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优秀论文热门三篇
两河流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文明经历了苏美尔和阿卡德两个历史时期，是该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以下是百文网小编分享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论文，欢迎阅读!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论文篇1
一、古代两河流域位置及概述
两河流域是指亚洲西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经的区域，东西两面分别与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大沙漠相邻、北接小亚细亚山地、南临波斯湾，基本上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
两河流域虽然地处亚非大干旱地区，但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定期泛滥带来了充沛的水源，肥沃了土地，因而两河流域成为古代西亚区域内少有的适于发展农业的地区。为了适应河水泛滥期易涝、非泛滥期易旱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古代居民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就开始修渠筑堤，进行人工灌溉，并逐渐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灌溉系统。这种需要大规模集体协作的生产形式，加强了较大范围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加速了国家形成的进程，从而使两河流域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公元前3500年前后，苏美尔人最早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市国家，成为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奠基者。随后，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等也相继在此建立过形式相似而规模不一的王国。这些王国之间既有相互交往与融合，也有不断的争斗，有时为了争夺对劳动力、水源、土地和水利设施的控制权而进行战争，以这片沃土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王国更替的古代历史剧。
公元前2371年左右，阿卡德王国征服了苏美尔人建立的各王国，第一次实现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统一。阿卡德王国在内外交困中覆亡之后，在共同反抗外来游牧民族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人的势力逐渐复兴。大约公元前2113年，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兴起，不久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当乌尔第三王朝趋于衰落之时，阿摩利人由西往东、乘势迁入两河流域。公元前1894年，阿摩利人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并于公元前18世纪中叶再度统一了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和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虽然也先后统治过两河流域，然而它们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均未超过古巴比伦王国。
在这种王国更替的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政权机构不断趋于完善，政治上由分散逐渐走向统一，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并且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达到了文化上的繁荣。
二、对两河流域天文和历法的认识
从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初步了解到这里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化的地区之一。人们很早就发现，河水泛滥的出现和季节的变化都同天象有关。因此，远在原始时代，人们就在寺塔的顶上观察天象。苏美尔人为了劳动和生活的安排，以一昼夜为一日。日的起点是从日落时起算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计时单位。又以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作为较大计量时间的单位。他们以傍晚时第一次见到新月的那天作为新的一月的开始，新月出现的日期需要经常观察月相来确定。长期积累的天文观察资料，使人们认识到，一年为十二个月，其中六个为大月，六个为小月，一年等于354天，并且已经知道设置闰月来调整季节。这就是阴阳历。从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60—1955年)的文献中就能找到国王确定附加月的命令。
巴比伦人的天文知识，比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农业灌溉的发展和两河泛滥周期的预报，要求编制更精密的历法，这就为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占星术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长期的天象观测中积累了更多的天文知识。僧侣们从长期的顶层用喇叭形的管状望筒观测天象，并将它们记录下来。
在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时，统一了历法，这是巴比伦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历法是由月亮的圆缺周期循环为基础的，当月亮在日落时重见于西方时，必为新月的开始。在巴比伦后期的文书中，发现有关于昼夜长短变化和闰月的安排方法，所使用的朔望月的数值其误差只有0.4秒，近点月的误差也只有3.6秒。
巴比伦人将一昼夜分为六更，每更为二时，每时为三十分，则一昼夜为十二时，合计360分。太阳运行一昼夜也为360分，因而，圆周也就等于360度。度有步的意义，以符号“°”来表示，好象是太阳的脚印。
巴比伦人已经发明了日晷，方法是用一根垂直竖立的杆，以杆为中心作一大圆，将圆分为十二等分，每分再分成三十等分，也就是将圆周分为十二大格三百六十小格。依据杆影所在刻度来确定时间。
在发明日晷的同时，也发明了漏壶。它是一个能盛三公升多水的圆柱形容器，在器侧也刻十二大格三百六十小格。水从器底小孔中滴出，由容器内水面所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
在公元前三十世纪末，人们还只认识太阳、月亮、金星三个运动的天体。而在汉谟拉比时，五大行星也都认识了。他们把行星看成是具有不同特性的生物，认为火星凶恶，喜欢发怒，是战争、疾病和死亡之神;水星爱跑爱跳，是智慧之神;土星则稳重庄严，是胜利之神。而这些描绘，都是符合它们各自运动特性的。同时，他们也认识了太阳在恒星间运行的路径黄道，也知道月亮和行星的轨道。
在汉谟拉比时代，人们把黄道附近的恒星划分成十六组。但到公元前十三世纪时，又改用十二个黄道星座。它们的名称依次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将黄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十二个星座，这无疑是和一个回归年或一个恒星年等于十二个太阴月有关。太阳，一年通过十二个星座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的。对于回归年，太阳从春分点再回到春分点依次经过这十二宫。不过，这时因尚未有岁差的概念，十二星座与十二宫在概念上还没有区别。在当时的界碑上能够发现刻有十二宫的图形。这十二宫的名称与现代国际通用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将黄道分成十二宫首先是由巴比伦人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发明的。然后通过喜特人和希腊人传到地中海和其它地区，一直保留到今天。
巴比伦人把宇宙看成隆起的大地、天空和海洋三部分。认为大地是屹立在海洋中间的圆形的陆地。海洋有天上的海洋和地上的海洋之别，它们分别从上面和下面包围着世界。天上的海洋和地上的海洋相连接，就如倒扣着的茶杯，覆盖在大地上。最初，僧侣们把天分为三重，后来又分七重。天是由坚硬的宝石做成的，上面有窗户，雨就是从天窗里落到地上的。星体是放牧在天上海洋里伸出的天堤上的绵羊。太阳和月亮是神做成的天灯，恶魔怪物遮住了天灯，就成为日食和月食。在天的东方和西方的尽头，各有一座山，山上有山门，早上太阳打开东门在天空中行动，完成一天的行程后，到晚上就由西门进入天庭。
亚述人吸收了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已经发现的泥板上，有公元前1100年亚述人的十二个月的月名。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岁首都是从春分开始的。一年分十二个月，大小月相间，平年共354天。月根据观测随时安插。
