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论文实用三篇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分立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义，“推广论”实际上抹煞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论文篇1
关于马克思的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关键词：马克思;基本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82-05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现代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____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中国期间，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艺术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当代中国人在“实践论”问题上不再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等人关于实践的客观性、直接现实性结论，而重视研究当代社会实践的科学性、民主性、系统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的新特征，重视研究人类实践发展进程中的可持续性或科学性趋势。
在对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思想的认识与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包括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在资本运动中的“角色”定位)等，都是基于“归根结底”的逻辑层面而不拘泥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或各个阶段的“细节”，属于“形而上”的哲学“归结”而不是“形而下”的“实证描述”。这是人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原创性思想应有的基本视角，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在推进这些理论思想的过程中就坚执了这一视角。否则，就难免犯曾经出现过的像否定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那样的“常识”思维的错误。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论文篇2
关于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思考
【摘 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分立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义，“推广论”实际上抹煞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错失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文章从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马克思哲学中自然和历史的关系，得出马克思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其哲学的本质。我们应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之上，正确认识和充分重视实践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传统解释
(一)传统阐释路线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追随者和阐释者中存在着一条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阐释路线。其中，恩格斯起着核心作用。他在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思想体系经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发展和传播，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最终形成了关于马克思哲学具有权威性的阐释模式，直到今天仍对中国理论界有着重要影响。
斯大林曾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论：马克思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无外乎是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所得出的结果(即“推广论”)。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应用性的、实证性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将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就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样的解释在很多哲学原理书籍中俨然并不陌生。但是，如果是恩格斯创造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且历史唯物主义又源自辩证唯物主义，为何不将其称作恩格斯哲学?其实，正是这种传统阐释路线的解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所在。
(二)传统阐释路线的问题分析
其实，若经过推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所得出的结果这种观点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首先，经过 “一脉相承”的传统阐释，马克思哲学被完全二元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由此，自然与社会也与之对应地被二元化了。那么，自然与社会究竟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被马克思完全对立起来了?马克思对自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观点其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次，这种观点将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讨论的一切哲学问题与社会历史完全分离开来，并且认为这些问题是抽象、虚幻、毫无现实意义的。反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问题也是如此。
最后，这种“推广轮”弱化甚至抹煞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对后世正确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造成消极影响。
有一种观点指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其实质就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无须辩证唯物主义为之提供思想基础，其思想基础完全蕴含在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理论成熟期哲学思想的核心。并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实践使自然作为人化自然，成了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下面，文章将从马克思自然和历史关系的理论入手探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所在。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一)自然和历史(社会)的关系
从一些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自然与历史相互关系的理解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很大差异。
恩格斯在《出路》中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恩格斯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特殊的脉络和规律，但是自然与历史始终是两个相互分离、相互外在的领域，并不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说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人化的自然界”。既不存在自然以外的人类历史，也不存在人类历史以外的自然，自然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比较发现，正是由于恩格斯把自然和历史理解为相互外在、没有联系的两个独立领域，因此，他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就只是外在于自然的一个实证性的领域。这样就造成了出现两种含义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分歧。
(二)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可以被称作“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自然是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包括于自然之内。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而言就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观点是自然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历史并不包括自然在内。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对应于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应于他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恩格斯之后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阐释者将马克思哲学解释为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一个二元论的思想体系，其实这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来含义。 由此，结论就比较清晰了：既然自然界与历史是统一的，并且必须通过社会历史才能认识自然界，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而言，应该具有更为重要和本质的地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事实上，如果肯定这一点，那么也就会承认自然与历史通过实践的而获得了统一。
三、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
(一)“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所在
马克思哲学与之前所有哲学观点的根本差异在于它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并将其置于核心地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提纲》第十条又作为这一观点做出了印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这个短语的深层含义是，以往的哲学家对世界的解释仅仅停留在对世界静态的“直观”;而“改变世界”所要展现的是马克思哲学对世界的改变要以对世界动态的“实践”为根基。并且，“只是”一词还表明马克思对待“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将其完全对立，而是使“改变世界”始终酝酿着“解释世界”;而两者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是用实践的方式去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是其哲学的实质所在。
(二)马克思与“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的概念，似乎就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而如果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从“解释世界”的角度来看，生产劳动是实践最基本、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从“改变世界”的角度来说，又把“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理解为实践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两个基点有机地统一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之中。
其实，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著作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一个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或理论。但他的确阐述过这种思想，并有过一些类似的提法。除上述引用外，在《提纲》中，马克思把自己所主张的哲学称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等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投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使用，以期望能够驾驭更多的自然力来改造世界，满足人们日益变化和增长的生活需求，实现人类之前无法想象的目标和理想，客观上显示出了强大的本质力量与主体能动性。因此，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指导功能，进一步阐明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能否将“实践”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出路》中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含义时，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实际上是将“思维”等同于“精神”，“存在”等同于“自然界”。并且暗含有凡是肯定自然界对精神来说是本原的，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则是唯心主义。即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直观自然界。这种思路似乎与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一段话有着微妙的联系。“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自然是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
如果与马克思在《提纲》中的观点相比较就会发现两个冲突：一方面，恩格斯与费尔巴哈所趋向于一致的观点这正是被马克思视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并试图与之划清界限的;另一方面，恩格斯倡导的是从客体即自然界出发，与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并不一致;而重点恰恰在于，马克思正是从主体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由此可见，蕴含在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立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要给以批判的。
虽然恩格斯曾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但一方面，恩格斯这里所提到的实践只是停留在“实验”和“工业”的层面，却绕过了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只是在可知论或者说是认识论的范围内谈论实践的作用，而马克思实际上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引入实践的。这样说来，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不是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是实践。
不管以何种角度看待马克思哲学的本质问题，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予以赞同的是，应该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目前有学者提出将实践看作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来讨论“实践本体论”，也明显带有局限性。因为本体论属于超验的范围，而“实践”似乎是一个具有经验意义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实践本体论还需要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并且“实践”概念的含义也十分丰富，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歧义和错误等等也对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造成了障碍。实际上，将“物质”范畴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块基石，并用它来规定和理解那些在历史的演进中产生的、更高发展形态的范畴，还是具有较强合理性的，其中也包括了“实践”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之所以是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固性，也正在于它具有唯物主义一元论这个本体论前提，这是我们应该保留的一个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