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论文(汇编3篇)
在探讨中国古代审计史时，首先必须明确审计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各家虽然对审计的内涵解释不同，但对最初、最基本含义的看法大体一致，即审计就是由原会计人员以外的第三者对有关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监督。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历史论文篇1
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我从事 中国 古代史的教学与 研究 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 自然 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 农村 ，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 法律 系辅导、讲授中国 政治 、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 内容 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 文献 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1]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 问题 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 方法 ，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 [2]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 参考 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 科学 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 交通 、文学 艺术 、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3]“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 时尚 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4]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 社会 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 发展 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5]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版，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 法律 系讲授 中国 政治 、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 历史 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 科学 研究 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 理论 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6]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 问题 上的精采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 分析 性、带有 规律 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
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 发展 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 经济 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 哲学 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 内容 ，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 方法 ，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平，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露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 理学 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 学习 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平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 ，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7]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 。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 影响 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 考试 ，“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采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作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1]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第3页。
[2]以上分别见《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卷三六。
[3]参看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4]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
[5]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于《国学研究》第二卷，北大出版社，1994年。
[6]分别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 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7]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
中国古代历史论文篇2
中国古代审计史概论
在探讨中国古代审计史时，首先必须明确审计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各家虽然对审计的内涵解释不同，但对最初、最基本含义的看法大体一致，即审计就是由原会计人员以外的第三者对有关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监督。中国古代对于审计没有十分明确系统的概念;笔者借用一些现代审计学的术语和分类法来阐述古代审计史中相类似的内容。严格说，古代审计与现代审计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术语和分类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特定的含义。如“审计”这个名词，从宋朝出现到现在，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如“经济效益审计”是一个当代新出现的审计名词，但其实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稽察考核地方官任职期间某一地区户口、垦田、赋税的增减情况，这就说明统治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是有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效益审计，我们姑且称它为“经济政绩审计”。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主为了有效地进行独裁统治，防止大权旁落，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一方面削弱地方，高度集权中央，另一方面中央采取多元多轨制，即同一性质的事务分别由几种职官执行，或一种职官执行几种不同性质的事务，以便互相牵制。在这种政权体制的制约下，中国古代的审计职能在地方由各级行政长官或高级属吏兼任，不设专职部门;在中央分别由御史监察部门、司法部门、财经管理部门、官吏考核部门等兼职执行。审计职能与监察、司法、财经管理、官吏考核职能混在一起。由于史籍记载简略，加上中国古代政府官员的职责专门化程度较低，因此，要从御史监察中，从吏部对官吏的考核中，从地方官吏的各种职责中，区分出“纯粹”的审计是不太容易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古代审计史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中国古代审计内容、机构和职能