亚述人不仅认识了黄道和白道，而且能够推算黄道和白道的交点。在萨尔贡二世时(约公元前九世纪)，对月食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能够认识到月食一定发生在望，并且只有当月亮靠近黄白交点时，月食才能发生。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都将日月五星看做天神。有文献能够证实，到公元前650年时，七个天神轮流值日的周期已经形成。规定以七天为一星期的制度，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各个星神的值勤日为：星期日太阳神沙玛什，星期一月神辛，星期二火星神涅尔伽尔，星期三水星神那布，星期四木星神玛尔都克，星期五金星神伊什塔尔，星期六土星神尼努尔达。七天为一周期的工作制，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制度。
迦勒底人于公元前612年取代亚述。建立新巴比伦以后，曾经将两河流域的天文学推向新的高峰。迦勒底人是十分勤奋的天象观测者，他们不但常年坚持观测天象，而且坚持将观测到的天象记录下来。现在已经发掘出自公元前七世纪至一世纪的记载在泥板上的大量观测记录，这些记录的内容是每天日月五星的方位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文献。有了可供研究的大量的长期观测资料，天文学就有了飞速发展的基础。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迦勒底人开始总结出设置闰月的规律。先是规定八年三闰，后来又改为二十七年十闰，最后于公元前383年由西丹努力斯定为十九年七闰。
过去，有些人认为，新巴比伦王朝(公元前626—538年)时代迦勒底人已经发现了沙罗周期(223个朔望月等于十九个交食年)。因此，他们已能很准确地预报日月食。但是近来又有人认为迦勒底人是不可能掌握交食周期的。事实上，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证明勒底人曾经使用过交食周期预报日月食，所谓沙罗周期，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如果说迦勒底人也能预报交食，则可能是他们通过黄白升降交点和日月位置的推算获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已掌握预报交食周期的可能性。
迦勒底人十分重视日月和五星位置的推算。从泥板中发现有塞留谷王朝的天文学家自公元前311年开始制作的日月运行表，记载着每月合朔时的度数。此外，还有昼夜长度的变化、月行速度的快慢、朔望月的长度、连续合朔的日期、黄道对地平的交角、月亮的纬度等。有了这些数据，对于推算日月的行度就很方便了。
迦勒底人很注意五星会合周期的推算，下面是迦勒底人所使用的五星会合周期的数据：
水星 146周=46年 木星 65周=71年
金星 5周=8年 土星 57周=59年
火星 15周=32年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他们所掌握的五星会合周期大都是很精密的。甚至优于后来的希腊人，与近代的观测结果非常接近。所以，迦勒底人的天文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每年都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预告日月食，和行星的冲、会合、留和逆行等现象。根据这些情况，巴比伦人早已开始使用简单的测角仪器是没有疑问的。也许西方的黄道浑仪就是从巴比伦人发明演变来的。
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代数的基础上的。巴比伦的数学在苏马连时代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后来的二千间仍然不断取得进步。这使得巴比伦天文学家有可能用数学方法解释行星运动的不规则现象。例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比伦天文学家基丁努力(Kidinnu)就认为行星在某些时期以匀加速运动，而在另一些时期则又作匀减速运动。有资料证明，巴比伦天文学家已经认识到彗星的出现是有周期的，并且这种观点有可能被后来的印度天文学家所接受。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科学的论证是要到十七世纪才完成的。可惜巴比伦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比伦文化就逐渐趋向衰落了。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天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能够推算太阳月亮行星的运动，预报日月的运动方位和合朔的时刻，预报五星的合、冲、留、逆的现象和日月食，而且也能推算月亮等天体的不均匀运动。他们所使用的圆周长的划分方法、昼夜时间的划分方法、星期的划分等等，为以后希腊等国的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古代两河流域研究状况
21世纪初的5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8月，我国共出版各类世界上古史图书100余册，发表论文近400篇。如果考虑到世界上古史只是我国世界史的一个小分支学科，从业人员不足200人，而国内刊发世界上古史成果的期刊又非常有限，这样的成果数量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超过了建国初l7年世界上古史研究成果计量的总和，也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5年成果之和。在整个非西方国家当中，只有很少国家(如日本)能达到这样高的数量水平。这表明，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基本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现实需求。
一个学科的发展或发展的快慢与否，不能仅从数量的增多或减少来判断，还要看现有成果的内在质量。近5年成果的类型可以作为质量检查的参数之一。就出版的书籍而言，包括具有自主研究、史料详实、论证精审的学术专著以及反映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译著，还有知识普及性的大众读物。这些著作、译著、编著大大充实了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中文参考书库，为我国世界上古史本科、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读物。就发表的论文而论，既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为指导的力作，也有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成果，一些论文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创新精神，其立论的基础不再是近现代国外学者的专著论文，而是古代铭文、泥板文书、典籍等一二手史料，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充当二传手的模仿状态，进入了独立研究并平等地与国外学者对话的阶段。此外，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都继续出现方向性的突破，面世了一批古文字学、年代学、钱币学、军事史、社会史、官制史、音乐史、体育史、伦理史、民族史、交通史等成果;学科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在顺利进行，队伍规模有所扩大，受过较系统的世界上古史专业基本功训练(古代死语言、现代外语、古代文献、史学理论思维)的博士生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使专门从事世界上古史教学与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的总量有所增多，一些新人崭露头角，预示着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未来的希望。
在国际学界，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属于亚述学，在我国，发展亚述学同发展埃及学一样，存在着史料和科普读物贫乏的困难。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在国外亚述学发达国家经过长期训练的学者陆续返回国内执教，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新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的成果反映在近5年我国亚述学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当中。
吴宇虹发表的论文《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的观点的基础上，将欧亚大陆的古文明分为南方的塞姆文明、北方的印欧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三大部分，重点考察了南北两大文明之间长期的冲突与交融的历程，指出由于两者之问接壤地带的开阔平坦，冲突与交融成为相互间主要的交流方式。吴宇虹还撰文介绍国外年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楔形文字的基本功，解读两河流域尚未得到释读的泥板文书，并将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上①。我国亚述学家拱玉书则在德国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楔形文字字名研究》，再次表明我国亚述学者已经以自己出色的研究进入了亚述学考据的殿堂②。陈恒则以两河流域为中心，探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特点，提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圈的概念，指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法系是它的最大贡献，“中庸”是它的基本生活方式，开放是其基本特点。文章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埃及、印度、伊朗、赫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与古代中国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文章还特别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③。
