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历史小论文汇编三篇
对战国荆轲和楚汉项羽,从古至今有许多名人大家颇有微词,只不过是见仁见智罢了。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古代人物历史小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古代人物历史小论文篇1
论中国古代说话艺术中的“常备人物”
在 中国 古代的说话 艺术 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小说中,有一些其名相同而形象也基本稳定不变的人物,在多个不同的故事中出现。他们多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但对他们进行较细致的 研究 ,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说话艺术的特质及其艺术手法的认识。
一、不同故事中的“重名”现象
《水浒传》中林冲与卢俊义被发配时都是由董超、薛霸两个公人押送。林冲是从开封府(东京)发配,卢俊义是从大名府(北京)发配,防送公人似不应同为董、薛二人。于此作者作了这样的交待:“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剌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1] 1051算是作了一个解释。然而,董超、薛霸作为公人形象是在早期的说话艺术中就已存在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简帖和尚》是宋代就有的一个公案传奇故事[2] 313,故事中皇甫松因见卖馉饳的僧儿传书给其妻杨氏而怀疑她与人私通,便叫了张千、李万、董霸、薛超四个“巡军”,前来捉拿僧儿、杨氏及其使女迎儿到官[2] 320。“巡军”相当于 现代 的“巡警”[2] 330,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公人形象。《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当即由此处的董霸、薛超演变而来,只是演变过程中二人名、姓的搭配被调换了。在《三遂平妖传》中,卜吉被刺配密州,押送公人亦为董超、薛霸[3],其受卜吉仇家之贿而图谋害之,情节与《水浒传》中林冲、卢俊义事极为相近。由此看来,董、薛二人当是当时说话艺术中相当典型的“恶公人”形象,在多个故事中都出现。
上引《简帖和尚》故事中的公人还有张千、李万,此二人也非仅在《简帖和尚》中出现。《水浒传》中押送宋江的公人便是张千、李万。此外,《水浒传》中押送杨志的张龙、赵虎也是说话艺术中常见的公人形象;在后来变得相当发达的包公故事里,张龙、赵虎便是包公手下两个得力的公人。
《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武松故事中的王婆代表着说话故事中常见的另一类形象。她是街坊上的老妇,通常开得有个店,但往往兼做媒婆或马泊六。《红白蜘蛛》是起源较早的小说,《醒世恒言》中本于这篇小说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郑信投靠张员外时,说自己“见在宅后王婆店中安歇”[4] 687。起源也较早的《西山一窟鬼》中吴洪在临安设馆教学,一日有“半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来访,“元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此王婆很明确已是一个媒婆的形象。《史弘肇传》中柴夫人到郑州后投“孝义店王婆家安歇”,还央王婆为媒而嫁与郭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胜仙思范二郎成疾,其母欲延医诊治,使女迎儿道:“隔一家有个王婆,何不请来看小娘子?他……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2] 212,613,789后来胜仙便是经王婆说合而与范二郎成亲。
