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史【合集3篇】
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留下了许多抗战故事。下面是百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湖南抗日战争史,供大家分享。
湖南抗日战争史:永州人民的早期抗日活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惨境。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斗争传统的湖南永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初期,作为战略大后方,永州人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日寇直逼湖南,作为大西南战略要冲,永州人民承担了筹措物资、救护伤兵、安置难民、动员参军等艰巨任务。永州沦陷后,永州人民举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神圣的家园和祖国的尊严。抗战八年,成千上万的永州儿女驰骋沙场,英勇杀敌,血洒疆场。永州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祖国的尊严,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永州人民就开始了抗日活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永州各地的抗日活动不断高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大批外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迁往永州各地,进一步激发了永州人民的抗日热情。在早期抗日活动中,永州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起了重要作用。 祁阳旅省、旅衡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元月,就读衡阳各中学的祁阳籍学生寒假归来,发起组织祁阳县旅衡学生寒假抗日宣传队,参加宣传队的有30余人。宣传队在县城王府坪、文明铺、白水等地演出了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文艺节目。这是永州境内最早的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暑假,在长沙、衡阳各大专、中学的祁阳籍学生李玺、周维新、桂多荪等10余人,串连组织祁阳县旅省同学暑假服务团,并吸收上海迁来祁阳的童子军部红十字会、65后方医院职工10余人,先后在城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智斗日寇》等文艺节目。同年寒假,他们又组织几十名学生分三路开展宣传活动,并筹措抗日捐款折合银洋2000余元。
1、抗日敌后援会的成立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事变传到永州,激起了永州人民的强烈愤怒。同年8月,零陵县成立抗日敌后援会,宣传抗日主张,捐资支援抗日军队,电慰前线将士。此后,其他各县也先后成立抗日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广泛宣传抗日。 韦汉与湘桂瑶族抗日请缨筹备处1938年3月,转回本县瑶山贝江熊巴冲教书的共产党员韦汉,帮助瑶民首领冯绍异成立“湘桂瑶族请缨抗日筹备处”,发布《告湘南瑶族同胞加入抗战军队书》和《驻江湘南瑶民请缨抗日组军筹备办事处布告》,号召瑶族同胞起来参加抗日队伍,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前来应征者达1921人。后来,组军事宜被国民党当局破坏而流产,冯绍异也因诬陷入狱。为营救冯绍异,韦汉四处奔走。1939年3月20日,国民党江华当局竟以“匪首”罪,将韦汉逮捕,枪杀于鱼凉山,时年47岁。1938年秋,共产党员陈为人烈士的爱人韩慧英在江华以教书为掩护,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听众和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2、外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迁入与零陵、祁阳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1938年10月,中共衡阳县委组织委员刘超和中共衡阳城区区委负责人葛亦远先后到零陵、祁阳发展党员。武汉沧陷后,危及长沙。武汉、长沙等地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抗日救亡团体陆续迁来永州一带,共产党员胡大年、何莲芬、杨培湘等也随机关迁来零陵。同年12月,经中共衡阳中心县委筹备组批准,建立中共零陵城区小组,胡大年任组长。1939年初,零陵、祁阳都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党员发展到70多人,经中共衡阳中心县委批准,建立祁零(零祁)工作委员会,刘超任书记。工委负责领导零陵、祁阳一带党组织。1939年3月,一批外地共产党员相继转来永州城。经中共祁零工委批准,成立中共零陵城区支部,张戈任书记。同年底,斗争形势恶化,部分共产党员随机关向内地转移,祁零工委的主要负责人相继撤回衡阳,工委随之消失。1940年春,中共零陵城区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经中共衡阳中心县委批准,成立中共零陵中心支部,胡大年任书记。中心支部联络驻永州城区各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同年9月,胡大年根据组织指示去四川秀山工作,中心支部奉命改为中共零陵特别支部,由张戈任书记。长沙沧陷前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时常空袭零陵城区,部分共产党员随单位撤至桂林、重庆等地。1941年1月,因形势恶化,中共零陵特别支部被迫解散。
3、山川塘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西南游干班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开始设在南岳,叫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兼主任,陈诚、白崇禧为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李默庵、叶剑英为副教育长,陈天庆为总队长。到1939年8月,游干班只办了两期,因敌机不断轰炸,游干班由南岳迁至零陵城郊“六八”医院。又因连遭敌机轰炸,再迁祁阳山川塘(今祁阳下马渡镇樟树村),继续开办第三期学生队和第四期学员队,并更名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李默庵任教育长。这两期人数多,来源有从第三、四、九战区所属军、师选送来的现役军官,有从湘、粤、桂、赣、浙、闽、黔、滇八省党部与省府保送的党政官员,有从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招来的高中毕业学生。部队和党政机关调来的编为学员队,学习3个月;招收的高中毕业生编为学生队,学期6个月。1940年初夏,游干班第三期学生队和第四期学员队在祁阳毕业。因李默庵调兼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为便于领导,将游干班迁至江西修水漫江镇,继续开办第五期。1941年,第六期又迁回祁阳。1942年,游干班迁至浙江丽水县碧湖镇,办了第七期,游干班宣告结束。