鸟瞰中国古代审计史，就审计的内容划分，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审计活动。
(一)对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这一类型审计的主要内容是审核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合理性，以确保经手和保管财物的人员忠实地履行其职守。审计的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府，审计的执行者较复杂，变化大。夏、商由于史料缺乏，有关这一方面情况暂时阙如。如果从有明确记载的《周礼》说起，书中拟构的周朝主要是通过宰夫对“百官府群都县鄙”等进行财政财务监督。宰夫为小宰属官，对于小宰内部财经机构的审计属于内部审计，对小宰之外的财经部门，如司会及地方机构的审计，则属于外部审计。宰夫在审计的内容上混合财政财务审计、经济政绩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于一体，这就是按照治法考核百官府群都县鄙的治绩，稽查他们财用收支的情况。对于浪费公家财物、支出不当和帐册不实者，那就根据王朝制定的法规——官刑，报请冢宰加以诛罚;财用充足善于增加财物者，予以奖赏。审计的方式是分年、月、旬定期进行，总核考计会计文书〔1〕。 春秋战国时期，国王或丞相通过上计来稽核地方财政财务收支的情况。如田婴相齐辅王上计，“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借此“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2〕。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效律》记载， 秦朝为了查出“计较相缪”，“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以及“计用律不审而赢、不备”，必须对其会计帐目重新加以审查，有时还要对照实物加以核验，最后才能得出结论。不言而喻，这样的一种审核过程，当是属于财政财务审计范畴的。从律文可以看出，审计重点是“其吏主者”，即负责会计事务的官吏，如尉计、苑计，其次是其他群吏、令史掾等参预会计的，以及仓啬夫、库啬夫、田啬夫、亭啬夫等。从秦律中规定的连坐法推断，其主管会计的长官，如都官、官啬夫、县令、县丞等，均也在审查的范围之内。审计的主持者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由太仓、大内等中央主管财经部门对县、都官等下级机构进行审核;其二由县长官对其下属各类主管经济部门的啬夫、计等进行审计。汉设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3〕大司农还有属官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4〕;大司农部丞，“分部主郡国”〔5〕。 《居延汉简甲乙编》载有大量的“赋钱出入簿”、“财物出入簿”、“谷出入簿”、“吏受奉名籍”等，这些簿籍一般是按月编造上报审核，到上计考课时，就要整年汇编，统一全盘查对核算。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财务审计出现“双轨制”过渡的现象，一方面，大司农仍然管理监督财政，另一方面，尚书省下的度支、民部、金部、库部、仓部等逐渐分曹理财，事权渐重，比部开始掌勾检等事。隋唐财政财务审计主要是通过比部以及中央各部门、地方州县内部的兼职勾检官进行自下而上的逐级勾覆稽察。京师诸司主簿、丞等勾官对本部门勾覆后，每季一次申报比部;天下诸州的录事参军在对本州和属县勾检后，每年岁终上报比部，最后由比部总勾覆之。唐代对财政财务勾覆的范围甚广，凡百僚俸料、经费、赋敛、仓库、出内、公廨、勋赏、赐与、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营造、傭市、丁匠、军资、器仗、和籴、屯牧等，均在勾覆之列。此外，对地方州府勾覆时，还要注意查核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留州定额钱物数”，这是检查诸州留存的钱物数目是否突破定额;二是钱物“破使去处”，这是查核各项开支去向，目的在于了解是否有非理支出;三是“支使外余剩见在钱物”，这是报告结存数额，勾考帐实是否一致〔6〕。 比部不仅对地方的正额收支进行勾覆，而且对天下诸州羡余用度亦“明立条件”，加以管理监督。如违反这些条款使用羡余钱物，当以赃罪论处，并且严格规定使用羡余钱物必须登记备案，以凭勘验〔7〕。 宋朝审计机构复杂多变，元丰改制前，财政财务审计主要由三司内部的三部勾院进行复审，都磨勘司进行终审三部勾院“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以察其差殊而关防之。”〔8〕都磨勘司“掌覆勾三部帐籍， 以验出入之数。”〔9〕此外，都凭由司、专勾司、 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以及临时性的三司行帐司、三司勾簿司等也具有审计职能。这一时期，审计权高度集中中央，“内自府库，外至州县，岁会月计以上于三司”〔10〕。改制后恢复了比部，比部和诸路监司诸州通判共同负责从中央到地方的审计。比部“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有陷失，则理纳。钩考百司经费，有隐味，则会问同否而理其侵负。”〔11〕地方“县镇仓场库务帐，本州勘勾;诸州帐，转运司勘勾”〔12〕。继三司之后，户部成为全国最高财政机关，内部设有审计机构。元祐元年，置户部都拘辖司，直属户部尚书，“总领内外财赋之数，凡钱谷帐籍，长贰选吏钩考”〔13〕。绍兴中置提举帐司，总管天下帐状，使财赋有所稽考，不敢失陷。南宋时，审计院在财经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凡仓库赋税收支、上供钱物、各种请给赏赐、诸理欠帐等，均要呈报审计院审核。元朝建立后，废除了比部审计，中书省和行省设检校所，行省钱粮是每年检校一次，腹里路分则是每季照勘。“凡理财之法，或有未尽，蠹财之弊，或有未去，生财之道，或有未行，逐一议拟咨省”〔14〕。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行中书省、诸路总管府内部设照磨官，兼管磨勘钱谷出纳。总之，检校所和照磨官共同兼职负责财政财务审计，最后由御史通过照刷文卷，进而财政财务的终审。明清财政财务审计由都察院下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明不隶属于都察院)兼职负责。道监察御史除分省稽察外，还带管在京各衙门，如户部、工部、光禄寺等，其兼职执行审计职能是在内刷卷，稽察部院诸司，在外巡视仓场库务，巡盐，巡漕，查算钱粮。六科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仓库收支、钱粮奏销交盘、漕粮、盐课、官吏军人俸禄、在京各衙门支领财物、工程修建经费、制造船只军备等国家重大财政收支，都要进行审核奏销〔15〕。此外，清代地方下至知府、道员，上自督抚，自下而上遂级进行钱粮奏销盘查。州县钱粮，责成该知府、直隶州盘查;各府钱粮，责成该道盘查;直隶州钱粮，责成分巡道盘查;粮驿道钱粮，责成布政使盘查;藩库钱粮，该省有总督者，督抚会同盘查;无总督者，巡抚盘查。盘查时各级地方衙门中有关钱粮事项均在审核之列。
