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汇总3篇)
对诗歌的看法是柏拉图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部分，柏拉图主张“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这一观点主要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理念之一，以下是百文网小编精心整理的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
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篇2
哲学家柏拉图眼中的诗歌
摘 要：对诗歌的看法是柏拉图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部分，柏拉图主张“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这一观点主要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理念之一，柏拉图并不是真正贬低诗歌，他只是站在城邦教育的角度理性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意识到完全否定诗歌的不可行性之后，柏拉图又提出了诗歌的审查筛选制度，以力求达到哲学和诗歌的平衡状态。
关键词：柏拉图;诗歌;《理想国》;模仿说;社会功用
一、柏拉图的哲学之路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古希腊先哲之一，师从苏格拉底，其毕生都在努力创建一套能治理理想城邦的成熟哲学思想体系。他出生于雅典民主时代末期的一个贵族之家，青年时代的他经历了雅典的战败及民主黄金时代的结束。随后，柏拉图又经历了三十僭主的残酷统治时期，这三十人都是平时高谈美德的有学志士，这使他明白了尽管拥有才智和道德也未必能清醒正直地将健全的政治见识变为现实。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冠上“毒害青年罪”而冤死这一事情更是深深影响了柏拉图之后的人生道路。他曾说：“虽然我曾经满腔热诚的希望参加政治生涯，但这些混乱的政治现实却使我晕头转向。”他放弃了积极投身政治的热忱，转而进入哲学的研究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构建理想城邦的心愿，他在接下来十二年游历欧洲各国，学习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最后回到雅典创建学园。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脂以及周围各国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
二、从模仿说看诗中是否包含真理
柏拉图在分析个人的正义时，提到心灵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这三者在一个人自身内各司其职，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即在做他本分的事情。而理性无疑在三者中起领导作用，并与激情协同作用，领导欲望，以免它会因为肉体的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1]98。因为“心灵的理性部分才是心灵最善的部分，而当人们处理数字、计量等问题，就是心灵的这个部分在进行工作” [1]355。理想国的建立是要依靠理性力量的主导，诗歌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对人心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诗歌能否存在于理想国中就取决于诗歌对理想国的教育是否有益处，归根结底就是探讨诗人创作时是否凭借理性的力量，诗歌中是否包含真理。
为了解释诗歌和诗人的存在对理想国究竟有无益处，柏拉图在第十卷中举了床这个简单的例子来揭示他的文艺模仿说。他认为诗人和画家一样是模仿者，与理念隔了两层，他们“除了模仿技巧以外一无所知”， “能以语词为手段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而听众“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词语认识事物，因而总是认为他描绘得再好没有了” [1]352。诗人只是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利用了人们心灵中时常有的对表面现象的混淆及感性的成分。柏拉图对艺术创作中的模仿并不认同，这样的过程让诗歌和真理相隔甚远。“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 [1]355。因此柏拉图认为完全会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
三、文艺的社会功用分析诗歌和哲学能否结合
由于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柏拉图博览群书，谙熟诗歌和戏剧的美和力量，本身也热爱诗歌创作，他赞颂荷马是“第一位教师和所有这些美的悲剧之物的首领”[1]362。诗人的诗是美的，因此希腊人对其推崇备至，这是传统权威建立的基础。但柏拉图更加强调的是“不能让美伤害了真，不能因为诗的美就认为诗中包含真理” [3]41。
首先，柏拉图自身创作时也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故事性和感染力，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学风采。柏拉图自己也提出“要用故事来教育孩子”。而在柏拉图的著述里，“故事”常常是“诗”的同义语。就连他的对话录本身也是用形象的故事讲述抽象的道理。这里也展现了柏拉图诗人的一面，“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用诗的方式展示了哲学生活本身。在他无形的戏剧舞台上哲人苏格拉底是一个主角(英雄)，苏格拉底通过沉思和言谈在其生死中践行的哲学生活” [12]89。而且一直以来，诗歌和音乐就是青少年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城邦的管理者不能对哲学一无所知;同样，合格的公民不能对诗乐置若罔闻” [4]118。
其次，理性审查诗歌作品是比起完全驱逐诗歌来得更为实际的做法，这需要在哲学家“自己内心深处守护自身心灵城邦的秩序”。经过筛选的诗歌如诸神的颂诗或者好人的赞美歌，柏拉图认为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内涵，除了给人愉悦以外，还使人增长知识，开阔心胸，使人热爱生活。在这样管理得当的情况下，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可以在城邦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诗歌的感染力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会给城邦的公民带来精神上的洗礼。纯粹的理性固然是引导一个人生活、引导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主导力量，但人的心灵始终包含感性因素，抛弃这个部分是不能让一个人正常生活，也不能让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因为这如同否定了人的本质。“抛却诗也将导致巨大的损失，人们将因此丧失一种与人的本质密不可分的理解和生活的框架，日常生活如果脱离了习俗的规范和一贯性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结果” [3]47。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认为“诗的首要任务不是拘泥于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是教育民众，尤其是儿童，使之成为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稳妥的道德观念的自由人” [4]123，他从诗的社会功用性角度将诗歌从被完全驱逐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也反映了哲学家柏拉图内心深处的诗人本色。正是有这样的特质存在，柏拉图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对城邦建设的意义所在，让哲学和诗歌二者有机结合比完全否定诗歌对国家的管理来说更为实际且长远。
四、总结
柏拉图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作为理想城邦的构建者，他不得不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对诗歌进行理性审判，他的文艺“模仿说”使他得出了诗人必须被逐出理想国的结论，但是柏拉图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总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将自己的理念不断改进更新，因此，深深热爱诗歌的柏拉图最后又得出了一个诗歌的筛选审查制度以求达到诗歌和哲学的平衡，他希望诗歌的魅力能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激发城邦的公民内心深处的真善美，让他们用开阔的心胸生活，这样艺术也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责任，在公民的生活框架中找到其理性的位置。比起简单地对诗歌的全面否定，哲学家们更可以通过不断在为诗歌和哲学寻找平衡的过程中达到心灵的自我改进和净化提升。
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篇3
哲学与政治：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探析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 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 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 [8] “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 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 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 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 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 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 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 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 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 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看了“柏拉图哲学理论作文”的人还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