4、刘国安与中共冷水滩临时支部的建立
1941年11月,共产党员刘国安奉命来到冷水滩一带,以芦溪小学为据点,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秘密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4年6月,刘国安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周里)的指示,再次到冷水滩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不久,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冷水滩临时支部,刘国安任书记。这是当时永州境内唯一的共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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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氛。其中,1939年9月至1945年6月,在湖南省境内发生了六次大的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的会战。这六次会战主要是长沙会战三次与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各次会战情况分别是: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0日,主要战役区域是湖南省长沙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战兵力24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参战兵力10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4万余人,日方伤亡3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9月6日至10月11日,主要战役区域还是湖南省长沙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战兵力30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参战兵力16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6万余人,日方伤亡3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12月19日至1941年1月16日,主要战役区域仍然是湖南省长沙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战兵力30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参战兵力12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2.8万余人,日方伤亡5.6万余人.。
常德会战,发生于1943年11月2日至12月15日,主要战役区域是湖南省常德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常德城守备、第74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参战兵力21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参战兵力10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6万余人,日方伤亡4万余人.。
长衡会战,发生于1944年5月2日至8月8日,主要战役区域是湖南省长沙、衡阳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衡阳城守备、第10军军方先觉,参战兵力40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参战兵力51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9万余人,日方伤亡6.6万余人.。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发生于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主要战役区域是湖南省益阳、湘潭、邵阳、零陵、东安、新宁、武冈、洪江、芷江、辰溪、溆浦、沅陵、安化等地区。中国军队指挥官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长官王耀武,参战兵力40万余人。日本军队指挥官为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参战兵力28万余人。战役结果中方伤亡1.8万余人,日方伤亡2.9万余人.。
湘西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湖南抗日战争史: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
抗日救亡,湖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开始了。打开《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人们可以看到如此记载:“9月19日,省城各界获悉日军攻占沈阳,群情激奋,22日对日援侨会召集各界代表开紧急会议”。此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文告,“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最感人的是“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以下简称“铁血团”)成立,并于1932年组建团队赴沪参战的故事。
1“一致奋起,共赴国难”
据湖南参事室原参事李致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后10月5日,长沙爱国青年彭楚珩、胡安悌等发起成立铁血团。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洒我沸腾之热血,荡彼东瀛》。
这篇启事说:“慨自辛亥革命以来,内战频仍,外患日亟,丧权辱国之举,重见迭出……然其伤心惨目,未有如此次日军战我沈阳各地者……吾人痛国势之阽危,见人心之未死,敢发起救国之团体,志在报仇雪耻,誓竭全力以赴,依军法组织,具铁血手段,采取严格训练,作拼命事业……洒我沸腾之热血,荡彼东瀛。”此外并附刊组织规程与入团细则等。
这个启事如火星,点燃了爱国情绪的“干柴”。启事刊登不到三天,长沙应征参加铁血团的青年达200余人。李致中当时是安化萸江师范学生,看到启事后徒步从安化来到长沙,加入铁血团。