(二)对官吏在经济上的违法乱纪(古代所谓赃罪)进行审计纠弹。这一类型审计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弹劾官吏盗窃、贪污、受贿和财政财务收支的不如制。其对象主要是官吏个人，通过监察机构来兼职执行。商、周国家机器具有较大的原始性，职官分工不清，职掌不固定，可能主要是通过师、公、司士和监等对中央和地方官吏实行监察。自战国开始，出现了御史监察的萌芽，以后这一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发展完善，一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是临制百司，纠绳不法，政治上督察百官的奸邪逆恶，经济上弹举百官赃罪，司法上会同司法部门明察大案。由此可见，御史兼职进行财经法纪的审计。秦代，丞相收阅各地上计，御史大夫有权复查。汉代，御史负责按察上计的虚实真伪;侍御史“出督州郡赋税，运漕军粮”〔16〕。刺史、司隶校尉举劾郡县赃污者。武帝时规定部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通行货赂”等，就是监察官吏贪污受贿、营私侵夺等不法行为〔17〕。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在经济上的监察侧重于弹劾官吏贪赃。曹魏刺史巡行所部郡国，亦以六条察事，其中两条是“察墨绶长吏以上居官政状”，“察吏不簿入钱谷放散者”〔18〕。《册府元龟》宪官部弹劾三上下记载了唐朝御史对官员的五十四次弹劾，其中有二十七次涉及到经济上的违法乱纪，可见财经法纪审计在御史职责比重中之大。御史纠弹官员坐赃、盗隐官物、克扣粮饷、擅用官钱、违额加给、违敕贡献、违诏征钱、受纳货赂等。唐代十道巡按以六条察事，“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19〕。由此可知，唐代对地方的巡按比起汉代刺史的六条问事，其财经法纪审计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所察户口、籍帐、赋役、农桑、仓库等，都是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宋代御史纠弹百官赃罪，稽查经济案件。对地方各级衙门的纠察一般是逐级负责，“州县令监司案劾，监司令御史台觉察”〔20〕。监司受贿、非法聚敛、经商牟取暴利、妄破官钱，以及郡守犯赃罪，监司失于觉察或徇情容庇等，委御史弹奏。州县主要由转运司、提刑司、通判等举按官吏贪赃。《元典章》卷五《宪台格例》规定：凡官为和买诸物，不依时价，冒支官钱;官吏侵使官物，移易借贷，乞受钱物;课程增余不尽实到官，均委监察御史纠察。卷六《察司合案事理》规定：凡仓库收贮官物不如法，钱谷有亏，侵盗损坏，民户逃亡，钞法涩滞，文案不完，御史随即纠治。明清财政财务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同归科道官负责，科道官在照刷、稽察文卷，磨算注销钱粮帐籍时，对浮冒舛错、埋没违限、滥征亏空等违法乱纪行为进行题参。明代御史巡按地方，其首要任务就是考察纠劾官吏，举廉黜贪。从《巡按御史满月造报册式》可知，巡按御史还必须禁约地方仓粮奸弊、科差奸弊、剋害军士、科害里甲，追讨赃罚等〔21〕。明代于地方设巡抚、提刑按察使司，兼职举劾官吏奸贪。清代督抚对地方钱粮亏空侵挪，建筑工程浮开冒估、任意侵肥，官吏受贿勒索等，负有举奏之责，如失于觉察或扶同徇隐，则要受到处罚。
(三)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考核。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结构决定了对官吏经济政绩审计考核内容主要是户口、垦田数及赋税收入。其审计对象侧重于其官任期某部门或地区的经济政绩，但也涉及官吏本身是否廉洁奉公。执行者大致是首先由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长官自课其属，然后申报中央掌考部门统一审核，评定等第，予以赏罚。禹三载考功，五年政定，会诸侯于茅山，乃大会计，对其贡赋征收进行考核，此为后世上计制度之端倪〔22〕。《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了定期考核官吏的制度，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八曰官计，以弊邦治”;“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春战、战国、秦汉则通过上计制度，核校计簿，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战国时， “解扁为东封， 上计而入三倍”〔23〕;“东阳上计，钱布十倍”〔24〕。可见，国君侧重于以赋税收入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依据。秦代每年年终的上计，内容包括税收、粮食、衣物等，上计吏不仅要带着有关簿籍，还要带着有关随员及上缴物资〔25〕。汉代“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26〕。县上计于郡国，由郡国守相考核;郡国上计于朝廷，由中央最高一级大臣，如丞相、御史大夫、尚书、司徒等主持考核。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计制度逐渐衰亡，出现了职掌官吏考核铨选的吏部，开始取代上计中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隋唐首先由中央诸司和地方各州长官考定下属官吏，然后校考、监考官会同吏部审核勾覆京师诸司和各地朝集使报送的考状，评定等第，进行升黜任免。其中诸州县户口、农田为十分论，各准加减分数予以进考或降考〔27〕。宋代京朝官由上级长官考核其功过，地方官是“守卒考县令，监司考知州”〔28〕，两者最后由审官院或吏部等专门机构复查，而后决定赏罚。宋代经济政绩审计的重点是各级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考核的内容有劝课农桑、增垦田畴、户口增损、赋税增减、创修堤防等十余项〔29〕。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茶酒盐税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特别注重督促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讲求场务课利增亏。元代对地方官以五事考课为升降，其中三事关系到官吏的经济政绩，这就是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均〔30〕。对于掌管钱粮官吏的考核，实行增羡者迁赏，亏兑者赔偿黜降，并把经济政绩考核作为理财用之道，以此来杜绝惟以货赂求升，不复以实获进。明清对官吏的考核由吏部和科道官共同主持。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考满主要以户口增、田野辟、储积粮食多寡为考核地方官经济政绩的依据;考察则“丽以八法”，八法之首是惩贪。清代在对官吏的考核中纠以八法，仍把惩贪列为首位，而对其经济政绩的考核倒反居其次。如康熙帝就强调考绩要“重惩贪酷”〔31〕，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二十一年后的三十多年间，经过考核受到惩处的贪官达五百余人。清代自康熙朝开始，地方钱粮亏空严重，因此对地方官经济政绩的考核主要内容是定出钱粮征收指标，达到或不及某个指标者，予以相应的赏罚。
在中国古代，这三类审计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臂如在进行财政财务审计或经济政绩审计时，有时发现官吏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需要立案，进行深入的审查，于是转入或同时开展财经法纪审计。明清科道官察核在京各部院各部门支领户部钱物、奏销直省钱粮、察销建筑工程等属于财政财务审计，但如发现有浮冒舛错、侵贪作弊等，进行稽查题参，就已属于财经法纪审计了。汉代御史察计簿，对地方官吏进行考课，如发现可疑不实之处，就要进一步按治;明代天下诸司官吏，三年朝觐到京，奏缴须知文册到吏科，进行经济政绩考核，如查出钱粮等项数目差错者，那就究治参奏，这两者都具有从经济政绩审计转入财经法纪审计的性质。又如在进行财经法纪审计或经济政绩审计时，往往先从财政财务审计入手，查明被审对象经济活动的真实性，然后再进行量刑、评价。宋代在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的经济政绩时，必须先经过财计部门复核其帐籍，检验收支数额，比较岁课增亏，然后送主考部门详定升降。