说到《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王婆,可能一般人想到的都是武松故事中的那位王婆,但其实这两部书中都写了不止一位王婆。《水浒传》第7回中陆谦使人到林冲家骗林冲妻说林冲在他家晕倒时,林冲妻是“连忙央间壁王婆看了家”,随来人去看林冲;第21回中宋江在街上碰到“做媒的王婆”向他引见阎婆[1] 116,304-305,后来又做媒让阎婆将女儿给宋江做妾。在《金瓶梅》中,帮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的王婆在第87回中已为武松所杀,但第100回在吴月娘梦中又出现一位王婆,是云离守的邻舍,试图帮云离守用言语说动月娘与他成亲[5] 2965-2966。
说话故事中还很常见的两位媒婆是张媒、李媒。《三现身》中孙文之妻是安排让张媒、李媒说亲而嫁与其奸夫;《种瓜张老》中张公欲娶文女,请的媒人是张媒、李媒;《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的张员外欲纳妾时,也“差人随即唤张媒李媒前来”[2] 58-60,278,726。可见张媒、李媒在当时的说话故事中也颇为常见,且总是成对出现,而且是专门做媒的,与王婆的形象有所不同。
一些婢女的形象也在多个说话故事中重复出现。《简帖和尚》中的皇甫松妻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胜仙皆有婢名迎儿,《三现身》中孙文家的使女也是迎儿,说明迎儿作为使女是说话艺术中常见的一个形象。《水浒传》中迎儿是杨雄妻之婢,与此形象相符。《金瓶梅》中的迎儿为武大之女,非真正的使女,但其形象却与使女也相近。潘金莲骂她是“奴才”,实际也把她当使女使唤。在她勾引武松及后来私通西门庆的情节中,迎儿扮演的都是一个端茶送水的使女的角色。此外,《水浒传》中林冲家使女名锦儿[1] 113,《西山一窟鬼》中李乐娘有从嫁丫鬟名锦儿[2] 213,而《金瓶梅》中西门庆给王六儿买了一个丫鬟,也更名为“锦儿”[5] 985。则“锦儿”也是一个常见的婢女形象。
说话故事中最常见的婢女形象当数“梅香”。《清平山堂话本·戒指儿记》中玉兰的使女名梅香;《水浒传》中徐宁家与李师师家皆有叫“梅香”的丫鬟。“梅香”作为婢女的形象在当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出现在很多时曲小令中。《金瓶梅》第6回中潘金莲用琵琶弹的《两头南调儿》有“……唤梅香,开笼箱,穿一套缟素衣裳……。出绣房,梅香:你与我卷起帘儿,烧一炷儿夜香”,第60回中郑春唱的《清江引》曲又有“一个姐儿十六七,见一对蝴蝶戏。……唤梅香:赶他去别处飞”[5] 181,1649。两处的梅香显然都是婢女的形象。
此外第39回中王姑子给月娘等人说经的说唱词、第73回中郁大姐弹唱的套曲中的《玉交枝》、第86回中月娘与陈 经济 争吵时的对唱[5] 1047,2131,2591中,都出现了“梅香”,也都是婢女的形象。
与丫鬟“梅香”相对的,是小厮“安童”。《封神演义》中宋异人家有仆名安童[6] 144,《水浒传》第100回中吴用封官后是“带了随行安童”前去赴任[1] 1806。《金瓶梅》中苗天秀被害后,有仆人安童试图为他报仇[5] 1223-1295。但《金瓶梅》中的安童不止一人——杨姑娘家和王杏庵家均有仆名安童[5] 199,2771,可见“安童”是说话故事中常见的家僮形象。
二、“重名”人物是说话艺术中的“常备人物”
在中国古代的说话艺术中,一个人物首次出场时往往会有对他们的介绍,包括用一些诗赋来为其“开相”。但对于上述的公人、媒婆、仆婢,却一般不会用多少笔墨介绍,甚至根本不作介绍。这是因为说话艺人可以假定这些形象已为听众所熟悉,不用介绍。《水浒传》谓押送杨志的公人“免不得是张龙、赵虎”,押送宋江的“无非是张千、李万”[1] 182,564-565。这些本来是这几位公人首次出场之处,但一个“免不得”,一个“无非是”,都是不用多作介绍的语气。与此相似,《三现身》中写张媒、李媒首次出场时也说:“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2] 58
此外,《三现身》中写押司孙文夜间吃酒醉了,其妻“叫迎儿:‘你且摇觉爹爹来。’”[2] 57这是故事中第一次提到迎儿,但不说“叫使女迎儿”,而只说“叫迎儿”,说明在作者看来,迎儿也是用不着介绍的人物形象。与此相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游樊楼归来,因思念范大郎而身体不快,“做娘的慌问迎儿道:‘小娘子不曾吃甚生冷?’”[2] 788-789小说此前只写到有一“女使”陪胜仙出游,而未出其名,此处却突然带出“迎儿”而不作任何介绍。同样,《封神演义》中宋异人为帮姜子牙开命馆,要“叫后生收拾一间房子”,书中接下去便叙“却说安童将南门房子不日收拾齐整,贴几幅对联”[6] 144。《水浒传》中写燕青访李师师时,“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丫鬟来”,燕青让她去请鸨母,“梅香入去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1] 1218。前面说到“后生”、“丫鬟”,没出其名,后面的叙述却很 自然 地便改称其为“安童”、“梅香”,则这两个人物也是不用多作介绍的。