1931年10月5日午后,铁血团成立大会在第一师范举行,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悬挂着“铁血杀尽倭奴”,“誓以铁血雪尽国耻”等横幅、标语。参加大会的团员和各界代表共2000余人。
大会通电全国:“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满蒙,已非一日;此次借口中村失踪,竟派大军强占我辽省,屠杀我军民,擅捕我官吏,凌辱我妇女……近更进窥平津,占据海口,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同仁等目击心伤,不甘坐视黄炎华胄之沦亡,锦绣河山颠覆,感雪国耻之决心,特发起组织,以我辈之热血,誓与倭寇作殊死战。愿我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赴国难……”
2 “我有铁血,可救中国”
铁血团还有自己的团歌,歌词是:
“我有铁,我有血,我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忍不住,心头痛,抵不住,心头热,起兮起兮,大家团结,努力杀贼。”
当时有个叫杨达真的知识分子,看到成立大会热烈场面,心情激动,当场作歌一首,表达爱国之情。歌词是:“自古三湘多英烈,每逢危世伸奇节,前有灵均后船山,爱国肝胆照颜色……吁嗟乎,倭奴恃暴摧辽东,男儿忍令金瓯缺?值此强权蔑理时,歼仇要凭铁和血!破釜沉舟期一战,救一死地气不折。一洗东方病夫差,更扑富士火焰灭。若道中华国可侮,除是三湘人尽绝……”
23日,铁血团将全团编为8个队,每日军训两小时,政治训练一个小时,出版《铁血青年》三日刊。
团里经费无固定来源,“开始的活动经费,仅赖团员捐款的六百多元银洋勉为应付”,开展活动困难。但是,团员们没有退缩,通过向各界的宣传呼吁募集经费。唐生智以慈幼院院长的名义垫借了银洋800元,柳菊生捐款银洋600元……戏剧业救国会及本省京、汉艺人义演多次,捐献票价收入千余元。铁血团的日常开支,就靠社会各界的支持而得到基本保证。
3 “旌旗白雪齐飞,志士山河共壮”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铁血团准备开赴前线。
此时,铁血团就成了青年释放抗日救国热情的平台,他们纷纷入团。周南女校学生黄鄜、陈上晓、潘美贞等,冲破家庭阻挠,报名入团受训。长沙县立高小13岁的学生彭季纯留信离校,信中说:“愿死在日人刀下,已加入铁血团了。”水风井的喻鼎轩鞋店,20来岁的女主人廖氏“素具爱国热忱”,听到铁血团即将开赴前线的消息后,便告诉丈夫,自己决心随团杀敌。可是丈夫不同意,反而到市公安局北一分所“告状”。该所劝这个丈夫:廖氏有此雄心壮志,堪称巾帼英雄,不要加以阻拦。廖氏终于如愿。廖氏事迹随着“廖女士别夫从征”的新闻传遍全国。
1932年3月13日上午,铁血团援沪第一大队及各人民团体齐集教育会坪,举行誓师大会。原民国时期《湖南日报》(旧)于14日头版刊登大字标题:“旌旗白雪齐飞,志士山河共壮——铁血团大雪开往上海抗日前线矣”报道。
4 苏州城外,修城筑堡
铁血团就这样踏上了开赴上海前线的征程。他们赤脚草鞋,在平常装猪的铁桶子车里席地而坐,外面大雪纷飞,身上衣衫难抵严寒,可人们更多的是自豪和热情,因为终于有了杀敌的机会。
次日,车抵武昌,铁血团下车登轮,场面引起了群众围观。当得知这是独立行动的湖南铁血团时,群众不禁齐声欢呼,赞佩不已,同时还问接待人员,可不可以慰问一下,表达对这些热血青年的尊敬?
就这样,铁血团到苏州。他们要在十九路军的统一安排下行动。4月1日,他们移驻闾门外上泽桥湖南公所——湖南同乡会寄存厝尸的地方。团员们在前三进院中开地铺,伴柩而寝,与“鬼”为邻。这里距前线数十公里,敌机不时低飞而过,炸弹声,枪炮声,震耳欲聋。
十九路军安排他们修筑工事。因为苏州离上海很近,一旦上海没有抵挡住日军,苏州保卫战就得进行。这个城防体系是利用苏州城墙全部构成坚固堡垒,达到人员及重武器均可以通过城墙内交通壕运转进出阵地目的。施工难度很大,限期完成紧促,任务十分艰巨。
由于长期不分昼夜在阴湿的地洞里工作,又缺少防护用品和雨具,男女团员患风湿、斑疹等疾病者不少,但他们依然坚守着。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6月16日,铁血救国团援沪大队由苏州返抵长沙。
5 长城抗战、七七抗战
打开历史的记忆库,湖南的救亡活动一幕幕是那么精彩。
1931年的长城抗战,除了湖南将领指挥军队浴血奋战外,还活跃着专从湖南奔赴前线的后勤人员。湘雅医院组织的东北救护队赴前方救治伤员。省公路局员工组成“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据记载:公路局拨汽车34辆,分三批出发。3月12日,第一批汽车10辆,由欧阳资生、刘奇善率领出发。4月1日,湖南第二批“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汽车10辆由刘启道、韩月谭率领出发,担任从北平运军械、军火至古北口、喜峰口,又从前线运伤员回北平,其中六辆汽车被日军摧毁。5月17日,第三批汽车14辆出发,车抵北平后,因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而返回。
七七事变,是一个同仇敌忾的时段,更是一个人心沸腾的时段。在湖南大地,人民抗敌后援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省国术馆民众训练班妇女组40余人请缨抗日;南岳的新老圣帝殿、南台寺、祝圣寺所有的僧侣商量,聘请国术专家教练武术,待练习纯熟,即请缨杀敌。
6 八一三抗战,谢冰莹上前线
1937年9月14日,长沙火车站出现了一个动人场面:
著名作家、北伐时期的女兵谢冰莹率领一支17人的女兵队伍,打着“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旗帜,正朝启动待发的列车迈进。
女兵们一律齐耳头发,身着灰军装,打绑腿,戴军帽,背着被包雨伞。她们多为医生、教师和学生,都是20岁左右的女青年。为了抗日,她们脱下旗袍,放弃体面的工作,告别故乡和亲友,开赴上海前线。
在火车站,“妇战团”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火车将要开行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一位白发老人找到谢冰莹,对她说:“我是傅恩萍的父亲,因为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所以特地把小女交给先生带到前方去。你要时刻督促她努力工作,万一她受了伤或是死了,我……会感到光荣。”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女儿:“恩萍,记着我的话……你也用不着挂念我……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能多救护几名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听到这里,周围的群众都鼓起掌来。
有4名周南女中和自治女校的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赶来,要求参加“妇战团”。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方,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去。这场景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