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3篇)
冯友兰先生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而冯友兰先生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也令人有着深刻感悟。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1
哲学一词,源自于希腊语,意为“热爱智慧”。人们总会认为哲学是个晦涩难懂的概念,但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我却真切地体会到了哲学的魅力所在。
在书中,作者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或是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著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儒家、道家的很多学问思想,我们至今仍在沿用。比如《论语》中的许多道理,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提供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恳态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处事方法,亦或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提到的几则关于读书的言论,都为我们的人生指引了道路。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受那一时期的影响。
当然,冯先生提到的不只是《论语》,也不只是儒法道三家的理论,他按照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将各个时期的哲学脉络编制成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网。
书中关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章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书中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于是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发展商业奠定下了基础。也因为他们是商人的缘故,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识到不同民族的人,于是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不断地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知识。为了使货物更加畅销,沿海国家不断地改革创新,作为其中之一的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我想,世间万物必有其自然的因果规律。海洋国家因为沿海,所以发展商业。因为发展商业,所以发明数学,所以发动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的过程都应该归功与哲学。同样的,中国人过去是农,思想较为落后,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动工业革命,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现代世界。中国人也有许多著名的发明创造,四大发明也传入世界各国。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归于纯朴自然,很容易满足,因为农的生活方式就是顺乎自然的。中国人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当其他的国家逐渐开始兴起发达,中国人才开始觉醒,开始追赶。我想,是哲学让人类拥有了缜密的思维,一步一步地成就了繁荣的今天。
哲学家并非先天就拥有智慧,而是在不断地热爱并追求着智慧。正如作者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事实上它就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我们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2
这本书是是冯友兰先生任教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所著,意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所以其风格便是通俗易懂,作为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籍是再好不过的了。此书与很多哲学书籍若不是太专业,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不同,它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远远超过孔子和老子,或儒道两家著述所涵盖的范围。在二十五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还应看到的是:在多少世纪里,哲学家们所属的学派,尽管还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名称,其思想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十分不同了。举例来说,如果孔子像佛家轮回理论所说的那样,转世到十二世纪朱熹的同一时代,他大概很难想到,朱熹的思想竟成为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
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曾经与一位很敬佩的长者讨论人的信仰问题,他说:“人要是没有信仰便是衣冠禽兽,有权有势者是衣冠禽,无权无势者便是衣冠兽。”并解释说:“有些人在伤害了别人后不会内疚,没有负罪感便是因为没有信仰”。他所指的没有信仰便是没有加入宗教。他的这句话久久以来萦绕在我的耳旁,使我的内心难以平静。然而这本书的第一章便解决了我的这一问题。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权威逐步降低,很多人变得不信宗教了,维护传统的人为此感到悲伤,为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感到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该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他们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只能把自己陷身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这也是我所担心害怕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哲学的存在,它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获得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获得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的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便能够正视宗教的洪福,最重要的是通过哲学能够获得更高的价值。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墨子篇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墨者也是我很羡慕,很钦佩的一群人。墨者来自于周代天子,诸侯,奴隶主手下的军事专家,因为周代后期奴隶制度的解体,他们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用他们就为谁服务,所以也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游侠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便是这些道德的发挥。然而墨子及其门徒却与普通的游侠不同,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报酬,或是受到主人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这也是他“非攻”思想的表现。
墨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这也是其思想的中心概念。按墨子的意思兼爱便是仁,义,这也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延伸,在墨者的团体内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也是后来的侠客们常常说的话)。令我羡慕的这一点不光表现在墨者团体中,更表现在他们对待朋友的时候,他们“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们愿意为朋友做到他们能做到的一切。这能不让生活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人们羡慕吗。当然墨家兼爱的思想不止对个人为人处世方面有利,对全天下也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构建我们朝思暮想的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更是意义非凡,用墨子的话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试想要是墨家思想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推广,那哪来的世界大战,哪来的朝核,伊核问题,哪来的基地组织,那样的话哥本哈根大会也不会那么尴尬的闭幕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那还不是很随意的事情。
心态决定一切
很早就听说过“心态决定成败”这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心态不光能够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甚至能够决定你这个人的一切。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一世烦恼,忧愁真的是不可计数,这些烦恼,忧愁来临的时候正是考验我们心态的时候,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风平浪静,心态不好便可能酿成千古罪恶。拿“11.27”北京特大杀人案为例,如果李磊的心态足够的好,他就不会因为从小父母管教严厉,妻子争强好胜而长期积怨,最终杀妻灭子,刺死双亲,酿成震惊全国的杀人案。由此本应该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李磊能够懂得佛学的思想,用“有”和“无”去泯灭心中罪恶的火焰,用“业” 的结果去督促放下手中的屠刀,这一惨绝人寰的血案便不会发生了。
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仅是看过这本书后所思所想的一小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暂且写到这里。但不可否认,通过这本书,我不仅了解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也对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哲学思想,引起了我更多的对于人生,对于名利,对于情感的思考,而所有的这些都会使我受益匪浅。
看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的人还看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3
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且不论其晚年在经历了“”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的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乱迫害之前,可以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先后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并且迅速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涂又光第一次根据
英文本译成中文出版。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哲学、进入中国文化的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走的是以西释中的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然而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二册时的认知已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儒道释法等百家的阐叙更多的是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氛围,亦即“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的,而放弃了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沿用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强硬划分。
出于这种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对先秦道家的发展进行概括时比《中国哲学史》显得更进一步,
明确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的杨朱,以“避”为其核心;以老子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中国哲学的精神与问题
对于什么是中国哲学和核心观念,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以冯友兰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中一直是两种传统所并行的,即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探寻一种平衡,完善了中国人和精神内核: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从这个关于中国哲学精神核心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已经完成了他本人新儒学思想的构建。表面上看,这个表述是基于贯穿中国思想史历程的儒道两家的互补作出的综合评价,然而冯友兰随后提到。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这里提到的宋代的新儒家,恰恰是冯友兰自身“新理学”体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入世”和“出世”和平和与统一的追求,既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更是冯友兰先生在将程朱理学继承改造之后对于儒家传统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终极追求的演进。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简史》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和表达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审查《中国哲学史》时所作的评价),而是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融于其自身“新理学”的体系中后作出的风格更趋统一的再现。
人生的境界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冯友兰先生提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经典论述: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划分来自于“觉解”。“觉”就是自觉,“解”则是了解。这种自觉的了解首先是知识的。在这里,哲学的三条主线——即认识论、知识论和宇宙论被统一到了一种自我了解和反思的层次中去,这恰恰和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核心哲学观相对应,即“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作用或任务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先生看来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暇思一二
读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仿佛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海洋中畅游了一番。耳边时时回荡着先哲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与表述,或睿智机辩,或大巧不工,无不展示了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中国人的思考与追求,引人遐思。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中国哲学史》两卷时曾言,“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对于著史之人来说如此,对于读史之人又何尝不是?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固然是中国哲学史著中的精品,然而若不能知人论世,上溯冯先生执笔之时的精神面貌,便信以史书为史实,而全然不知作者于其中灌注的精神和风骨,岂不谬哉? 又,冯友兰先生是有风骨的,他在《新原人》自序中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然而先生如此大才,历经“”坎坷之后所著之《中国哲学史新编》,自称是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竟而将一部中国千年思想史变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将一部皇皇巨著弄得满目疮痍,岂不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