事实上,安童与梅香是如此的为人们所熟悉,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可以用作“家僮”与“婢女”的代名词。《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的“小夫人自在帘儿里看街,只见一个安童托着盒儿打从面前过去”[2] 735。“安童”可以说“一个”,说明它已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这类人物形象的一个代名词。《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的入话故事中,王老要让金老看其所获之银时,“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7]。“安童四人”实即“四个童仆”。《水浒传》中时迁盗甲一节,谓时迁潜入徐宁家院中后,“伏在厨房外张时,见……两个娅鬟兀自收拾未了。……(夜里徐宁的娘子)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徐宁起来,便唤娅鬟起来烧汤(并安排点心)。……徐宁吃罢……两个梅香点著灯,送徐宁出去”[1] 940-941。徐宁家有两个丫鬟,但故事自始至终只出现“梅香”一个名字。徐宁的娘子“分付梅香”时称之为“你们”,即她不是对一个,而是对两个丫鬟作此吩咐,则“梅香”实即“娅鬟”的代名词,可用复数。后面又两次出现“两个梅香”,更直接地说明“梅香”就是作为丫鬟的代名词来用的。
同名人物在多个故事中出现,跟说话 艺术 主要是口头 文学的性质有关。西方学者在 研究 荷马史诗等基于口头文学传统的作品时,发现里面有很多反复出现的“常备词语”(stock phrases),开创该领域研究的巴里将其称为“格套”(formulae)[8]。按书面文学一般的规范来看,这些词语在作品中大量重复似使得作品的 语言太欠精炼。但在作为口头文学的史诗传统中,这些词语却有着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词语有助于说唱艺人的记忆和听众的接受,二是说唱艺人可以根据具体诗句的需要,灵活地插用这些词语,以调节诗行的长短与韵律(如希腊史诗中韵步)[9]。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也有很多套语、主题或典型场景的“口头程式”[10],这是它能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 古代的说话艺术中这种“常备”成分作为一种“格套”也大量存在,除词语外,许多描写典型情景的韵文、骈文和一般为七言二句的“留文”等,也都在不同的作品间被相当自由地借用。从上面所举的例证来看,说话艺术中的一些人物类型也形成了一种“熟套”。仿照“常备词语”的说法,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常备人物”(stock characters)。
三、根据说话艺术的特点解读“常备人物”
上面的论述中提到的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小说”类的说话故事。与“讲史”类说话故事不同,这类故事往往是先以口头文学的形式长期流传,后来才被整理而形成比较成型的书面文学。①“常备人物”的形成跟这种口头文学的传统密切相关。这样,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应多结合口头文学的特点进行,跟解读后来主要由文人创作的小说有所不同。说话艺术 发展 到明代,形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长篇巨制,② 其中《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很可能是整合原有的多个故事而形成的。相互间本来比较独立的多个故事要整合到一起,往往会产生很多矛盾。