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合集三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21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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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篇2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21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但本书自出版以来就不同凡响，其中的灼灼真知历久弥新，对现在的中国及中国人都会有所帮助。

梁先生认为文化即是生活的样法，通过看透处于不同文化中人的生活可以认清其文化的本质。而生活的关键就是在遇到问题时人的意欲，简单的说就是生活中遇到问题你会采取何种手段、何种措施，这就是文化的关键所在。梁先生吸收佛教的唯识论思想，认为生活就是“相续”，是“大意欲”对“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即主观对客观的努力。我们均可通过这种努力，尝试克服问题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生活是“现在的我”对“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这就需要克服种种障碍。根据梁先生的看法，为碍的有三个层次：物质世界，有情的“他心”，还有不可改变的宇宙“因果法则”。于是人生便遇到了这种问题。改造物质世界来为人类服务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或者说是长远来说可以确定的，但是对与有情的“他心”却不确定能使之不为碍。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但你却并不能确定可以使他(她)喜欢上你，这个问题就有些难解决了。最后的一个问题宇宙“因果法则”如生、老、病、死，种种“无常”，这些你根本不能抗拒只能接受，这种“碍”是永远不能得解的。如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会遇到三种问题，第一个问题确定可解，第二个问题不确定能解，第三个问题绝不能解。当遇到这些问题时，人类会有三种意欲：一、奋力求满足，遇到问题在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二、遇问题不求解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三、遇到问题不求解决而想根本取消问题，遇到人生问题所采的态度，就决定了每个人所走的路。而进过梁先生的分析，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要求的文化，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反求诸己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正是由于西、中、印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不同，导致了其后三大文明在物质、政治、文化上的本质不同=。

梁先生认为，在形而上学上中国与西洋印度有两大不同。一、问题不同：西洋和印度都探求宇宙的本体，谈具体问题(西洋是知识的动机，印度是宗教的动机)，而中国只讲抽象上的变化，很少讲具体问题。二、方法不同：西洋和印度的形而上学都是运用感觉和理智、而中国的形上学用的是直觉，讲的是调和。在人生哲学上，西洋主功利，

崇知识;中国尚直觉，乐天知名;印度则用现量直证真如，看破红尘，脱离俗世。

梁先生认为，各种文化并非一开始就是走的现在这个方向，而是在经过反复后才最终确定了道路。如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走的是

第一条道路，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里又折到第三条路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又选择重走第一条道路，并且一直走到现在，且成绩卓著。而中国文化在百家争鸣时期，各种道路方向都有，但是从孔子创立自己的学说到汉朝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并且离孔子之路越来越远。印度文化也是在佛教大兴后才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在梁先生眼中三种文化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他们都对，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三大不同问题而所应具有的态度。西方文化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向外逐物改造物质世界;中国文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反求诸己，寻求人际和谐;印度文化则想从根本上取消“生、老、病、死”等种种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在第一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打算来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是即不合适也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在现在则有些不和时宜。

对于世界文明未来到底如何走向，梁先生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即生产力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解决第一个问题态度的“西方文化”大放异彩，独领风骚几百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一个问题渐渐解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将会成为主要问题——而在西方世界此已露端倪——此时“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中华文明将复兴成为世界文明。而由于走第二条路导致人类自觉的长和理智的消，人在感情上愈加敏锐，不可避免的受困扰于第三个问题。此时只有靠佛教看破一切，根本上取消问题，才能解决。这将成为“印度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于是三种不同文化将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逐一重现。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改变态度，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来，走“刚”的第二条道路。中国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是应该走改造自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的道路，这是走第二条道路的物质基础。但是西方文化走的第一条道路也有弊端，即逼迫人计虑各种利害关系，理智太盛，压制情感和冲动，生活毫无乐趣，且都以个人为单位，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个人缺少幸福感，人心不安。这都是因为向外逐物，将重心全部倾倚在外而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即走第一条路又能克服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弊端呢?梁先生认为最好是感觉局面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而奔去，这样重心就会重新回到身内，这就是所谓“刚”的第二条道路，即孔子之道。如不可得，那么就走为社会、为未来的向外奋斗的道路，但这只是一、二两道路的过度阶段。

对于所谓的孔子之道，梁先生作了专门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对于生之赞美，就是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不认定的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任直觉

的态度，而直觉的敏锐便是孔子的所谓的“仁”;不计较利害的态度，无所为而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乐天知命。他认为，我们生活中间，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是理智和感觉为了自己行事方便而作的一假分别，若当真分别则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截;使一截附于另一截，自身便无其意味。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此时不虑其不动，而转恐任情所至，有失乎中，故又不可以不知命也。知命而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认定前面而计虑)之谓也，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

梁先生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强大并且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必须进行一次以人生态度复兴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必须复兴“刚”的第二条道路，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这样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力，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

梁先生对三大文明的认识似乎不错，对中国指出的出路也颇有见地。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理智似乎过于排斥，如果一任直觉，我们真能无发不中吗?我们应该以理智为手段，以达成情感行动的目的，理智和直觉不绝对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可以相互促进。而为社会为未来这条路，只要是出于不安，出于直觉和情感(一般是如此的)，也应该归入刚的第二条道路。另人生第三个问题，似乎也可用老庄思想解决之，不一定要诉诸佛教。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篇3