随着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认识的深入，一些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也得到纠正。国洪更博士的论文《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借助史料，从文字考辨人手，指出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只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吴宇虹运用古代流传下来的泥板文献材料指出：乌鲁克第五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关系是继承关系，历史上埃什嫩那没有受到亚述的控制，拉尔萨也没有被埃兰人征服，“汉谟拉比”应译作“汉穆腊比”，巴比伦没有“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古代亚述地区的商业殖民据点卡尼亚在政治上才属于阿淑尔城邦而不是亚述帝国。
赫梯是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古国，在印欧和西亚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形成了专门的赫梯学。李政是我国长期从事赫梯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他撰文对赫梯的统治术进行说明，认为赫梯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国王通过分封，血缘关系与行政关系结合在一起，臣民与亲属纠集在一起，李政称这种统治方式为封侯政治。他的另一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一篇古文献，哈吐什里三世篡夺王位后，为自己篡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由此写就这篇自传。它以我为中心，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法，通过诸如女神伊施塔尔的厚爱和许诺、兄长穆瓦塔里二世的善德，自我善行的表白，力求树立起个人完美的形象④。
郭小凌就如何提高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文献应用水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之别，说明我们经常使用的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实际上大多属于第二手史料，一手史料必须是当事人、目击者直接留下来的人证、物证、书证，因此使用史料时需进行认真的考辨。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持有一种小心谨慎重、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像近代法国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样，在做定性结论的时候把话说绝，误以为带有主观成分的个人认识便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⑤。
引进国外优秀的学术和教材成果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重视的工作，我国世界上古史工作者在近5年里在这方面同样取得了突出的业绩，陆续出版的国外著名学者的译著多达30部以上，其中不乏有代表性的专著或基础性的史料文献。
四、存在的不足
世界上古史学科在过去5年里尽管成绩卓著，但暇不掩疵，还有不少缺憾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学科分布不平衡。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队伍相对人数较多，发展势头良好;古代东方史学科仍显单薄，但有发展潜力;原始社会史方向原有的研究队伍则几乎全军覆没，令人忧虑。
其次，对现实生活的回应还显得不足。目前许多学者进行的研究只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是相对较为容易进入的领域，而不是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课题，通过古史的研究，为当代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发挥史学的应用功能，从而使古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获得社会的关注和理解，而不仅是少数好古主义者的领地，沦为脱离社会、自怜自赏的绝学。
再次，世界上古史领域由于缺少能够集聚队伍的重大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目还各自为战，缺少集体合作。
四，基本史料的建设仍显滞后。近十年来，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基本史料建设虽然有所进展，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陆续购进了古希腊罗马史的基本读物，即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埃布古典丛书，但其他分支学科，如古代西亚史、埃及史、印度史的基本史料严重匮乏。即使罗埃布丛书，在全国亦不足十套，不能充分满足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需求。再者，古代典籍的中译本偏少，目前主要是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些中译本能够基本应付国内古典学研究生的学习需要，但仍有少数缺漏应该也能够得到填补。至于古代西亚、北非和印度典籍与铭文史料的翻译，则任重而道远。
第五，古史研究的基本功还比较薄弱，一部分论文和著作缺乏足够的史学基本功(古今外文、文献学、史学理论、中文表述)的准备，老论题、老观点、旧解释或者说翻炒冷饭的现象仍时有所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缺憾并非自近5年始，也不能期望短期内可以解决。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一些问题正在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因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史料建设的问题，基本功训练的问题，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在今后将肯定会取得较近5年更大的成就。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东成为全球的热点地区，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更应成为学者和专家关注的焦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①吴宇虹：《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英文，《美国东方学会杂志》2001第6期。
②拱玉书：《楔形文字字名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明斯特2000年版。
③陈恒：《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④李政：《论赫梯国王的封侯政治》，《北大史学》2003年总第10期;《古典自传之我：论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自辩策略》，《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1期。
⑤郭小凌：《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理论与史学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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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论文篇2
两河流域神话经历苏美尔和阿卡德两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达2500年之久，神话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形式上都可称是该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在原始文化中有不可缺少的功用，那就是将信仰表现出来，提高了并加以制定;给道德以保障而加以执行;证明仪式的功效而有实用的规律以指导人群。所以神话乃是人类文明中一项重要的成分，不是闲话，而是吃苦的积极力量;不是理智的解说或艺术的想象，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上实用的特许证书。”要理解神话何以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呈现丰富发达的特征，必须从冲话的文化功能人手，这在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长期被学者忽视。
一、宣传宗教观念的文化功能
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宗教观念，它们由一个个片面的主题共同组成了系统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这些宗教观念借助神话形式在广大民众中流行和传播，发挥着宣扬和统一广大民众宗教思想的文化功能，有效推动了神权政治文化机制的运行。