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很大部分的审计职能置于御史监察中。首先，财经法纪审计始终由御史主要负责。其次，御史对财政财务审计之权逐渐加强。秦汉御史参与上计察计簿，具有一定的财政财务审计职能;唐宋六察监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对户部的监察主要是对国家财政财务总收支总预算进行监督，也就在进行财政财务审计;元明清御史兼职进行财政财务终审。再次，御史参与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秦汉御史大夫是上计主持者之一;北宋御史对守令考课有复审之权，而且直接对诸路监司进行考核;南宋后期御史台逐渐成为负责地方官考课的最高机构;明清科道官成为考核官吏的主要主持者。总之，御史监察机构地位高，权力大，存在的时间长，在古代审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审计置于监察机构的统辖之下，作为治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中国古代审计的一大特色，甚至一直到近代民国时期，审计部仍统属于监察院。
中国古代把财政财务审计置于司法系统之下，渊源于《周礼》所载宰夫掌治法，这使财政财务审计从一有明确记载开始，就具有司法监督的性质。古代把财政财务审计归于司法系统，存在的时间不长，大致与比部相始终。魏晋时出现比部，唐代是比部勾覆最完善典型的时期，从宋代开始，比部勾覆职权为三部勾院、三司都磨勘司、审计院等所侵夺，至元明清终于被御史监察所取代。比部审计体制与现代司法监督类国家审计体制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
据目前所知，中国古代审计起源于对官吏的考核，即关于夏禹会稽的传说和后来的上计。这与古希腊审计源于官员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查是同出一辙。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由国君或最高一级大臣主持;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吏部后，对中下层官吏的经济政绩考核基本由吏部负责。总的说来，对官吏经济政绩审计的作用比较有限，常常流于形式。
中国古代审计如按执行审计的人员和受审对象的关系不同划分，可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御史台(或都察院)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吏部作为中央考课部门，以及刑部之下的比部都独立于被审计对象之外，由它们进行的审计可算为外部审计。内部审计主要有唐朝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内部的兼职勾检官——主簿、丞、录事参军等，宋朝三司使下的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州通判县丞等，元朝各衙门内的照磨官，他们都在被审对象长官的领导下，对本部门的财经活动进行审计监督。还有历代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官府长官对其下属机构和属官在经济上的稽查考核，大致也可算为内部审计。
中国古代审计的独立性是不完全、不明显的，始终没有达到近现代西方超然独立的地位。因为，国家审计机构是第二者——帝王行使财经监督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纯粹的第三者。国家审计的这种代理人身份，决定了其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十分有限，它必须服从于最高统治者或上司，其独立性只能相对于被审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外部审计独立性较高，内部审计则缺乏独立性。如一方面御史台(或都察院)对贪官污吏的纠弹是否有效，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史籍中所载御史对官吏贪赃弹奏无效，往往是由于皇帝纵劾奏不行、不问、不穷其事、原之等。另一方面，由于御史台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直接受皇帝指挥，因此，监察御史、科道官等品秩虽低，但可以纠弹包括丞相、王侯之内的高官显贵，可以审核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财政财务收支，较少受被审对象的制约，这又是其在审计上独立性较强的表现。还有比部、考功分别是刑部、吏部之一司，它们必须受刑部、吏部长官的节制。但是它们作为全国财政财务审计和经济政绩审计最高的常务机构，对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审计，也较少受被审对象的制约，其独立性较高，具有终审的权威性。相比之下，内部审计由于被审对象是本部门的长官、同僚或下属，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中，难免比外部审计受到较多的被审对象制约，如碍于情面，或受到牵连，惧于承担责任，或受到压制、报复，因此，其独立性较低，往往只是初审或再审，最后必须经过外部审计的终审。即使像宋代三部勾院、都磨勘司是具有终审性质的机构，但由于隶属于最高理财机构三司，在对三司进行财经审计监督时，往往受到压制，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官卑权轻，难举其职”〔32〕。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政府官员的官职有时与实际工作不符，官员经常接受皇帝的临时性派遣，去完成与他原来职责无关的事。这些使节不定职、不定人，不专属任何部门。在古代审计工作中，经常也会见到皇帝临时指派与审计没有关系的官员，去从事审计工作。最常见的是皇帝派遣一些官员，进行有目的有重点的经济稽查或专案审计等。如东汉永和年间，诏遣侍中、光禄大夫、尚书、太尉长史等官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33〕。据《元史·世祖纪》记载，元世祖在位期间，不时派遣各种官员到地方检核钩考钱谷。
中国古代的审计职能，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监督职能。如上所述，中国历代都有某职官负责对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勾稽全国各级官署财政财务收支的合理性合法性，以此确保国家财政财务收支的正常运转。如汉代以上计为中心的兼职审计，通过稽查考核地方户口、垦田、钱谷入出，加强中央控制地方财政财务。查阅两汉主要史籍，终汉一代，地方没有频繁出现像明清那样特大的经济案件，吏治总的说来还是较廉洁的。唐代在这一方面也较成功：“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34〕“其出纳之数，则每旬中闻;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皆经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监临，旬旬相承，月月相继。明若指掌，端如贯珠;财货多少，无容隐漏”〔35〕。监督职能还通过御史监察制(辅以对官吏的考核)，对官吏盗窃国家资财、贪污受贿、严重亏损浪费等犯法违纪行为进行纠举弹劾，并依罪予以惩处，借此达到整饬吏治，保护封建国家利益，巩固政权。特别是在短时期之内局部地区，由于一些监察人员奉法直绳、敢于纠弹，对不法官吏有一定的震摄儆戒作用，使其不敢以身试法，贪赃之风有所收敛。二是评价促进职能。这一职能主要是通过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对比任职期间经济政绩的优劣，审核稽查其廉洁奉公的程度，再结合其它方面的考察，对官吏注加考词，做出评价，以定等级，作为升降任免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级官吏勤于吏治，廉以自守，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期得到晋升。如宋神宗时期，讲究理财之道，考财赋赢亏，以行赏罚，国用大增〔36〕。相反，“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37〕。清代，在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评价促进作用也是较明显的：“(康熙)六年，从御史田六善请，卓异官以清廉为本，司、道等官必注明不派节礼、索当然，在封建社会，审计要真正充分发挥这些职能是不可能的，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面情况复杂，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审计受政治的干预很大。
