,可见我国的种植业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我国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追朔。传说神农氏梦见一只金丝鸟口中衔着一串金光灿灿的穗子而得到启发,于是叫人们播种,并制作农具教会人们耕作,从此中国的农耕文明得以产生。《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种植业。纵观我国上古时代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乱的频发,单位面积养活人口的数量上畜牧业远不如种植业,且种植业在农事操作上用工弹性大又简单易行,所以先民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种植业。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出台了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及其它的一些农业政策,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的进行,离不开农作物。本文以古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战争前)的农作物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让人们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有所了解。
1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开始时,凡是可以吃饱而无毒的植物先民们都进行种植,随着人们对作物认识的提高,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种类。《尚书・舜典》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为“百谷”,而《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汉献帝时大司农郑玄注“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在同一部书的《周礼・天官・疾医》中则谓“五谷”,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个时期种植的作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作物还是集中在几种上。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夏代“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米);周代则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周代由于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关于农作物的记述较多。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作物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当时全国大范围来说,北方以种植较耐干旱的粟当家,而南方则由于雨量充沛,以种植水稻为主。
这个时期,人们在不断的种植中已经懂得了简单的作物种类筛选。据先秦时期词典性著作《尔雅》记载,因颜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异,当时禾有6种,麻有4种,黍有3种,稻有2种,燕麦有2种。
2 秦汉时期的农作物
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仍然沿袭前代,但是各种作物所占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在西汉时,种植麦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记》)。北方禾类种得最多的是粱和粟。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作物谷粒较大,对水分要求不高,适应性强,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缘故。在南方则种稻业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如西汉哀帝时,水利家贾让曾向朝庭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在作物的种植中还学会了作物品种的选择培育,生产上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据西汉《汜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豆也有大豆与小豆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著名的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皋香粳”(张衡《南都赋》)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为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列有麦的品种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竽有2个。
汉代时人们还种植了较多的蔬菜和经济作物。东汉末期政论家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它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
汉代还开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主要是西域)的物资交流,从西域国家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 魏晋南北朝的农作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开始有少量种植。据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记载,这时北方已有旱稻种植。农人们除了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外还比较重视其它作物的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沿袭前代;染料作物出现了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饲料或绿肥作物有苜蓿、芜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纤维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已重视作物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方法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至今在品种的提纯复壮中仍有沿用。因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如粟类以成熟时间的先后分为早谷和晚谷品种,以谷粒的颜色分又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种。据晋时书籍《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水稻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其中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至于品种的命名,据《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记载“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种性状及性能命名的方法。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也有关于“新城粳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记载。
4 隋唐时期的农作物
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5 五代宋元时期的农作物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当时市场上麦的价格高,而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种植。
但是在南方的农作物仍以水稻为主,麦类种植的南移并未影响到水稻的种植面积,倒是成就了南方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是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署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稻品种27个,糯稻品种8个,并说“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另外在淳�《玉峰志》记有水稻品种34个。还有绍熙《吴郡志》、嘉泰《吴兴志》、绍定《澉水志》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可见当时江南水稻品种之多,几乎在各个水稻种植区都培育有地方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称早禾或占禾。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它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种植,是由福建商人从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宋真宗年间,江淮两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推广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在南宋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占城稻的种植记载,这也说明了该品种具有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占城稻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首个外来品种,其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品种。而随着各地栽培环境的差异,又在各地演化出众多适合各地生长的新品种。如在嘉泰《会稽志》中就记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占城稻的引入种植,对于我国稻作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元代,人们对于水稻的各个类型已有充分的认识。认为籼稻较为早熟,而粳稻多为中、晚熟。如《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集・收获篇》记载,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别”,“六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九月”,其称“晚禾”为“大禾”。而当时江南俗称粳稻为“大稻”,称“籼稻”为“小稻”。元末出版的书籍《吴门事类》则给早、中、晚稻下了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以上说法,也正好与现在认为的籼型水稻感温性强故适于早稻种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强,故适于晚稻种植的现代科学理论相吻合。
6 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农作物
明朝时期,粮食作物基本上还是沿袭前代。但是这个时期,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增多,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农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马铃薯”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海外引入种植的。据曹玲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中国。分别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以及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蕃薯大约是万历年间(约公元1582年)由吕宋、安南等地传入我国,最早种植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 由于蕃薯产量高,亩可收获数千斤,而且对土壤要求不高,“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广开来。马铃薯何时引入中国,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1628年前在中国已有种植。据成书于1628年的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记载“土芋, 一名土豆, 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 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农政全书》卷二十八)可见,这个时期马铃薯这个作物品种已经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如此,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得到丰富,也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在南方的水稻种植中,不断的有新品种培育出来。我国首部记载水稻品种的书籍《理生玉镜稻品》也在这个时代(约在1500-1550年之间)问世。书中记载有江南水稻品种38个,其中粳稻品种21个,籼稻品种4个,糯稻品种13个。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选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时统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水稻新品种的问世,使得南方大面积流行种植“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在属地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见《李煦奏折)第182、18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获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而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不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徽,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此外,这个时期还在全国推广海外引进的一些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蕃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农作物。