(一)宇宙世界和人类文明都是神灵创造和安排的
宇宙创造神话解释的是天地怎样形成的问题。苏美尔神话“畜牧与谷物”开头两行是这样说的：“在天和地的高山上，安神生出了安努那基(Anunnaki)。”从中可知天与地最初是连接成为高山的，其中顶部是天，底部是地;那么天地又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在一块苏美尔神名的泥板上，女神纳穆(Nammu)被写成“大瀛海”的象形文字，形容为“一个诞生出天与地的母亲”。可知在苏美尔人看来，天与地是原始海的产物。既然天地最初是相连在一起的，后来又是被谁分离开来的?神话“鹤嘴锄的发明”序言这样写道：“恩利勒从大地中带来土地的种子，计划把天从地上移开，计划把地从天上移开。”可知把天与地分离开来的创世主神正是大气神恩利勒。宇宙创造神话也反映在公元前1000年阿卡德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中，该神话详细讲述了创世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用咸水之神提阿玛特(Tiamat)的尸体上半身创造了天下半身创造了地的故事。
不仅是宇宙世界，很多神话还说明了人类文明是南神灵创造出来的宗教观念。
“伊南娜与恩基：文明的法则从埃利都转移至乌鲁克”神话出土于尼普尔，编撰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由五片零碎的泥版组成。神话叙说乌鲁克的保护女神伊南娜(Inanna)为了提高自己城市的幸福和繁荣，前去苏美尔南部古老的文化中心埃利都拜访她的父亲水神兼智慧神恩基(En―ki)。恩基手里掌握着构成文明基础的神圣法则“美”(Me)。在迎接女儿的宴会上，恩基由于一时兴奋喝酒过度，三番五次地把一百多个神圣法则“美”都送给了伊南娜。伊南娜立即把这些法则装载在船上运回乌鲁克。这些“美”有110种之多，包括贵族身份、神道、尊贵永恒的王冠、国王的宝座、君权、神庙、牧师、国王、各种祭司官职、真理、上天人地、洪水、性交与卖淫、木匠、金属工匠、皮革匠、砖匠、智慧和理解、音乐、乐器等等。
“恩基与宁胡尔萨格”神话出土于尼普尔，铭刻在六个圆柱泥版上，编撰时间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神话叙述智慧之神恩基巡游苏美尔、乌尔、麦哈鲁等五个城市，通过他的祝福这些城市拥有繁荣和富饶。他还创造出了世界万物，并安排相应的神灵负责管理。具体有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注入新鲜水，并安排“懂得河流”的神恩比鲁鲁(Enbilulu)负责;为沼泽和藤丛赋予鱼和芦苇，派“喜欢鱼”的神负责;让生命之雨降临大地，派雷雨神伊什库尔(Iakur)负责;为大地提供犁、牛轭、锄等农具，并委派恩利勒的农夫恩基姆都(Enkimdu)负责;为耕地提供各种谷物和植物，委派谷物女神阿什南(Ashnan)负责;发明了鹤嘴锄和砖模，安排砖神库拉(Kulla)负责;建造房子，并安排“恩利勒伟大的建筑师”牧什达玛(Mushdamma)负责;为高原覆盖绿色植物，让牲畜繁殖・并委派“群山之王”苏姆干(Sumugan)负责;建造马厩和羊圈，为它们提供最好的肥肉和牛奶，委派牧神杜牧兹(Dumuzi)负责;在各个城市和国家边界竖起界石来固定疆界，委派太阳神乌图(Utu)负责;委派衣服女神乌特图(Uttu)负责缝制衣服等。“鹤嘴锄的发明”神话讲述了大气神恩利勒发明出农业生产中用途广泛的农具“鹤嘴锄”，并把它交给“黑头”的人类使用。
从上述神话可以看出：大瀛海神纳穆创造出天地合体的宇宙山，大气神恩利勒又把天地分离开来;智慧之神恩基掌握着众多人类文明的法则，他还创造出世界万物并安排相应的神灵负责管理;恩利勒神发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还创造出两个季节神夏天和冬天为人类造福。总之这些神话都宣传并强化着一个宗教观念，那就是宇宙世界和人类文明都是神灵创造的。
(二)人类是神灵创造出来专门为神服务的仆役
“人类是神灵创造出来专门为神服务”是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一观念通过一系列“人类起源”主题的创世神话表达出来。
“畜牧与谷物”神话说天神安奴创造出“安奴那基”众神后，这些神灵为了应付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辛苦。开始的时候没有衣服穿没有谷物吃，只能啃树皮喝生水，后来家畜神拉哈尔(Lahar)和谷物神阿什南(Ashnan)在神灵创造室中被制造出来，神灵有吃有穿了但还不能心满意足，他们还要完成羊圈里的繁重工作，为了减轻神的劳动，于是人类被制造出来。
“恩基与宁胡尔萨格”神话讲述了人类是神用泥土混合血液创造出来的过程，目的还是为神服务。神话开始叙述了神灵获取面包的艰辛和不易，尤其是女性神诞生以后。诸神开始抱怨他们生活的困难，他们希望水神和智慧神恩基能给他们提供帮助。恩基的母亲原始海神手捧诸神的眼泪从床上把儿子唤醒，于是恩基和生育女神宁玛赫(Ninmah)合作把人创造出来。后来由于在庆祝宴会上喝酒过量，宁马赫造出了六个不健全的人，恩基都给他们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宦官等合适的职业。
“神灵创造了人类为神服务”的宗教观念生动反映在阿卡德神话“阿特拉哈希斯”(Atarahsis)中，神话铭刻在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泥版上。神话开始叙述神为了生计不得不负担繁重的劳动：“神灵的负担很重，工作太艰苦，麻烦越来越多，安奴那基众神让小神负担七倍的重担，他们扛着很多篮子，不得不开挖运河，清理运河，不管白天黑夜地干着，他们痛苦地呻吟，彼此抱怨，抱怨挖不完的土地，终于其中一个神建议一起向神灵的顾问恩利勒诉苦，诸神烧毁了铲子等工具，包围了恩利勒的房子，以暴乱的激烈方式向恩利勒发起攻击”;恩利勒向天神安奴报告，安奴要打击暴乱的肇
事者，这时智慧之神埃阿(苏美尔语“恩基”)提议让生育女神制造出人类以解除神的痛苦。后来埃阿提供泥土和肇事者尸体的肌肉给生育女神宁图，宁图终于通过十月怀胎生出了人类。
(三)神权至上的宗教观念
“大洪水”神话宣扬的主题就是神权至上的宗教观念。神话叙述在神创造了人类后，过了600年，由于“国家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国家产生出的噪音像一头怒吼的公牛一样”。面对人类的喧闹神灵无法休息，恩利勒终于发怒决定要毁灭人类。恩利勒先后采用了瘟疫、饥荒两种手段惩罚人类，但都被智慧之神恩基为人类出谋逃脱灾厄，最后恩利勒发愿采取最残暴的大洪水手段企图彻底消灭人类，幸亏智慧之神恩基授意人类国王阿特拉哈希斯建造方舟才得以幸免于难。“大洪水”神话虽然以人类的幸存结束，但是其中对神毁灭人类以及人类所遭受的瘟疫、饥馑和洪水灾难的细节有详细叙述，其灾难的惨烈让人恐怖。很显然神学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意志的强大和威力，说明了神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活动如果影响了神的利益就要遭受毁灭性的惩罚。
(四)人类没有永生，死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定律
人类没有永生，“任何人一生不可能逃脱死亡定律”是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宗教中的生命信仰，公元前三千纪流传并被记录下来的苏美尔神话“吉勒旮美什史诗”集中宣扬了这种宗教观念。
“吉勒旮美什史诗”最早是由五篇独立的苏美尔语版本的诗歌组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用阿卡德语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一篇是“吉勒旮美什与胡巴巴”。神话中当吉勒旮美什的朋友恩基都反对他冒险去杉树林杀死魔怪胡巴巴(humbaba)时，吉勒旮美什说：“恩基都啊，那个人能够登上天堂?只有神才能和荣耀的太阳神沙马什一样永生，对于我们人来说，生命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拥有的一切就像一阵风一样短暂。既然人不能逃脱死亡的最后命运，那么我要到山地去，我要留名青史;能让人成名的地方，我定要前往;不能让人成名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和神一样出名!”朋友恩基都的死亡对吉勒旮美什打击很大，他决心要找到让人长生不死的药物，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旅途。当他到达大海边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开酒馆的女老板思杜丽(Siduri)，她得知吉勒旮美什此行的目的后说：“吉勒旮美什啊，你想到哪里去?你要寻找的生命是永远找不到的。当众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同时也给人类创造了死，他们自己掌握着生死大权。你啊，吉勒旮美什，还是先把肚子填饱吧，日日夜夜，快快乐乐，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从早到晚，纵情玩乐，换上新衣，沐浴净身，看一看拉你手的小孩，拥抱你的妻子给她永远幸福，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吉勒旮美什义无反顾，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祖先，那个加入神的行列的乌特那皮什提穆(Utnapishtim)，他告诉吉勒旮美什说在大海的深处有一种药草，吃了它能使人长生不死。于是吉勒旮美什想办法潜入海底取出了那个药草，当他上岸洗澡的时候，一个蛇过来偷偷吃了这个草“返老还童”了，吉勒旮美什终于绝望地回到了他的城市乌鲁克。史诗通过吉勒旮美什历经艰难万险最后还是没能得到长生不死之药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死亡是人类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也即永生是不存在的生活哲理，这个哲理也构成了古代两河流域宗教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