审计对肃清吏治能起很大的作用，但不是灵丹妙药。相反，吏治的良窳则决定着审计效果的好坏。如宋代财政财务审计水平超过唐代，但审计成效远不如唐代。中国古代从五代、宋开始，吏治渐趋腐败，政以贿成，正如司马光所说：“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说追呼，租税繇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41〕这种风气照样也侵蚀到审计工作中，“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贿赂各有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己。”〔42〕郎官和寺监点检场务之际，“随行人吏，鲜不受赇，或情嘱于未点检之前，或酬酢于已点检之后，官事无缘禁察。”〔43〕显而易见，对帐籍的勾覆点检非但不能成为防贪的有力措施，反而成为奸贪者以权谋利的工具。清代有关地方官员离任时钱粮交接制度是较严密的，各级地方官钱粮交代，必须清查各种帐籍、凭证和仓库实物，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册结，同监盘官印结，上司加结送司，新旧任官交点明白，旧任官才能离任。清政府如能行之有效地按新旧官员交接的规定去做，对防范官吏贪污盗窃是大有作用的。但是，在无官不贪腐败之风的影响下，制度本身再好，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我们考察这些规定的实施效果，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如康熙晚年，各级地方政府经管的钱粮亏空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好新旧官员交接。前任官吏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贪，又移交下任，这样任任亏空，越亏越多，上下欺蒙，互为掩饰，积重难返。
在中国的封建政治斗争中，统治阶级内部最重要的是权力之争，审计受政治的支配，必须服从这一斗争的需要。如明朝中后期党争激烈，各朋党争夺主持典察大权，利用考核官吏来排除异己。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已大计由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44〕。可想而知，在争权夺利中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已名存实亡了。在政治斗争中，甚至审计本身也成为诬陷政敌的手段。如唐贞元年间，“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雀元翰陷充”〔45〕。此外，审计作用的发挥往往与当时政治形势关系密切。如唐武则天为了镇压异己，任用酷吏为御史，单《旧唐书》武则天时期有传的酷吏十一人，在御史台任过职的就有八人。这些御史希旨诬告，构成大狱，滥杀无辜，不言而喻，这时御史在财经上的审计职能是很难得到正常的发挥。
封建国家的一些政策、制度对审计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宋代科敛无艺之弊影响了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朝廷立额只求增盈，不管减损，常常不切实际，徒具虚名。明代考满被久任法所代替后，“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此考绩之积弊也”〔46〕。在这种情况下，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也只能是虚应故事。
审计在封建政体的制约下，其本身体制的优劣对审计职能的发挥给予直接的影响。宋朝惩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将地方行政、财政、军事等大权收归中央。庞大繁杂的财政财务收支和审计权过分集中中央，使审计机构的工作量大得难以承受，其结果是“三司簿领堆积，吏缘为奸”〔47〕。在帐籍勾考难尽弊端丛生的情况下，宋朝统治者频繁改革审计体制，企图从中找到一个适当的办法，但都是捉襟见肘，未能奏效，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层层关防，塞漏补缺。这种被动的措施导致了审计方式的繁琐化，使原来已经繁重的审计工作量更加繁重，其结果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正如至道二年宋太宗曾对盐铁使陈恕说：“今三司但欲增置关防，以塞奸婞，不知纲目既众，簿书愈多，奸倖弥作”〔48〕。清代地方行政与监察相结合的审计系统具有较大的弊端，概而言之，即管理财政者不能同时监督财政。地方各级衙门由于钱粮逐级自行奏销，设有逐级相应设立审计监督机构稽察，致使申报户部销算时无从审核，科道官也无从参劾，只能风闻言事。地方督抚同藩臬州县等官上下勾结，朋比为奸，扶同徇隐，侵吞公帑。这种关系正如章学诚所揭露的：“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而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49〕。正由于这样，清代地方贪污案频频发生，往往牵涉面广，赃款数额巨大，屡惩不绝。由此可见，清代地方审计作用之微弱。
二、中国古代审计方法和方式
中国古代审计的基本方法，大致可分为查帐法、查询法和比较分析法三种。
查帐法就是复查和核对有关帐目记录是否正确无误，古代称之为效(校)、勾、勾覆、勾会、勾帐、勾考、磨勘、磨算、磨对、刷磨、稽考、察核、核对等，这是最常用最主要的审计方法。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最原始的查帐法——听计是与古代罗马Audire不约而同的。如田婴相乔辅王上计中的“王自听计，计不胜听”〔50〕;《周礼》中亦载有“听出入以要会”，“听其会计”。从残存的秦简、汉简和唐敦煌文书以及《庆元条法事类》所载近二十个帐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查帐法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查帐中能以各种帐籍相核对，或以会计凭证与帐簿相核对，或以钱粮实物与帐目相核对，总之，查对的目的是弄清帐帐、帐证、帐实是否相符。如秦简《仓律》与《舍布律》中的“与计偕”〔51〕，是指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或者是剩余的褐衣，随同每年的帐籍同时缴送，以便于对照审核。唐敦煌文书中有“会案同”、“会历同”、“会案历同”、“计同”、“准前同”、“同”等多种勾覆用语〔52〕。文书中的勾覆用语“会”有对照其他帐籍或记录进行核算的意思，因此有使用“会”这个动词时，后面一般接有宾语“案”或“历”。“案”即文案也;“历”更是明确指帐簿。“会案同”即指帐簿记录与会计凭证之类的文案相核对，得出帐证相符的结论。“会历同”则指各种不同帐簿相核对，得出帐帐相符的结论。“会案历同”那就是指帐证、帐帐均相符。文书中的勾覆用语“计”则有计较之意，“计同”可能是指帐簿同财产物资实际结存进行核对计算，得出帐实相符的结论。文书中的勾覆用语“准”则为比照、依据之意，“准前同”当是指时间上前后不同的帐目数量上是一致的。文书中有使用“准前同”勾覆用语的，似乎特别注意记录时间。至于“同”则是通指，可以用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型的勾覆，因此在会计牒中出现最多。据目前所发现的会计帐籍实物，自五代后唐开始，中国古代会计比较明确采用四柱法记帐。到了宋代，四柱法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精细的水平，这使审计对财物收支的旧管、新收、开除、见在能进行动态和静态的稽查监督。
查询法主要通过调查或询问的方式，以取得必要的证据，从而对审计对象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恰如其分的处理。如“唐天宝十三载敦煌郡会计牒”载窦侍御对所由坊正何宁进行勾覆，发现其所管财物有缺欠，查出原因是节度使以郡钱物充马值，又未全部偿还而造成的，因此准予复欠〔53〕。御史在稽察某些经济案件时，更是常常要通过察访、按问等，以查明事实真相。如宋天圣七年三月，“泰州盐课亏缗钱数十万，事连十一州，诏殿中丞张奎往按之。还，奏三司发钞稽缓，非诸州罪。”〔54〕明代御史《出巡事宜》更明文规定：“凡考察官吏廉贪贤否，必于民间广询密访，务循公议以协众情。”〔55〕