中国之西化始于洋务运动。**战争后国门打开，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火炮，于是大量引入西方科技，这个时代我们概括为“中体西用”。但随着甲午海战的惨败我们发现——单把西方的科技照搬过来并不管用，中体无法驾驭起西学，想西用还得要西体，于是我们废科举建学校办报纸架铁路兴实业，开始了维新变法。(实际上，中国进展到这一步其传统的社会制度就已被完全打破。中国幅员辽阔，山脉纵横，本来相互沟通就很困难，加以又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本身不必外取，这样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从文化上就趋向于闭塞，停滞，也使中国的政制成为一种名为“中央集权”，实则极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因为这个国家它的基础不是一个个公民，而是一个个家族，一块块土地。这个国家用一整套儒家的伦理使这一个个松散的族群心甘情愿的融化在一个官僚体制之下，也使一个个人心甘情愿的融化在一个家族之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维系这个社会用的是伦理，西方则用的是法律。伦理相较于法律的优点就在于它能让人“有耻且格”。人可以更改一项法律，却不能轻易撼动一条伦理，甚至连撼动的心都没有。所以西方自古便是各种宪章层出不穷，立了又修，废了又立，各种制度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处以法国尤甚。而中国几千年来却都一直恪守着一个准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是靠着这样一个准则维系的，所以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然而实业在中国兴起之后，这种格局就被彻底打破了。它使得国人第一次在主观上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以一个独立的身份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一个人的收入归家族所有，生老病死也都由族人照顾。而当他们脱离了家族从农村涌入城市就成了孤家寡人，他就需要社会对他负责，需要国家履行对人民的义务，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而这一点显然清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也是他灭亡的症结所在——传统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还未形成，社会矛盾被空前加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维新派的失败到革命派所谓的成功，中国建立起了近代的社会制度。但这种政治改革很显然也是并不成功的。中国的专制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今天，共产主义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我在社团活动的时候还问过大家(就是大平原啦)“谁在18岁那天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公民?有几个人参加过选举?有几个人的家里关心过选举?(貌似原话是：你的选民证呢。记不清了)”成人礼无非是一个“加冠之礼”的现代版。我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早已融入血液了。治天下是宦达才该做的事。宦达与平民不在一个平面上。这是一种长幼尊卑的延续。他是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它是中国永远达不到西方民主水平的症结所在。因为他该不该去除，除不除得掉至今还是个问题。

(东西方文化是两个整体，要西方化就只能全盘西化，就必须把传统的一切，甚至是文明全部抹去。它们二者是不能相容的，这个我会放在后几节再写。百年来我们在西化这个事情上愈陷愈深，如今只剩下一个制度上独裁的尾巴，把握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上。我们可以从那条满沾血污的星旗上，读到千年历史的往复——它将是东方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后一滴血)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整体，他们从两个相悖的源头出发(地域部落和血缘部落，这个放在后面说)，形成了两种相悖的文化。东方文明想要西化就不能偏于一隅而需全盘改动，这样一来，传统的东方文明——包括他的艺术也会随之死去。这个曾经的噩梦如今已变成残酷的现实。羽帆搞了一个现代诗的沙龙，我在那曾和朋友说过：现代诗，也就是西化过的中文诗，写的好像大多是种意识流，这或许与个人主义有关。中国传统诗表达的东西似乎是道(或说自然)，我说不清，但一定与现代诗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少延续性的。传统文化的中断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梁首先阐明了一个很经典的论断：欧人征服自然，而东方人提倡与自然相融合。至于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说法各异，许多人试图从地理的角度去解释。他们说希腊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形成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文化。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条件也未必优越。它是所有古文明中唯一产生于温带的文明，加之又处黄河流域，水患连年，但很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希腊那条路线。再者，征服自然本就是一切文明的通性，东西方在征服自然上只是程度之差。并且，希腊的古科学——人们后来发现，他是非功利的，是种纯粹的学术，与人类生活并不太相关(甚至由此有人说：科学之发生源于求知而不源于应用)。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着那么多争议，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假使西方化不与我们接触，那么东方文明继续走下去，他有可能产生飞机轮船，产生自由民主，产生共和或立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东方不是在和西方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由于走得慢追不上人家。而是东方和西方走的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以东方人的态度从来不是要走一条积极，创造的路。中国人是提倡安分，知足，寡欲的。是从不提倡物质享受的。中国人构想的大同世界推崇的是一种社会的和谐，而非时代的进步。所以东方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就是无论境况如何人们都可以忍耐安受，都可以与这个世界相融合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最稳定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社会，长幼尊卑是一切的基础，他们怎么能从这样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得到自由平等，得到人性的解放呢。他们那么崇尚自然，怎么会想到开矿山，挖隧道，怎么会有火车飞机呢(看看清朝刚兴洋务那会儿遇到的舆论压力，你就会知道这种西方产品与东方文化有多么格格不入。自由一词初译至中国，竟然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一切洋玩意只会产生于西洋的土壤)。东方是在走一条横向的路，西方在走一条纵向的路，二者连最基本的发展目标都不一样。战争的成败，物质文明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判断两种文明成功与否的标志。西方古代的确产生了类似于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但它在本质上与东方千差万别，这根本不能成为判断西方走向高级社会的理由。

让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话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上的。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说过这样的传统社会早在**战争时就已经开始瓦解，到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传统艺术失去了他的土壤，只剩一副皮囊。可我多想拖着这身人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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