不同神话宣扬的宗教观念，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宗教思想，那就是：世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人类也不例外;神创造人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神服务;如果人类的行为影响了神的利益，神会采取一切手段毁灭人类;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决定了人类没有永生权利。这一宗教观念有力地奠定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神权至上的神本文化精神。
二、神化世俗王权的文化功能
古代两河流域宗教认为国王是神在人间选派统治的代理人，国王的唯一义务是替神治理国家，如果国王违反了神的意志就会遭到神的罢免。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2-2004)编撰的《苏美尔王表》开篇就说：“当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埃利都”。古代两河流域的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不同历史时期当某个城邦势力强大到足以臣服其他城邦的时候，该城邦的国王就会利用和编造神话来抬高自己城邦保护神的地位，借以神化自己政治上的霸主地位。苏美尔到阿卡德时期两河流域出现了众多版本的创世神话，其中充当创世主神的角色就依次经历了天神安、大气神恩利勒、巴比伦城神马尔都克以及亚述城神阿淑尔的转换，生动反映了创世神话为王权政治服务的宗旨。
编造神话以神化王权是古代两河流域国王惯用的伎俩。公元前三千纪后期拉旮什城邦国王古地亚宣称：“牧羊者被宁吉尔苏(他的)心设想;被南筛坚定地认可;被宁达尔赋予力量;被巴巴认可的男人;贾图姆多格生出的孩子;被伊哥阿里马赋予高贵和令人尊敬的节杖;完全由敦沙旮尔提供给生命的气息;他的神宁吉兹达已经使他(高傲地)抬着头出现在议事会上。”国王阿淑尔纳西帕二世写给女神伊什塔尔的信中说：“众神可怕的女主人，你的确用你的眼光把我选出来了;你的确渴望看见我统治。你的确把我从山脉中带出来，你的确把我称为人类的牧羊人，你的确授予我正义的节杖。”
神化王权统治的神话集中反映在巴比伦最著名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g)中。神话生动讲述了巴比伦城神马尔杜克在接受众神赋予他至高无上的王权后，挺身而出杀死咸水神提阿玛特并用他上半身创造出天下半身创造出地，同时用提阿玛特的首领金古的血创造出人类来承担诸神劳役的故事。神话编撰于公元前一千纪，出土于阿舒尔巴尼巴图书馆收藏的泥板文献，铭刻在七块泥板上。神话的形成可能更早，有学者推断最早形成于古巴比伦第一王朝(BCl894一BCl595)，尤其在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时期。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通过远交近攻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吞并伊辛、拉尔萨，征服马里和亚述，消灭埃什嫩那，统一了两河流域，这时巴比伦城由一个两河流域中部阿摩利国家的都城变成了统一的两河流域王国的都城，取得了政治上的霸主地位，马尔杜克也由一个城市保护神提升为全国性的主神。史诗就是为歌颂马尔杜克的丰功伟绩而创作的，在巴比伦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新年节”的第四天通过祭司吟诵演唱的，国王、祭司也在演出剧目中扮演马尔杜克和提阿玛特，借此神化和强化“巴比伦王权自天”的神圣观念，慑服所有城邦民众对巴比伦帝国王权的绝对顺从。
三、确定社会礼仪的文化功能
礼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顺应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发挥着调节人们生活的作用，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为了使得这些社会礼仪不被人们破坏和疏忽，古代两河流域神学家有意通过神话的方式给以强化。亲人死去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两河流域古代先民也用穿丧服的礼仪表达对死去亲人的哀悼;一些神话也强化了这种丧葬礼仪。“阿达帕”神话中埃利都国王阿达帕按照智慧神埃阿的授意身穿丧服面见从人间离去的两个天庭守门神，果然赢得了两神的好感，两神在天神面前为阿达帕尽力说情，从而平息了天神的怒气被释放回人间。这个神话通过智慧之神埃阿劝说阿达帕穿丧服的说教确定了丧服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使得这种礼仪规范有了神话的神圣约束 力。“吉勒旮美什、恩基都和地下世界”神话中当恩基都挺身而出要下地狱帮助吉勒旮美什寻找掉入地府的鼓和鼓槌时，吉勒旮美什告诫恩基都“不要穿干净的衣服，不要在身上涂油”等礼仪规范，因为冥府是死人集中的地方，不注意行为禁忌的话就要引起死神的攻击。但是恩基都没有采纳一意孤行，终于被冥府的鬼怪俘获。这个细节宣扬了古代两河流域人们奉行穿丧服面对死者的行为礼仪。“伊南娜下冥府”神话也能看出对丧服之礼的强调。当伊南娜在冥府鬼怪监管下回到大地上的时候，她最先经过的是两个苏美尔城市温马(Umma)和巴德一提比拉(Bad-tibira)，那两个城市的守护神沙拉(shara)和拉塔腊克(Latarak)见到伊南娜从地下世界出来，都纷纷穿上粗麻布丧服匍匐在地面上，伊南娜对他们谦卑的装扮感到满意，于是拒绝了冥府鬼怪要抓捕他们的请求。最后伊南娜让冥府鬼怪抓捕自己的丈夫杜牧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杜牧兹在自己死亡的日子里不但不表示哀伤，反而衣着华丽吹着横笛满心欢乐。这同样是对活人为亡人应穿丧服礼仪的神话规定。
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多为沼泽地带，缺乏粮食，北部为农业产区，缺乏水产，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区有互通有无交换产品的社会需要。苏美尔神话“南那旅行尼普尔”叙述南方城市乌尔的保护神月神南那为了使自己城市更加繁荣，用船装载很多树木、动物等礼物沿运河向北到尼普尔去拜访父亲众神之王恩利勒，请求得到恩利勒的祝福。后来恩利勒用农产品饼和面包招待儿子，并让南那带回很多礼物，有田野的谷物、高地沙漠中的植物、森林中的雄鹿等。这个神话与“尼萨旮(Nisaga)船的春天仪式”有密切关系，该仪式的目的是把乌尔一年中最先出产的物品作为交换礼物带到尼普尔，满足北方农业区尼普尔对南方水产品的需求。同样，“南那旅行尼普尔”神话也具有确定这种经济交换社会礼仪的文化功能。
四、道德教化的文化功能
人们的行为规范除了用国家制定的法律进行调节外，社会舆论和道德教化也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手段。古代两河流域一些神话行使着强化道德准则的文化功能。
强奸妇女一直是法律所严厉惩戒的，这也同样引起神话的关注。苏美尔神话“恩利勒与宁利勒”讲到恩利勒为了得到他喜爱的女人，在副使努斯库的协助下于河流中间的船上强奸了宁利勒，致使宁利勒怀孕。这个行为立即引起众神的愤怒，他们不顾恩利勒是众神之王，当他在自己宫廷漫步的时候，“五十位天神，其中有七个决定命运的神，俘获了恩利勒，说：‘恩利勒，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从你的城市滚出去!”’于是众神就把恩利勒打发到地下世界接受惩罚。另外，还有一个神话“伊南娜与园丁舒卡利图达(Shukallituda)”也揭示了这样的主题。神话叙述说从前有一个园丁叫舒卡利图达，他在园艺上的成功使得园林长满各种绿色植物，有棵大树树冠遮天蔽日。一次女神伊南娜横越天空，疲惫的时候在距离大树不远的地方躺身休息，被园丁舒卡利图达发觉，园丁趁女神沉睡之际占有了她，伊南娜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受辱，发誓要惩罚苏美尔。第一个灾难是让洪水淹没棕榈树和葡萄园，第二个灾难是刮起大风和暴雨，第三个灾难由于泥版文献残损不得而知。园丁在父亲的帮助下隐藏在“黑头市民”中间，当伊南娜无力寻找羞辱自己的罪犯时，她又去埃利都求助智慧之神恩基，由于文献残损结局不得而知。总之，此神话也表达了奸淫妇女是神灵严重反对的行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发挥着道德教化的文化功能。
“埃塔那"(Etana)神话讲述的是住在同一个树上的两个鹰和蛇之间的恩怨故事。这个故事相当古老，在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390 2249)的圆筒印章上就有人骑着鹰飞上天空的图案。来自尼尼微的“标准”版本由三块泥版组成，文字共计有450行。神话前半部分叙述说在一棵白杨树上住着一个鹰和一个蛇，鹰和蛇为了彼此照顾，在太阳神沙马什面前发誓做朋友，保证当鹰出去觅食的时候由蛇负责看管两家的孩子，反之亦然。后来鹰因为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不再需要蛇来照顾的时候遂生歹念，趁蛇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蛇的孩子。当蛇回来不见自己的孩子时痛苦不堪，并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太阳神。为了报复鹰的背信弃义，太阳神沙马什给蛇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让蛇隐藏在一个野牛的腹中伺机报复老鹰。这个计策果然凑效，鹰被蛇咬伤了翅膀并拖人一个山洞。这个神话的设计遵循着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由于太阳神有保护公正打击邪恶的司法官功能，所以神话中受屈之蛇向他伸冤，在太阳神乌图的帮助下作恶的老鹰终遭报应。
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是没有意义的简单艺术想象，而是祭司等神学集团有意创作服务于宗教和政治的，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宣传宗教观念、神化王权、强化社会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文化功能。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论文篇3