比较分析法主要是应用在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审计上，通过比较分析各个官吏任职期间各地区户口、垦田数以及赋税收入的增减盈亏，并结合其他方面情况，来定出其政绩的等第，作为奖惩的依据。特别是自唐宋开始一直到明清，历代政府或以十分为率比较增亏，或比递年(谓前一年)之增亏，或采取定额的办法，如超出或减少规定的某级额数，就给予相应的赏罚。这三种办法都能对官吏经济政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考核评估。从前引《通典》户口、农田增减十分论可以看出，十分为率是以原数的增减百分比来计算的，这种方法较为简便合理，为历代普遍采用。定额比较在实行中难以掌握的是确立各档次增亏指标，宋、金对确定额数采取比较合理的办法。一是定额年限太长，不适宜经济情况的变化;年限太短，缺乏稳定性，失去定额的意义，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并增加定额的工作量。场务课利变化较大，往往三、五年确定一次额数;垦田数、粮食产量短期变化不大，则八年十年确定一次额数。还有额数以数年酌中之数(金代称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也较客观，这样既避免立额偏高，“高者其额难及，不足则有罪”〔56〕;又避免立额偏低，低者其额易足，“一岁之内，率当五六迁，人皆指目谓之侥幸”〔57〕。
在三种方法中，查帐法是最基本的，无论是财政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或经济政绩审计，首先是要确定被审对象经济活动的真实性，这就必须核定帐籍、凭证、实物等;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再进行查询，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或弄清责任原因;最后对查核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或定性量刑，做出赏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审计经常是三种方法兼用，有的是一次审计事务中的三个阶段。如秦汉时上计以查帐法为主，即审核稽察计簿，但也兼以查询法、比较分析法，即皇帝或丞相、御史大夫有时亲自询问计吏有关地方的情况，最后对各地上报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课其殿最，奏行赏罚。
除了上述三种基本的审计方法外，古代按审计深度广度的不同还可分为详查法、抽查法。详查法是对于全部或某类经济活动一无遗漏地加以审查，古代一般用于查核重要的财经活动和进行专案审计。如明代编制审核赋役黄册，事关国计大事，为保证其真实无误，岁命科道官厘样讹误，逐一核对明白。专案审计采用详查法，能最大限度地查明事实真相。如隋大业初，炀帝命何稠营造舆服羽仪，“所役二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钜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覆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58〕但是详查法工作量大，费时费力，如稽查何稠“数年方竟”，上引宋代稽查许仲宣乾没官钱一案，亦“凡数年而毕”。因此，古代对于一些体积大、数量多、价值低的东西，经常采取抽查法，抽取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核查。如南宋乾道九年，诸路提举司点检常平义仓见在数目，一万硕以下尽行盘量，一万硕以上抽摘盘量〔59〕。明代对抽查法要求十分严格，如弘治八年，差给事中、御史查盘大同、宣府、陕西、辽东各边收草，“于内量折一垛见数，就以虚报之数，问拟侵欺罪名，其余草垛据此折算”〔60〕。
中国古代审计如果按其采取的方式可分为事后审计、同时审计、事前审计和定期审计、不定期审计以及送达审计、就地审计等类型。中国古代绝大部分的审计均为事后审计，财政财务审计一般在月终、季终、年终对这一时期内的帐籍进行勾覆，对官吏的经济政绩审计在年终或任满时进行，御史的财经法纪审计也是在发现官吏有违法行为嫌疑后再进行审核稽察。同时审计最常见的是监督仓库出纳，以杜绝重入轻出、克扣、以次充好、盗窃等弊端。宋代诸州常平仓斛斗每遇出粜，通判在仓提举，多方约束，以绝奸婞。明代科道官更是经常会同仓官库吏，监其收放。还有光禄寺钱物收支、地方巡盐等，往往也由御史现场监督，纠禁其奸弊。古代，也有少部分审计可算为事前审计，如达到一定规模的建筑须经有关部门审核勘估后才能动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徭律》就规定“程功”不当要受罚。清代规定更为具体，在京凡兴建工程，其工价银五十两以上，物料价银二百两以上者，由各衙门报工部勘估兴修;各省修建工程，其工价银二百两以上，物料价银五百两以上者，要预行确估题报，工竣，再为题销〔61〕。还有宋朝设置的都凭由司、三司马步军专勾司，所掌职权之一就是有关部门支领钱物，事前要由它们复视审核无误后，方可签发支领，这也具有事前审计的性质。
中国古代审计一般采取定期审计的方式。《周礼》所载宰夫就是在岁终、月终、旬终对会计簿书进行总核考计。唐代比部勾覆，有季、年之分，“京师仓库，三月一比，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司会于尚书省，以后季句前季;诸州，则岁终总句焉”〔62〕。宋朝的比部则“月计、季考、岁会”〔63〕。明清科道官对财政财务审计主要也是定期进行的，有一旬一次，如月逢九科道官进库验收;有一月一次，如支领户部钱粮，每月造册送户科察核;有一季一次，如每季监收甲字等十库该收钱钞等物;有半年一次，如工部各项料，科道官上下半年，会估时价一次;有一年一次，如直省钱粮，每岁终造册送户科奏销。还有国家对官吏经济政绩审计也是定期进行的，战国、秦汉时的上计，一般是一年一次，唐宋元明清对官吏的考核分一年一次、三年一次、六年一次等。不定期审计最常见的是御史兼职进行的财经法纪审计，即一发现有什么违法乱纪现象，就进行审核稽察，随时纠举弹奏。古代，建筑工程审计一般也是不定期的，即工程竣工，随即察销。此外，皇帝也经常派遣官员对某衙门的钱粮进行临时性突击检查。
中国古代的送达审计一般指勾覆奏销京师各部门和地方衙门逐级自下而上送达的钱粮百物出纳的帐籍、四柱清册等，还有报送吏部复查的各级官吏的考词。如秦汉时期的上计、唐宋时期的财政财务勾覆以及明清时期的钱粮奏销就属于送达审计。就地审计有两种：一是就地内部审计，主要指上述送达审计之前，各级地方衙门自行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稽察审核和对下属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二是就地外部审计，西汉的刺史、唐朝的道巡按、宋朝的诸路监司等在所辖各地区进行巡回监察，其中也纠弹经济上违法乱纪的官吏;明清的道监察御史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巡漕巡盐等，都是从外部对审计对象进行实地审核稽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审计方式虽然受到交通、通讯技术的限制，但还是较完备的，并与封建经济水平是相适应的。国家侧重于在经济活动终了后，对各级衙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以及经济政绩等进行审计监督，对于发现、克服存在的问题，肯定、发扬成绩是起很大作用的。以事后审计为主，国家对较大建筑工程等实行事前审计，加强对重大财政支出的控制，防弊于未然，以制止虚糜国帑。古代仓库是财经要害部门，承担着贮藏周转金谷的重任，其管理中最容易出漏洞的是财物出纳之际，现场同时审计监督使奸贪者更难以行私舞弊。中国古代对于日常财政财务以及官吏经济政绩采取定期送达或就地内部审计的办法，这是审计机关对法定的审计对象，无一例外地实行有节奏的有周期的经常性的审计监督。但是这两种审计都有较大的局限性，送达审计易于作伪，上报的审计材料表面上虽无不法的痕迹，而事实上则可能百弊丛生无由发觉;就地内部审计易于包庇，各衙门长官惧于承担责任或碍于情面，往往隐瞒真相。鉴此，国家辅以定期或不定期就地外部审计，对一些重点部门和地区，以及经济案件等，随时随地加以检查，其目的是在于能够更有效地揭露问题，防止弄虚作假。
三、中国古代审计史分期