7 结语
纵观古代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总的来看是从多到少然后又到多的趋势。先是上古时代的只要能吃而无毒植物就种(即“百谷”),到有选择地种植宜种多产的数种作物(即“九谷”、“六谷”、“五谷”),然后又对原种植作物不断进行选种和品种培育,并引入外来作物,使栽培作物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期间,国家政策对于农作物种类抑或品种的推广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了解古代的农作物及各种作物品种的推广过程,可以弄清今日所种作物的来龙去脉,为今后的作物品种培育和推广提供帮助,并对今人的农业生产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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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摘要：本文对 中国 古代 音乐 教育 发生 发展 的 历史 进行了粗略的考察。从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宋元，明清的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对中国音乐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价，可给人们提供一个借鉴。学习的对象。
关键词：音乐教育 六艺儒家思想乐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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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今人已无法准确地考察。因为时隔久远、扑朔迷离，很难一言以蔽之。但依据现存的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 文献 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进行一些研究推测。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新石器 时代 就有可能产生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 社会 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 应用 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 政治 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其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一大司乐。它的职能是音乐教育，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世子、国子和学士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的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文献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③及“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造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④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这表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和乐的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 艺术 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乞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 影响 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教育、哲学、伦 理学 等知识领域的精通，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⑤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⑥“孔子即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与笙歌”。⑦“子击磐于卫”⑧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⑨另有，“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进矣。孔子曰，‘五巳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又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⑩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 问题 ;“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以他音乐实践为前提的，故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强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1”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之后，孟子和苟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是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3，与苟子的“语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14，夫乐者，乐也，人性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15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他们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的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后，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 教育 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缘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16很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则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了它们的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 自然 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 应用 在 音乐 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17唯物主义 哲学 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他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18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 研究 机构。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 中国 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 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的 问题 ，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 理论 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的 影响 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他们在教学 方法 、教学原则及教学 内容 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 经验。这一时期与邻国的音乐 文化交流，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隋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的时间。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中后期封建 社会 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隋朝统治者创立了音乐教育机构一“教坊”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这些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世界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向发展，其 历史 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音乐教育重点还在官府。主要有：大乐署、教坊(内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 考试 和训练，并 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演出。教坊，是 管理教学、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即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内容是传习“法曲”。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19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的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他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唐代的音乐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唐代教育体制的沿袭，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社会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 政治 制度、社会条件及统治者对待音乐事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唐时的教坊、大乐署、鼓吹署等音乐教育、表演机构，都被宋继承下来。其教育目的、教学制度、教学管理及内容诸方面与唐代相比，规模差不多，但质量却不如唐代。但随 科学 技术的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提高，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提到的是宋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胡瑗。他是当时音乐教育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他从教的40年中，始终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宋代书院里的教学活动也很积极。书院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是以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副的私立性学校。明清两代在文化教育制度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音乐教育从整体上说，较之唐宋时期有所衰退，学校音乐教育的地位受到排挤，教学内容受到削弱。但在明初的少数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乐教的内容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20但好景不长，到洪武中期，乐教的内容又被取消。自此以后，除蒙学还保留较少的“歌诗”内容外，其他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乐教，学校音乐教育处于萧条的地步。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到了极其衰微的境地。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粗略梳理，不难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其中许多闪光的音乐教育思想仍给今人以深刻的启迪。 台湾 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儒家真正的 艺术 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灭。”21音乐丧失其教育功能，也丧失了其在乐教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统治阶级享乐以及其政治统治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音乐教育。孔子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乐教遗风，在后世虽然有所延续，但只是一种丧失掉生命力、僵化的传统乐教的形式，在乐教中，随诗的普遍流行而取代了人对音乐的要求。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我们很难作出一个全面准确而概括的结论和评价。就其音乐教育的本质来说无论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音乐在社会情感教育中的社会功能作用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礼仪，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但不同社会形成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一点在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已得以证明。而音乐教育的兴盛与衰亡，也正是由于音乐所具有的鼓动人心的感召力，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利益和矛盾而决定的。即使在历代的宫廷中有过大规模的音乐教育现象，然而这种音乐教育也仅局限于为统治阶级的享乐和统治服务的，而很少认识其社会价值。这种音乐教育中已没有孔子乐教中完善人格的艺术精神，而仅局限于一般技艺的层次，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传授，而不是人格修养的审美教育。但无论如何，由孔子推至高峰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人类的音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为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