摘 要：文章认为大洪水是苏美尔由聚落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转折点。苏美尔王表中大洪水之前的5座城市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功能健全的城市，而是聚落，但已具有城市的某些功能，如神庙及祭祀、王权、居住、商业活动等。大洪水以后的尼普尔和基什，是苏美尔人的圣城和成就帝业的榜样，两座城市以神的崇高和人类的强悍同样造就了苏美尔历史的传奇。约前2800～前2600的乌鲁克和约前2047～前2030乌尔第三王朝是苏美尔文明的鼎盛时期，城市社会分工已经明显，统治阶层是王室和祭师，土地和水源是国家资产，商业贸易已十分发达。考古学资料表明，亚述兴起前苏美尔王表上没有列入的城市拉格什、埃卜拉、苏萨等均是两河流域的重要城邦，其中以苏萨为都城的埃兰王国是两河流域与苏美尔同等的古老文明。
关键词：两河流域;苏美尔王表;城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北主要城镇区域与PREE的动态模拟、空间整合研究”(51178163)]
两河流域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ulture)，是指在两河流域间的新月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发展出来的文明，是西亚最早的文明。
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是用苏美尔语书写的古代文献，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目前发现总共有十六份，互相之间基本相同。苏美尔王表列举了官方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统治的时间，王权的更替是以城市或神庙来表述的。这11座城市依次是：埃利都(Eridu)、基什(Kish)、乌鲁克(Uruk)、乌尔(Ur)、阿卡德(Akkad)、阿万(Awan)、哈马兹(Hamazi)、阿达布(Adab)、马里(Mari)、阿克沙克(Akshak)、伊辛(Isin)。在亚述兴起前苏美尔王表上没有列入的城市有尼普尔(nippur)、拉格什(Lagash)等。
纵观苏美尔王表①，明显地分为“洪水前”和“洪水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有着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洪水前的时间单位为“sars”， 一个“sars”单位是3600年，下一个单位是“ner”，为600年。洪水后的时间单位为年，但诸王的统治时间都很长，基什第一王朝的Jushur统治时间长达1200 年，到乌鲁克第一王朝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约前2600年)之后，诸王的统治时间变的比较实际，但阿万王朝、基什第二王朝等统治时间仍然很长。吴宇虹认为，各城邦发明的纪年方法不相同：尼普尔用年名纪年，舒路帕克用轮换的执政官(ensi)名字(名年官)纪年;拉格什和温马以执政官在位的年数纪年，阿卡德统一两河流域后，源于圣城尼普尔的年名纪年法成为王朝主要的纪年方式[1]。
从文化类型看，两河流域分为无陶新石器时代(前9000～前8000年)、有陶新石器时代(前7000～前6000年)，包括哈苏纳文化(Hassuna～前6000年)、萨马拉文化(前6300年～前5500年);铜石并用时代(前6000～前3500年)，包括哈拉夫文化(前5000多年～前4300年)、埃利都文化(始建于前5400年～前6世纪被最终废弃)、欧贝德文化(前4300年～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前4000年～前3100年)、贾代特・纳赛尔文化(Jamdet Nasr、前2900～)。城市的发展一般略晚于其考古学的文化年代，即城市的文化年代包括了城市前期聚落(settlement)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长的时段，而要形成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城市却相对较晚。
一、大洪水之前的五座城市
Issar A S与Zohar M的研究表明[4]，前3100及前2900分别有一个洪水期，他们认为洪水之后的干旱造成闪米特牧人进入两河流域，证据是《苏尔美王表》显示在阿卡德边界的基什第一王朝不少国王用的是闪米特语的名字。在《苏尔美王表》中是把大洪水作为苏尔美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即由聚落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转折点。
依照苏美尔王表，“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埃利都。在埃利都，Alulim成为国王，他统治了28800年。”大洪水之前共有5座城市，即埃里都、巴德提比拉(Bad-tibira)、拉尔萨②(Larsa)、西帕尔(Sippar)和舒鲁帕克(Shuruppag)。5座城市情况见表1。
埃里都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定居点，其在前5900年左右修建神殿是最早的宗教建筑。诸神庙所在的聚落，也正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这种拥有神庙的大型聚落，也是各地的中心聚落。苏美尔人认为，人是神用粘土做的，其目的在于服务神，人只有在神的怜悯下才能生存。苏美尔的王受神的保护，是神的代理人。在苏美尔“城市属于神■”的信念，规定城市的统治者首先是城邦神的仆人，国王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受神庙当局的约束独立行使职责，但负有养护并修复神庙的神圣职责[5、6、7]。因此，埃利都的祭祀功能超越了其城市本身的地域界线，可能是大洪水之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祭祀中心。在许多版本的《苏美尔王表》中，并没有“埃利都衰落了，王权转移到巴德提比拉”“巴德提比拉衰落了，王权转移到拉尔萨”等注释。
苏美尔王表中大洪水之前的5座城市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功能健全的城市，而是苏美尔人聚居的聚落，开始了简单的水利灌溉，快轮制陶和冶铜业的初步发展，这些聚落已经存在着专业化的生产，具有城市的某些功能，如神庙及祭祀、王权、居住、商业活动等。苏鲁帕克早期的经济文献反映出神庙地产是由高级祭司散伽(即主持祭典的大祭司)等人掌管的;土地买卖文书记载，个体家庭一次出售土地有的竟达几公顷之多;N・M・贾可诺夫估计，苏鲁帕克居民总数约15000～20000人，全权男公民只有约2150人[8]。流传的苏美尔语表明，早期这些聚落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分工或不太明显的职能，如巴德提比拉与手工业(铜)、舒鲁帕克的谷仓和分配中心等。
二、尼普尔(nippur)与基什(Kish)的比较 尼普尔(前5262年～)位于两河流域中部，南部苏美尔和北部阿卡德之间，幼发拉底河东侧，今伊拉克的尼法尔(图1)。尼普尔是是苏美尔人祭祀中心，是祭奠苏美尔主神恩利尔(Enlil)⑤的所在地。尽管尼普尔从来不是一个王朝的首都，却由于是众神的会场而享有特殊的宗教地位。各苏美尔城邦国王为了王权的合法性和战争的胜利，都想供奉恩利尔，尼普尔因此成为必争之地。尽管苏美尔城邦之间战争频繁，但尼普尔从未被战火殃及，其地位就像后来的耶路撒冷和麦加。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尼普尔，是当时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和书记员的学校。
19世纪末在尼普尔遗址发掘出土的泥片上是前1500年绘制的《尼普尔城邑图》(图2、图3)。图的中心是用苏美尔文标注的尼普尔城的名称，西南部有幼发拉底河，西北为嫩比尔杜渠，城中渠将尼普尔分成东西两半，三面都有城墙，东面由于泥片缺损而不可知。城墙上都绘有城门并有名称注记，城墙外北面和南面均有护城壕沟并有名称标注，西面有幼发拉底河作为屏障。城中绘有神庙、公园，但对居住区没有表示。其比例尺大约为1：12万。
基什(―前2335年)位于苏美尔地区的北部，今天伊拉克中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两河相距很近，控制了基什，就意味着控制了两河流域的咽喉。按照《苏美尔王表》，大洪水之后，王权自天而降，第一个就落到了基什，是第一座在大洪水之后统治两河流域的城市。
基什共有四次称霸两河流域，即有四代王朝，共有39位王，其中第一王朝最为强盛，有22位王。从基什出土的碑文显示，恩美巴拉格西(En-me-barage-si，基什第27位王)是年表可考古确认的最早统治者(约前2600年)，他征服了埃兰，掠夺大量战利品回到两河流域，也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基什王阿伽的父亲。以致后来许多苏美尔君主甚至并没有实际统治过基什，却也自称基什之王。对苏美尔人而言，“基什的君主”就意味着世界之王。
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麦凯的发掘证实[9]，此城除一座神庙外还有一座世俗的宫殿，这座宫邸有高耸的门楼、用扶壁加固的外墙和圆柱支撑的房间，它与基什另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一样，都具有闻名于世的美索布达米亚最早的王宫建筑物的特点。在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发现一小块石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其中可以辨识的有人的头、手、脚等，年代约为前350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在大洪水以后的尼普尔和基什，一个是苏美尔人的圣城，众神之王恩利尔的祭祀中心，是君王们礼遇有加、不敢冒犯的禁地;另一个是人类强权的象征，征服其他民族，掠夺埃兰(一个与苏美尔一样古老的文明)大量财富，是君王们一心模仿、努力成就帝业的榜样。两座城市以神的崇高和人类的强悍同样造就了苏美尔历史的传奇。
