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故事【2篇】
在抗日战争中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他们每一个都值得我们赞扬!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抗日英雄故事,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抗日英雄——李鉴恩
1916年,李鉴恩出生在枣庄街,时枣庄中兴矿局(中兴煤矿公司)已经开办多年,中兴公司驻地当时已是一派繁华。李鉴恩的父亲兄弟四人皆做生意为生,以东西南北四个“景兴”商号最为人知。李鉴恩弟兄三个,他家分得了南“景兴”商号,人气也是最旺。
1933年,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创办私立中兴中学,两年后改为中兴职业中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李鉴恩从职业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枣庄中兴公司工作,谋取了一个月薪30块银元的财务会计职位,这在当时可算是高薪。
安逸的生活没让李鉴恩过多久,随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抗战爆发,日军一路南下,宁静的枣庄也未幸免,随即枣庄学校停课,中兴公司停产。日军占济南,吞滕县,枣庄城危在旦夕,一天竟遭日军12架飞机的轮番轰炸,百姓惶惶不安,中兴公司也被迫南迁汉口。就在这时,不能正常上班的李鉴恩听同学说国民党的军训部长白崇禧要来枣庄特招一批回教青年加入黄埔军校学习。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一腔热血的李鉴恩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枣庄回民协会的保举推荐下,准备投考黄埔军校。
1937年农历11月中旬,21岁的李鉴恩眼含热泪,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然后看着母亲叫了一声娘,顶着凛冽的寒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李鉴恩是带着表侄李忠贤一起,辗转来到广西柳州,进入黄埔军校第15期炮科学习的。
经过9个月艰苦的入伍生训练,李鉴恩正式成为黄埔军校六分校的一员,然后被分到贵州都匀炮校学习。
据李鉴恩生前回忆,最令他难忘的是,在他上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作为共产党方面的邓小平曾给他上过课。邓小平问:你叫什么名字?他答:李鉴德(曾用名)。邓小平说:你别起这个名字,我给你起个能文会武的名字吧,叫李斌。于是,李鉴恩开始使用李斌这个名字很多年。
1939年9月,日军集结10万兵力,分别从赣北、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方向发起进攻。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的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防御湘北为重点,调动中国军队24万多人参加此战,于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此时的李鉴恩正好刚刚从黄埔毕业,便积极投入了这次会战,并于一年后的9月,再次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屡建奇功。
长沙会战结束以后,李鉴恩又参加了湘西会战,在雪峰山一带御敌。一次在接受驰援武冈的战斗任务后,李鉴恩所在团途经湖南綦江冷水铺停车吃饭,遇一个老百姓问:你是什么部队?李鉴恩答:炮30团。老百姓很惊讶:30个团呀?李鉴恩点了下头。
经过三日夜疾驰,李鉴恩部傍晚到了武冈,迅速调整炮位,开始了猛烈射击,敌人闻听后,连夜撤退。原来日本人得到一重要情报,说此次国军来者不善,竟来了30个炮兵团支援,为免受炮兵轰击,只好悄悄撤离。因打响第一炮的就是李鉴恩,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10万元奖金!原来,那个在冷水铺问李鉴恩的老百姓是个汉奸,多亏李鉴恩讲来了30个炮团支援,才改变了战局。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日本鬼子宣布投降那天,李鉴恩他们兴奋无比,就跑到饭店喝酒庆功。正遇见一个已经投降的日本军官也到饭店吃饭,日军军官进去一看都是国民党军官,马上深鞠一躬说,长官我可以在这里吃碗面吗?李鉴恩站起身来,凛然道:吃饭可以,但你不能站着吃,更不能坐着吃,得蹲到门后边去吃,因为你们在我们中国八年,作恶太多!那个鬼子军官果然端了一碗面,缩到一个墙角,满面羞愧地蹲着吃完了一顿饭。
李鉴恩在抗战期间经历了许多险境,可谓充满传奇色彩。有次在街头见两个老百姓因用假银元买东西发生争吵,李鉴恩目睹后,自己就掏出来一块真银元给换了过来,后来参加长沙会战时,他和两个战友站在一起,被鬼子打了冷枪,前后两个人都不幸中弹牺牲,而鬼子的枪正好打在他身上的那块假银元上,得以保住了性命。有一次,日军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上面飞机扫射,下面大炮轰鸣,杀得他们无处藏身,无奈只有强渡湘江。因为没有船只,他的卫士就找一根大树干当船,可是李鉴恩却不会水,卫兵于是用一根绳子把李鉴恩捆在木头上,总算渡过了湘江,躲过了围追堵截。
李鉴恩不仅在战场上是杀敌英雄,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改革开放以后,他赞叹祖国大地日新月异,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赞扬改革开放,感叹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补贴家用,李鉴恩64岁到XX市老邮电局门口摆摊,给人代写书信,而且一写就是五六年,后来他用一首《八半吟》诗自嘲平淡心态:半因谋生半因玩,半为助人半为钱;半是自愿半是迫,半觉心酸半觉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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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邓玉芬
英雄,是历史巨人,更是人民心中的丰碑……
北京xx县,有一位英雄母亲。她的丈夫和6个孩子,全部为国捐躯。
这位伟大的母亲叫邓玉芬。
邓玉芬是个倔强的女子,她坚信只要努力,家里人丁兴旺,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婚后,她和丈夫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家的几亩地,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7个儿子。
好日子还没有熬到,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侵略者就把邓玉芬的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为了糊口,她被迫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1940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在邓玉芬的家门口,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字字句句都说到了她的心坎上。她知道,只有拿起刀枪打鬼子,才能挽救国家、拯救自己。
当年6月,10团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咱家有人,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就叫儿子打鬼子去吧!于是,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成为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
9月,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去了白河游击队。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无人区”斗争。她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在环境最残酷的时候,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1942年,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和许多山地群众决定重返“无人区”。她让丈夫先回山里搭窝棚自己随后就到。谁知丈夫走后没几天,竟传来噩耗:丈夫、四儿子和五儿子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也被抓走了。
坚强的邓玉芬没有屈服。亲友们劝她不要再回山。她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对他们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了!”她又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
国难当头,人命如蝼蚁,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这位母亲身上。1942年秋,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同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了家里。三儿子也下落不明。
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咬牙挺住了。只是,往日性格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春种秋收,做鞋做袜,照料伤员,她从不得闲。她的家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休息站,干部战士到了她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战士们就是她的亲儿子!邓玉芬为了让伤员能多吃点儿,自己节衣缩食。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鸡蛋却一个也舍不得给亲儿子吃,统统送给了伤病员。战士们都知道在密云的猪头岭有个邓妈妈。
1944年春,日伪军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围住猪头岭一带,一连折腾了7天7夜。小六儿跑丢了,她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躲进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她为了掩护藏在附近的乡亲和干部们,眼睁睁地看着幼子连病带饿死在怀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亲人,咱们胜利了!
值得一提的是,惟一的儿子小六儿也被妈妈送去当兵。1948年在攻打黄坨子据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男女老少齐动员。为了保卫家国,邓玉芬献出了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至爱,这是抗战时期最普通的百姓代表,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