就不同的作品及同一作品的不同部分、不同方面而言,作者为协调这些矛盾所花的整理的工夫可以很不相同。从明清的批评家到 现代 的研究者,往往将这些作品作为个人创作或至少是由作者作了很系统的改写、从而整体性很强的作品来看待,这样解读上就会出现一些 问题 。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些基于口头文学传统的作品的特点,对它们就可以有新的解读。这里我们试就有关“常备人物”的一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金圣叹之于《水浒传》,张竹坡之于《金瓶梅》,基本上都是把它们作为一位“才子”的杰构,认为其中的情节、人物、语言都是由这位“才子”自主决定的。《水浒传》谓押送宋江的公人“无非是张千、李万”,金圣叹于此批道:“‘无非是’三字妙。可见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夫则心谓真有其事。”[11] 660其实,一位作家在整理一批材料以形成一部作品时,既受这些材料的激发,也受其制约,自主性是有限的。按我们上面的 分析 ,“无非是”三字表达的更可能是说话艺人认为听众对张千、李万这一对公人形象已很熟悉,不用多费口舌来介绍他们的语气。
关于《水浒传》中林冲与卢俊义均由董超、薛霸押解的问题,金圣叹在第61回回前评中写道:“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不换一字者,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特为此,以锁一书之两头也。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换;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为才子,信矣。”[11] 1123也就是说,两位押解公人的重复出现和林、卢两传情节上的重叠,都是作者为全书的整体结构而作的有意安排,欲以此相似的情节作为全书的关锁;而最后以“燕青之箭”与“鲁达之杖”结出两传的不同,便使两传“各自入妙”,达到了所谓“特犯不犯”的效果。然细审之下,此说颇成问题。如果杜迁、宋万、朱贵这些地煞星人物不算,林冲可算是第一个上梁山的。但卢俊义实在很难算最后一个上梁山的,因为即使后来李逵所收的焦挺、鲍旭与关胜所降的单廷珪、魏定国作为地煞星人物不算,也还有天罡星中的董平与张清上梁山是在卢俊义之后。金圣叹于此所作的牵强的解读,是由于对《水浒传》作为基于说话艺术的作品的性质缺乏认识而刻意求深了。
由此文所论,对林冲、卢俊义两传的类同可从另一个角度作出解释。在《宣和遗事》中,林冲跟李进义(《水浒传》中卢俊义的前身)与杨志一样,是被派押运花石纲的十二位制使之一,没有独立的故事。《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与卢俊义故事很可能开始是独立发展的,这样林、卢两传的类同并不构成什么问题。结合着《三遂平妖传》中董超、薛霸押送卜吉的故事也与林、卢两传类同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然而,当林、卢两传被整合进同一部书里时,两传的类同就有可能造成矛盾。《水浒传》作者在借用原有故事时作了我们前面所引的交待,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这个矛盾。不过,《水浒传》并非对其所用的“常备人物”都作了妥善的处理,故书中会出现三位不同的“王婆”。
《金瓶梅》中写到第二位“王婆”时,张竹坡有两条夹评,谓“此处直使王婆入来,写得报应分明,令人怕甚”。又谓“一路写王婆,令人怕甚”[12] 1576,显然是把这里又用“王婆”来扮演马泊六的角色当作作者的有意安排了。所谓的“报应”,当指西门庆曾借王婆之助与金莲成奸,而此处云离守又欲通过王婆对西门庆之妻行非礼之事。
以“报应”释《金瓶梅》的写法,在张竹坡的批评中随处可见。《金瓶梅》在有的地方确实在宣扬因果报应,但书中故事颇复杂,给各个人物安排的结局也远非都合于因果报应。上例中张竹坡的解读便是成问题的,因为云离守欲与月娘结亲事乃月娘一梦,也并未得逞。书中写此梦,不是欲以之明因果,而是写普净禅师借此梦点醒月娘,使她不坚执于去找云离守,而让儿子孝哥儿随他出家。