三、苏美尔文明的鼎盛时期
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进入鼎盛时期，规模较大的运河出现，发挥着运输功能，两岸城市兴起，居民从小村庄搬到中心神庙的附近，灌溉系统良好，由驴拉的单犁取代了锄，种植大麦、小麦和棕榈，饲养着大角牛、羊、驴、猪、狗等，已有金属工具和武器，如铜斧、矛等。社会分工已经明显，统治阶层是王室和祭师，土地和水源是国家资产，商业贸易已十分发达。
(一)乌鲁克(Uruk、前3800年～)
乌鲁克遗址地处幼发拉底河以东，今天的塞当沃以北15公里，其长期繁荣曾受益于幼发拉底河的航运，如今乌鲁克遗址远离幼发拉底河20公里，是一片沙漠荒丘。
在欧贝德文化(前4300年～前3500年)时期，乌鲁克出现以神庙为中心的大规模聚落，奠定了城市形成、发展的基础。考古发掘表明，乌鲁克文化(前3800年～前3100年)主要文化层为乌鲁克遗址12～4层，在第6层的城区面积不小于0.81平方公里，其中官方建筑物、园地墓地和民房各占三分之一。
乌鲁克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人工灌溉。石斧、石刀等石制生产工具和陶镰仍继续使用，手工业、特别是制陶和采石日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乌鲁克文化流行轮制的红色或灰色磨光陶器，有的饰以简单刻纹，器形以高柄长嘴的钟形罐为主。金属制品盛行，并打制金银器皿，更多地用铜制造矛、棍棒头等武器。
据苏美尔王表，乌鲁克第一王朝是号称乌图之子美什千加舍尔(Mesh-ki-ang-gasher，约前2800～前2700)打败了基什，王权转移到了埃安那(E-ana，埃安那是乌鲁克内的神庙，这里就是指乌鲁克)，但“美什千加舍尔走向大海消失了”，不知所终。恩美卡尔(Enmerkar)是美什千加舍尔之子，建立乌鲁克王朝⑥。之后，“牧羊人”卢加尔班达(Lugalbanda)和Kuara城邦的“渔夫”杜姆扎德(Dumuzid)统治乌鲁克。约前2600年，卢加尔班达之子、《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建立了苏美尔国家。
据19世纪中期以后对乌鲁克古城进行发掘，乌鲁克(Uruk)遗址占地550公顷(图4、图5)，城市中心地区的神庙建筑(其中最早者可追溯到前4000年)，前3000年前后建筑的城墙⑦，遗址第4层发掘出建于前2815年左右的神庙，坐落在城市西部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宫殿，位于城市东部的塞流古和帕提亚时期的建筑等，表明乌鲁克城市悠久的历史和辉煌。
神庙建筑物(图6)集中在伊安纳塔庙区和天神安努塔庙区。前者的代表性建筑是石庙、红庙、迷宫和镶嵌厅。镶嵌厅筑于台基之上，大厅的柱廊由两排直径达2.62米的柱子拱立，围墙以红、白、黑色的圆锥形镶嵌物装饰。考古出土的资料表明，乌鲁克的财富由神庙区集中分配;产业分工在乌鲁克的城市格局中得到体现，并以乌鲁克为中心，出现四级聚落分层。晚期，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氏族制开始瓦解，并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
目前已发现乌鲁克文化的象形文字共有2000多个。乌鲁克发掘出土的泥板，年代横跨3000年，几乎包括各个时期，其中的大量“古朴泥板”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文字材料(图6、图7)。此外，重要的器物有乌鲁克石膏瓶、滚印和石头塑像等。 (二)乌尔(约前2600年)
乌尔是两河流域最南部的城市，靠近幼发拉底河在波斯湾的入海口，如今它的废墟已经被陆地所包围，位置也变成了幼发拉底河的右岸，今伊拉克境内济加尔省的艾尔-穆迦亚尔丘。乌尔遗址西北和东南相距1.2千米，东北和西南相距800米，而其相对海拔高度为20米(图8)。
根据考古发掘，乌尔遗址早在欧贝德时代前期的地层中就出现过人类定居的迹象。在乌尔王陵的地层之下存在着一个厚达3.5米(11英尺)的洪泛淤积层，在淤积层下面则覆盖着早期的聚落遗存，其中包括欧贝德时期的陶器，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人类定居的最初阶段。
乌尔的历史上，以乌尔纳姆(Ur-Namma，约前2047-前2030)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最负盛名⑧，曾击败乌图-赫加尔，灭乌鲁克，自称“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乌尔纳木在执政期间，兴建神庙，农业的灌溉体系得到长足发展，《乌尔纳姆法典》(1952年，人们在伊斯坦布尔鉴别出了它的一些残篇)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典。乌尔城内的房屋都是两层住宅，拥有十三个或者十四个内室，并且在墙的里侧涂有灰泥。
乌尔纳姆的继承者――国王舒尔吉(约前2029～前1982)巩固了乌尔帝国的疆域，并且重组了帝国的架构，使之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他统治至少42年，并在其统治中期自称为神。在前2030年到前1980年间，乌尔城乃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数量达到了约65000人。
乌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主要的都市中心，大量出土的第三王朝的楔形文字资料表明，乌尔纳姆尔时代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王家手工业作坊，《乌尔纳姆法典》反映出私有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乌尔城乌尔是波斯湾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业口岸，所有通过海路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均需经过乌尔城中转。一些海运贸易商的书信也证实王室和神庙以外的私有经济的繁荣，波斯湾上的商船重新带来了马干和梅露哈的财富，特别是大量的铜和锡。
一种被称作“城市印鉴”的柱形印章包含一种前置的楔形文字符号，以写明或者象征古代苏美尔的城市国家，许多这样的印章在乌尔被发现，而在其中乌尔的名头凌驾于诸邦之上，由此确认了乌尔城市当时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
乌尔的守护神是南娜，是苏美尔的月神。始建于乌尔纳木统治时期的乌尔塔庙是两河流域各时代各地区不可胜数的塔庙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残存部分高出周围地面16.76米，皆用烧砖砌筑。发掘之前，伊拉克政府明确规定，发掘者不许移动塔庙的任何一块砖。塔庙在前6世纪被那波尼图斯重建。
在乌尔金字形神塔东南250米(820英尺)处有著名的“乌尔王陵”，发掘出了若干重要建筑，包括艾努恩马赫神庙，名为“艾杜布拉尔马赫”的建筑群(这一建筑群是为一位国王修建的)，艾基帕尔(大祭司的住所)以艾胡尔萨格(一个神庙建筑)。在神庙区之外，许多用于日常居住的房屋也被发掘出来。其遗址发掘状况见图9。
在著名的乌尔王陵之中发现有国王及王后的印章，各墓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战车和数量庞大的由贵重金属打造的奢饰品，以及那些从遥远的地区进口而来的珍贵的石制品(它们分别来自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斯湾)，显示了乌尔城邦统治者的财富和当时手工工艺的精湛，表明当时金、银、铜等金属的冶炼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
四、苏美尔王表中外民族统治时期
(一)阿万(Awan、前2600～)
埃兰位于两河流域间新月沃土东部的卡鲁恩河(Karun River)与克尔凯河(Kerkheh River)河谷中，现伊朗胡齐斯坦(Huzestan)省。以发掘出土的彩陶文化定年，可以上溯至前5000年，是与苏美尔同期的伟大文明。在埃兰地区有许多城市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有阿万(Awan)、苏萨(Susa)、西马什(Simash)、安善(Anshan)等。
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基什第一王朝之后，历史的轮回很快降临苏美尔人，恩美巴拉格西曾经征服的埃兰人成为两河流域的霸主，即阿万(Awan)第一王朝(大约前26世纪)。前2550年，阿万第二王朝建立(苏美尔王表没有列入)，希塔(约前2280～前2240)在位时国势日盛。前23世纪末，埃兰人摆脱阿卡德统治，建立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阿卡德王纳拉姆辛(Naram-sin，约前2190～前2154)曾遣使前往苏萨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以抵御库提人进攻。
维克多・V・瑞布里克(俄)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中认为[12]，埃兰文明史是由另一个民族单独创造的，与苏美尔文明一样古老，甚至有更古老的文字。但是后来苏美尔人走到了前面，阿卡德人将他们的文化影响强加给了它。埃兰已经发明了图形文字(或象形文字)，它与苏美尔文字不同，至今仍未破译。用埃兰文字写成的文献不仅在苏萨有所发现，而且在整个现代伊朗都有所发现――高地中心的锡亚尔克丘(Tepa Sialk)，现在的卡香城(Kashan)和哈马丹(Hamadan)城附近，叶海亚丘(Tepa Yahya)东南部，克尔曼(Kerman)南部等。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叶海亚丘城可以追朔到前4000年中期，所有存留的文献都是关於经济的，有的文献上还出现了马的图案，这可以证明埃兰人已经开始使用马匹。
(二)阿卡德 (Akkad、前2270～前2083)
阿卡德城位于两河流域间新月沃土北部，是商道的集中点，在今伊拉克中北部。阿卡德人属于闪米特人的一支，并非苏美尔人，大概于前2500前后进入两河流域。阿卡德人进入两河流域时，苏美尔城邦文明已经进入尾声，各城邦之间斗争异常激烈。阿卡德王国的历史是苏美尔历史的一部分，被称做苏美尔-阿卡德(Sumer-Akkad)时代。
