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大学论文【合集三篇】
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大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大学论文篇1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从以下几方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3)11-0023-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 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 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 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 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 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 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 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 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 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毛泽东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 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 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毛泽东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毛泽东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毛泽东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毛泽东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 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文化多样性是一种现实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社会 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多样性状况。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必然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文化多样性对拓展人们的视界，丰富社会生活，增强人的主体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冲击着主流文化的发展，挑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多样文化的环境中，思想文化领域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矛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这“一与多”的矛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或主导性同坚持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统一起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反对任何淡化或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论调;要批判继承中外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要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优秀哲学传统的国家，在几千年历史的演进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显示了它的巨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于哲学思维的党，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不但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党的全部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使学哲学、用哲学形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的风格与特质。这是我们党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灿烂的哲学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物质之果。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大学论文篇2
关于马克思的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基本 哲学 思想;当代 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文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 历史 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 经济 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 科学 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 现代 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____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 发展 ”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 工业 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 自然 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 规律 ，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 哲学 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 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 自然 科学 和 工业 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 经济 学，而且对于一切 历史 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 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 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 中国 期间，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 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 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 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 发展 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 现代 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 教育 (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 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 艺术 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当代中国人在“实践论”问题上不再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等人关于实践的客观性、直接现实性结论，而重视研究当代社会实践的科学性、民主性、系统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的新特征，重视研究人类实践发展进程中的可持续性或科学性趋势。
在对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思想的认识与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包括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在资本运动中的“角色”定位)等，都是基于“归根结底”的逻辑层面而不拘泥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或各个阶段的“细节”，属于“形而上”的哲学“归结”而不是“形而下”的“实证描述”。这是人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原创性思想应有的基本视角，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在推进这些理论思想的过程中就坚执了这一视角。否则，就难免犯曾经出现过的像否定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那样的“常识”思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