纵观中国古代审计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其发展的轨迹与政治、经济史大体是一致的。从中国历史的坐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审计机构的置废分合受到历朝政权体制的制约，随着秦汉三公九卿制、隋唐三省六部制、明清内阁六部制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盛衰影响审计发展的水平，如汉、唐、宋封建经济繁荣，审计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凋蔽，审计亦停滞不前。在中国古代国家审计的发展中，政治的作用有时大于经济的作用，从明中叶至清初，封建经济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审计在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吏治日益腐朽的制约下，却朝着与经济相反的方向发展，伴随着封建社会一同走向衰败。如果把中国古代审计置于世界历史的坐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支配下，各种类型机构所拥有的审计权是自上而下地由帝王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地由民主赋予，审计者直接或间接向最高统治者负责。审计作为治吏的工具，被审计者是各级官吏，而不涉及一般民众。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民间审计。总之，只能始终停留在封建国家审计的模式，而未产生近现代在民主政治上的国家审计和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民间审计。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民主思想和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审计才开始了划时代的变革。
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夏商西周时期，在这一时期，审计有了萌芽。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随着国家的建立，有了初步的财政财务收支，因此也有了对财政财务收支监督的必要，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最早有关夏禹“会稽”的传说可能就是历史情况的某种反映，后世上计当滥觞于此。商、西周统治机构中出现了如师、公、司土、监等兼管监察的职官，对官吏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进行监察，因此对财经的监督只是其监察职能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其监察职能中可能包含着某些最初的审计职能，但这种财经上的审计监督还是十分模糊不清的。《周礼》论述了一整套相当完整、严密、系统的财经监督体系，把财政主管、财物出纳保管、簿书登记、审计监督等分开来，各自设置独立的机构，分工明确，职掌范围有限，不让一个部门包办到底，越权办事，体现了财经管理权限严密，互相制约的原则，被后世历代王朝奉为圭臬。中国古代从一有刑法开始，就有关于惩治贪赃的记载，三代称官吏赃罪为“墨”、“淫风”、“惟货”，“惟赇”，犯者都要受到处罚。
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审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有关上计制度比较明确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晏子治东阿两次上计之事〔64〕。战国时已经制度化，严格按照规定的期限上计，岁终、三岁之计于史籍屡见不鲜。秦汉随着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上计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系统化。上计主要是通过对官吏的定期稽察考核，来兼职进行经济政绩的审计，同时也包含有财政财务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集三者于一体。这说明有审计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三大内容含混不清。春秋战国，上计中的审计方法处于“听计”的初级阶段。到了秦汉，审计的三种基本方法──查帐法、查询法、比较分析法已初步具备。从战国开始，御史有了监察职能。秦汉较系统地建立了御史监察制，御史在监察中主要兼职进行财经法纪的审计。这一时期的立法开始为审计提供了较为统一固定明确的依据。战国时李悝《法经》中的“金禁”，就是关于官吏受贿的禁律。秦汉时的法律比春秋战国完备多了，特别是有关财经监督的立法日趋周密。据目前所知，云梦睡虎地秦律中的《效律》是核验国家钱物、帐目的法律，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有关审计的较完备立法。汉代的《上计律》把上计作为专门制度，定为法律条款，目前详细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其中有关于审计的立法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审计制度的演变期。在经历了中国古代最长的一次战乱后，上计制度逐渐衰亡。随着秦汉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变，我国古代审计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出现了负责官吏选拔考课的吏部，兼职进行经济政绩的审计。其次，出现了比部。魏晋比部职掌不很明确，南朝宋时掌法制，属于吏部，北齐时掌诏书、律令、勾检等事，属于都官(即后来刑部)。比部的出现开隋唐外部专职审计之先河，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审计史上的重大发展。这一时期御史监察制也有一定的发展，御史台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的专职监察机构，兼职弹劾官吏贪赃和财政财务收支不如制。这一时期的立法主要是改变了秦汉时期法律的繁多庞杂，逐渐趋于明审简要。分类也更有条理化，其中对经济上一些犯法行为的归类，说明了当时对经济上各种不同犯罪的本质联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晋书·刑法志》云：“《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晋律把律令分开，北朝创制了格与式的新形式。这些都为隋唐制定完备成熟的封建法典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是隋唐五代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审计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外部专职的审计机构，刑部所属的比部独立于财经部门之外，使财政财务终审置于司法系统之下。北宋出现了内部专职审计机构，主要是三司属下的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南宋建炎元年出现了第一个以“审计”命名的审计机构──审计司。唐宋财政财务审计机构的设置趋于专门化、系统化，审计的对象和内容远比秦汉广泛深入。隋唐宋时期御史在财经上的审计监督职能大大加强，唐宋御史弹刻官吏犯赃者和财政财务收支不如制，查核经济案件，监临中央六部、仓库，巡按州县，察地方户口、籍帐、赋役、农桑、仓库，参与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御史监察与专职审计机构密切配合，互相补充，加强对财经的监督。唐宋对官吏经济政绩审计比起秦汉时的上计，已更侧重于对官吏的督责劝勉，少有财政财务和财经法纪审计的成份。从《庆元条法事类》卷五“考课式”可以看出，经济政绩考核的内容已相当条理化、规范化。这一时期，在审计的三种基本方法中，查帐法已充分注意到帐帐、帐证、帐实的相符;比较分析法开始应用十分为率、定额或比递年增亏的办法来对官吏经济政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考核评估。这一时期总结了秦汉以来历朝立法的得失，制订了简明扼要、系统周密的封建法律，其中有一系列财经立法条文作为审计的标准。唐宋时期与审计关系密切的专门立法特别突出，如“勾帐式”、“磨勘法”、“勘同法”、“三司帐法”等。总之，中国古代审计的三大内容至隋唐宋已划分明确，即比部、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审计院等侧重于财政财务的审计，御史监察侧重于财经法纪审计，吏部侧重于经济政绩的审计，而且审计的三种基本方法和有关审计的立法也趋于完善详尽，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审计已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国家审计与当时的西欧、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相比，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第五阶段是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日的大趋势下，古代审计也逐渐走向衰落。