据苏美尔王表，阿卡德国王萨尔贡(Sargon，约前2270～前2215)是阿卡德帝国的开创者，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国王，其父是一名园丁，他本人曾是乌尔扎巴巴(基什王)的侍从。他击败乌鲁克的卢加尔扎克西，建立了阿卡德君主制的集权国家，苏美尔城邦时代宣告结束。 南北统一后，萨尔贡继续对外扩张，曾到达过“上海”和“下海”，并用那里的海水洗涤他的武器，派遣阿卡德公民统治这些领土[13]，这里的“上海”就是地中海[14]。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还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地中海岸的地方建立了边境防御要塞，纳拉姆・辛时期的领土观念也超越了萨尔贡时期的“上海”和“下海”的范围，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张[15]。
萨尔贡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战略家，通过任命女儿为乌尔的大祭司使他的政府与苏美尔的宗教统治集团结盟。萨尔贡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即“天下只有一张嘴”，各地皆听命于中央。萨尔贡的园丁出身和苏美尔城邦的自然条件，使其十分注意维护水利灌溉系统，兴修了许多水渠。阿卡德时期印文类型的研究表明[16]，社会职业众多，高等级的有法官、王家审查督办、持杯司仪官、神庙管理者、持杯司仪官等;中等阶层有书吏、乐师、商人、军尉、信使等;低等级有皮革匠、木匠、石雕匠、厨师、瓦匠、理发师、船夫等。桔槔汲水工具首次出现在圆筒印章的雕刻中，表明灌溉技术的进步。同时以十进制单位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以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到达印度河流域。
五、苏美尔王表外的三座城市
(一)拉格什(前2550年)
拉格什(图1 中的拉伽什)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在乌鲁克城以东，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铁罗(Telloh)。
拉格什第一王朝(约前2500～约前2271)和拉格什第二王朝(约前2093～2046年)的诸王均没有出现在苏美尔王表中，在考古发现的铭文中这两个王朝却非常著名。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拉格什发现了王室的铭文、前2500年到前2350年之间约150年间的完整的拉格什国王列表和相关的史事，但拉格什第一王朝城市的规模、形制和格局均不清楚。
考古资料明确的最早的拉格什的国王是恩赫加尔(Enhengal，前2550年在位)，石板铭文有和他相关的土地买卖的记载。乌尔南什(Ur-Nina、或Ur-nanshe约前2480年在位)的家乡是“提德努姆”(闪米特地名，他可能是闪族人，并可能是没有列入苏美尔年表的真正原因)，在他统治时期拉格什开始走向强大，统治区域可能已经到达波斯湾沿岸一些地方。
安纳吐姆(Eannatum，约前2445年在位)迫使温马王埃纳卡里(Eannatum)与之划定边界。他打败北方的基什，占领乌尔、乌鲁克、拉尔萨等城邦，通过战争使拉格什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了一个“拉格什帝国”。他还使用了象征苏美尔城邦霸主的称号――基什之王。
安纳吐姆之后历经5位国王，最后一位乌鲁卡基那(Urukagina，约前2378～前2371年)在拉格什城邦的动荡之时，他推翻卢伽尔安达的统治，自己当上拉格什之王，开始已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及政策，保护平民的利益。乌鲁卡基那的改革并未成功，邻国温马的国王卢加尔扎克西率军打败了他，灭亡了拉格什第一王朝。
拉格什第二王朝在古地亚为国王时，是继阿卡德王国后又一个能统治几乎全部苏美尔地区的政权。已有的文献表明，当时拉格什城邦包括有17座大城市，8个小城市，知道拉格什村落的名称不下40个。古地亚对外积极开展贸易，促进两河流域的繁荣，在苏美尔各地兴建神庙，并在苏美尔各处都留下了他虔诚的姿势的雕像。
前2110年，拉格什的末代国王纳马哈尼被打败，拉格什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城市。此后拉格什就不再重要，最终沦为废墟。
(二)埃卜拉城邦(～前2145年)
埃卜拉城邦地理位置不祥。据埃卜拉王室的档案，埃卜拉城邦有26万人，其中大约有2.2万人住在城内。埃卜拉城邦由1.17万名专业行政人员管理，其中4700人在城内四座巨大的宫殿供职，其余的人则散居在边远的居民点和遥远的殖民地区。这些官员控制着以纺织品和金属的生产和出口为主体的先进的工业经济。
学者们一般把埃卜拉灭亡的时间定在阿卡德王朝纳拉姆辛(Naram-Sin，约前2190～前2154)统治时期，阿卡德的一位国王下令烧毁埃卜拉城，大火封存并烤焦了这个城市留给后代的档案。
(三)苏萨(前4000年～)
苏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⑨。可能在前4000年建城。前3000以前埃兰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国，苏萨是埃兰王国的都城。
苏萨占地25公顷。除了苏萨之外，还有两个城市发展起来，它们是手工业中心――陶器、丝织品及石雕。苏锡安那(Susiana)在前4000年中期已经高度发展，其着色的陶器十分精美。丘加美斯(Choga Mish)的圆柱印章上刻画了战争的场面，但也有和平的场景，其中也有书吏。此时，木制的犁可能已经开始使用[13]。
从楔形文字文献中可知，库提克-因舒什那克一世(Kutik-InshushinakⅠ)自称“天下四方之王”，占领了大约60个地区和城市，其中包括库克努里(Khukhnuri)和库提人的土地，而且斯马什基(Simashki)国王“拥抱其双足”。 他所留下的铭文是由埃兰图画文字和阿卡德楔形文字两种文字写成。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使用埃兰图画文字的最后实例。其后，埃兰人使用阿卡德楔形文字进行书写，然而仍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
注释：
①百度百科的“苏美尔王表”参考3个国外网站[2](是指参考文献[2])列出了较多的诸位国王中文名字、时代和统治年限。
②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独立的阿摩利人国家――拉尔萨王朝(约前1961～前1674)，这段时期王表并未提及。
③恩基(Enki)是苏美尔的水神，巴比伦名字为伊亚(a)，在巴比伦语中，伊亚名字的两个字母 和A在巴比伦语皆有「生命」之意，所以恩基也同时是工艺以及创造之神。恩基是神圣与文明的力量「密」(Me)的守护者，同时也是智慧、炼金术与魔法之神。 ④太阳神苏美尔语中称之为乌图，阿卡德语称为沙马什，其神庙埃-巴巴拉的所在地在西帕尔。
⑤恩利尔(Enlil)主掌大地、天气、风暴、战争，是苏美尔人的众神之王，尼普尔是传说中众神聚会的会场。
⑥依据百度百科，从美什千加舍尔时始称乌鲁克第一王朝，恩沙库沙那(En-shag-kush-ana，约前25世纪)建立乌鲁克第二王朝，征服了部分苏美尔地区，而拉格什的安纳吐姆声称已经控制苏美尔、基什以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e-si，约前2296～ 前2271)打败拉格什的乌鲁卡基那以及基什和其他苏美尔城邦，建立乌鲁克第三王朝，后被萨尔贡推翻。约前2091～前2061年Ur-ningin建立乌鲁克第四王朝，共经历5位国王，历时49年，后被库提人的军队所打败。乌图赫加尔(Utu-hengal，约前2055～前2048年)击败梯里根，驱除了库提人，任命乌尔纳姆为乌尔总督，并为乌尔纳姆所打败。
⑦据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描述(赵乐胜译)：他(吉尔伽美什)修筑起拥有环城的乌鲁克的城墙，圣埃安那神苑的宝库也无非这样：瞧那外壁吧，〔铜〕一般光亮;瞧那内壁吧，任啥也比它不上。跨进那门槛瞧瞧吧，是那么古色古香;到那伊什妲尔居住的埃安那瞧瞧，它无与伦比，任凭后代的哪家帝王!登上乌鲁克城墙，步行向前，察一察那基石，验一验那些砖，那砖岂不是烈火所炼!那基石岂不是七〔贤〕所奠! (以下约缺30行)
⑧乌尔第一王朝由Mesh-Ane-pada(约前2600年)建立，共经历4位国王，历时177年;乌尔第二王朝由Nanni(约前25世纪)建立共经历3位国王，历时170年。青铜时代晚期，在乌尔第三王朝覆灭之后，乌尔城失去了它的政治地位。尽管如此，它仍然是通向波斯湾的贸易线的准入口岸，这成为其经济地位在前两千纪中继续得到发展的有力保障。铁器时代，在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乌尔城再次大兴土木。而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国王那波尼度斯扩建了乌尔的金字形神塔。然而，大约前550年之后，乌尔城开始衰落，原因或许应该归因于河流改道所带来的干旱，以及波斯湾出海口的泥沙淤积。
⑨前538年，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夺取了这座城市，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将帝国首都迁到苏萨。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但他的猝死让帝国分裂，苏萨便成了塞琉西亚王国的中与泰西封齐名的两个都城之一。后来帕提亚兴起，帕提亚统治者习惯将泰西封作为夏都，而苏萨则为冬宫所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在116年从帕提亚波斯手中攻下苏萨，但他旋因后方的反叛而被迫撤兵。直到三世纪后的萨珊波斯时期，苏萨仍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公元1218年，入侵的蒙古人军队毁坏了这座城市。从此之后，这座古老的都市便逐渐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