对于《金瓶梅》中出现三个“安童”的问题,张竹坡没有置评。现代有论者以书中出现三个安童作为《金瓶梅》叙事混乱、作者水平不高的一个论据。然而,持此论者恐难解释为何叙事混乱远少于《金瓶梅》的《水浒传》中也出现了三个王婆。按我们的分析,无论是《水浒传》中董、薛两位公人的重复出现和有三个王婆,还是《金瓶梅》中的两个王婆和三个安童,都是二书的作者整合原先比较独立的故事时留下的痕迹。《水浒传》的作者对其所用的材料作了较为系统的加工,在弥合这些痕迹上做得较为成功,包括用一段文字解决了董、薛二人重复出现的矛盾;而《金瓶梅》的词话本有很多细节处理得还相当粗糙,叙事混乱处远多于《水浒传》。但这并不是作者独立创作而生的混乱,恐怕只能说明作者在整理材料上用的工夫较少,而不足以说明其水平很低。在大的结构安排上,《金瓶梅》的网状结构比《水浒传》那基本上是串珠式的结构要难处理得多,但作者驾驭得不错。此外,《金瓶梅》对主要人物的描写颇为成熟,一些大概是文人创作的章回在文字上也很老到。在崇祯本中,细节上的一些矛盾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书中却仍然保留了三个安童。这些都说明,对《金瓶梅》这部颇为复杂的作品,简单化的结论往往都会有失偏颇。
注释:
①有的“小说”类说话故事是取材于较早的传奇或其他已形成文字的文人作品,但一般在演变的过程中篇幅大为增加,语言风格也发生很大变化,还是受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 影响 较大。
②《金瓶梅》的成书 目前 主要有世代累积说与文人独创说两种观点,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它总体上当属世代累积型作品,虽然书中部分章节可能出于文人的创作。但此处不拟展开论证。
古代人物历史小论文篇2
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个人物的影像
摘 要:对战国荆轲和楚汉项羽,从古至今有许多名人大家颇有微词,只不过是见仁见智罢了。在日常教与学过程中,进行一些研究性活动,却有了感言:荆轲,一个与刺客身份极不相符的人物;项羽,一个妇人豆腐心肠的武夫。
关键词:影像;刺客;名将;名不副实
从教二十余载,教学时总有点感言,组成篇文,呈上与同仁们商榷。
人教版《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以下简称《用书》)对战国荆轲赞许有加嘉,说他“勇而有谋、城府很深”“侠肝义胆,果敢勇决,擅长辞令,老于心计,侠士风度”“具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智谋非凡” ①,还拿燕国太子丹和秦降将樊於期来作陪衬呢!对楚汉项羽贬斥颇多,说他“政治上无知,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不善用人”“毫无心计”②等。对此,我不敢苟同,斗胆说些微词。
再读《战国策・燕策三》中“荆轲刺秦王”和《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两节,心中感慨几许,想一吐为快。
先谈荆轲。荆轲,据载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原名庄轲,到了燕国以后,更名荆轲。他喜欢读书、击剑,结交名人勇士。当时,善于击筑的高渐离、智勇双全的燕国处士田光都是他的好朋友。然而,这个素以勇武出名的刺客,在上演刺杀秦王一幕中却屡屡出丑、败相十足。可谓名不副实。
其实,他至多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矛盾的角儿。
当初,秦国大兵压境,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丹十分害怕、焦虑,便委婉地请求荆轲谋划良策。荆轲表现出信心十足,提出用两物――秦降将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来取信于秦王的策略。这显出他似乎智勇双全、城府颇深。接着,为得到樊的头颅,他不惜夸下“臣左手把其(他,指代秦王)袖,而右手�其(他,也指代秦王)胸”的海口,似乎手到就可擒杀秦王,报仇雪耻,同时也阻止侵略者(秦军)的脚步,消除燕太子丹的忧虑。然而,这个古代版的“斩首行动”,派谁去实施呢?让我们来看看刺杀行动小组的成员名单:
荆轲,一个成名的刺客,可惜名不副实,也势单力孤。
秦武阳,一个未成年人,平时凶悍蛮横,可届时上得台面吗?
(当然,可能还有与本次行动毫无相关的文职随员。)
带着读者们心中的团团疑虑和担心,行动小组草草地组成,并贸然要进入虎狼之国。
就这样,明知凶多吉少、胜算渺茫的荆轲乘车出发啦!