元代取消了比部，以御史刷卷来代替财政财务的终审。从明代开始，中国不仅社会经济退居落后，而且国家政权形式也逐渐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化，皇帝为了更全面简捷地监督臣下，干脆取消专职审计机构，让科道官兼职负责财政财务审计，会同吏部考核官吏，纠参官吏贪赃，把审计权绝大部分并入科道监察系统。这使国家审计体制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逐渐走向反面。相形之下，同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新层次上探讨、建立和发展近代审计体制。这一时期的审计机制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制约下，其负面越来越严重。明中叶以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监察制度越来越不被重视。科道官严重缺员，不作补充。如万历年间，监察御史原要一百一十人，只剩下五人，六科给事中原要五十余人，只剩下四人，监察机构名存实亡。对于例行的财政财务审计，变成只是虚应故事，每逢户科注销，“簿大半遗漏不全，所销号件不具文牒，但凭吏役口报为故事。且吏役皆雇觅代身，问其缘由，茫然不知也”〔65〕。明代官场腐败，连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亦贪纵无忌，徇私玩法，《万历野获编》卷一九《台省之玷》和补遗卷三《御史墨败》所列案例数十起，即可概见。地方官入京朝觐，均要贿赂京官。王振时，“以百金为率”;刘瑾时则“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66〕。大小官员互相攀援，盘根错节，以同乡、同年、门生、座主、举主、亲戚、故旧等名义组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局面使那些持身严谨、勇于任事的御史也难以依法办事，不理请托：“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67〕如前所述，清代行政与监察相结合的财经审计监督系统，弊端丛生，全国形成了一个贪污行贿网。人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济案件层出不穷，甚至特大的经济案件也屡惩不绝，地方财政亏空严重。清代有的御史为保住禄位，对权贵贪污受贿视而不见，有的无专门的审计知识，哪怕在眼皮底下的经济案件，也毫无觉察。总之，科道钱粮注销成为一纸空文，惩贪之法徒有其名。这一时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有关财经监督的立法基本上是唐律的翻版，没有多大发展。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明代沿袭发展了宋朝开始的“引例破法”，在律之外又附了例;清朝更是“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68〕，并广泛地应用“比照法”。用例和比照使封建法律具有更大的随意性，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因缘为奸，有根有据，冠冕堂皇，这显然破坏了审计的法律依据。当然，明清审计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大部分已散见于上述各个部分，兹略。
注释：
〔1〕参见《周礼·天官冢宰》宰夫条。
〔2〕〔50〕《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本注。
〔4〕〔5〕《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
〔6〕《唐会要》卷五九。
〔7〕《唐会要》卷六八。
〔8〕〔9〕《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
〔10〕《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二六。
〔11〕〔13〕〔63〕《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
〔14〕《元典章》卷二二。
〔15〕参见《万历会典》卷二一三;《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千十五、卷一千十六。
〔16〕《汉官仪》卷上。
〔17〕《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
〔18〕《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19〕《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
〔21〕《万历会典》卷二一一。
〔22〕参见《史记》卷二，《夏本纪》;《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23〕《淮南子·人间训》。
〔24〕《新序》卷二，《杂事第二》。
〔25〕〔51〕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仓律》、《布律》。
〔26〕《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
〔27〕参见《通典》卷一五。
〔28〕《宋史》卷一六○，《选举六》。
〔29〕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五，《考课》。
〔30〕《元史》卷八二，《选举二》。
〔31〕《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七。
〔33〕《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34〕《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35〕《旧唐书》卷一三五，《裴延龄传》。
〔36〕参见《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
〔37〕《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
〔38〕《清史稿》卷一一○，《选举六》。
〔39〕参见《册府元龟》卷五二二。
〔40〕《宋史》卷二七○，《许仲宣传》。
〔41〕《司马光奏议》卷八，《论财利疏》。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三。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
〔44〕《明史》卷二二五，《郑继之传》。
〔45〕《旧唐书》卷一四九，《奚陟传》。
〔46〕《明通鉴》卷六八。
〔47〕《宋史》卷二六七，《陈恕附魏羽传》。
〔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49〕《章氏遗书》卷二九，《上执政论时务书》。
〔52〕〔5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日文版，页五○七、页五一一、页四八○。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55〕《万历会典》卷二一○。
〔56〕《絜斋集》卷一四，《秘阁修撰黄公行状》。
〔5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九。
〔58〕《隋书》卷六八，《何稠传》。
〔59〕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三之三三。
〔60〕《万历会典》卷二三。
〔61〕参见《大清律例》卷三八，《工律》。
〔62〕《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
〔64〕《说苑·政理篇》。
〔65〕《春明梦余录》卷二五。
〔66〕《廿二史劄记》卷三五。
〔67〕《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68〕《大清律例汇集便览》卷四○，《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