见到了秦王,荆轲抓住一次机会,确实也“把其袖”“�其胸”,却被秦王挣脱。足见荆轲没有把握好时机,操之过急,且搏杀技能不精,出手太慢。失手后,刺杀秦王的良机又一次次出现:秦王想拔剑自卫反击,却没能马上拔出,周围也无帮手,只得绕柱逃避,荆轲也没能追赶上;荆轲“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最终,遭秦王反击而致浑身重伤的他却依然大话不止说“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意即“我是想劫持你〈秦王〉为人质,胁迫你〈与燕国〉订立盟约)”。真是,大言不愧,个人形象又一次自损了吧?
不管怎么说,荆轲刺秦王的事件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胜算几率近零。而被冠以“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的荆轲徒有虚名,其下场也就无可惋惜了。不过,他和他的这一事件足可以载入古今中外恐怖活动史册中。
后说项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2]
读到“鸿门宴”一节,看了项羽的一系列表现,不禁拍案大叫:草包一个,超人的武力,幼童般的智商,冲动型的性格。悲哉!
瞧,他只听沛公手下左司马曹无伤的只言片语,便火冒三丈,马上命令三军进入战备状态,做好在第二天打败沛公军队的准备。他靠的是什么呢?不外是他本人的勇猛和数倍于对方的军力。一句话,自恃武力强大,一味地强调使用武力解决一切。冷静一思:暂时的强大并不代表着永远,况且,今天打败了刘邦,那其他的军阀势力呢?即使全部给打败了,统一了。这么一个惯于穷兵黩武的人又怎能描绘出治国安邦的宏伟蓝图呢?
其实,获得如此重要情报后,理智(或成熟)的做法是:①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甄别信息真伪,商讨目前的局势,制定可能出现危机的应急预案。②秘密派遣小分队(或特工)混进沛公军营中,刺探军情,打听虚实。③对未来的军事对手作充分的了解,含个人性格、用兵之道,以及平时的一些言行(必要时应建立DNA数据库);评估对手可能的意图。④发出类似于武林贴的请柬。邀请各路诸侯将领来参加会议,尽快达成类似于《雅尔塔协议》的协定,规划未来新版图,同时也试探诸侯们的打算。
用这样的高度来要求一个“力拔山兮气盖势”的武夫,显然过分了。我们可以来相像一下项羽的体貌特征:身材魁梧,熊腰虎背,满脸胡须拉茬,理寸头;全身盔甲,披着一件黑色硕大的斗篷;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横冲直撞;口头禅不外乎是“奶奶的”。这样一个人的那一种思路,也就不难理解了。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面对前来道歉(甭管是怀假意还是真心)的刘邦,项羽居然缩短了一尺,不假思索地供出了信息的来源,把可怜的曹无伤给卖了。这样做的结果就不言而喻:①理应得到重赏甚至高官厚禄的曹无伤无安全保障,有生命之忧。②此后,谁敢再当 “曹无伤”呢?那么,项羽你不就成了一个盲人、聋子吗?接下来,楚霸王项羽还摆出鸿门宴席。面对着手下的“项庄舞剑”,他装聋作哑,犹豫不决;面对突然出现的樊哙,他心怯,好言抚慰,频频赐给食物(似有做贼心虚之嫌疑);面对劲敌沛公的“如厕”,他竟茫然不知,还在打听寻觅。真是可笑、可恨!
几年后发生的事情也就毫无悬念了:身为楚霸王的你就必然充当起上演“四面楚歌”、“乌江自刎”两大事件的悲剧主角了。
当然,荆轲和项羽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两个人物,是作家们笔下刻意塑造的形象罢了。读史明心,把古今中外的一些人或事连起来一比,定能从中提取出一些相似的元素来。而在《用书》所下的言论当慎之又慎啊!
注解
① 《用书》P37,P38。
② 《用书》P45。
参考文献:
[1] 《史记・刺客列传》
[2]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