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哲学思想论文（汇编3篇）
对古代西方哲学中所彰显出来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进行积极的梳理、挖掘、整合和开拓，为当今 社会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以下是百文网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西方哲学思想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西方哲学思想论文篇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一、引言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及流派进行了划分。其中国外的学者如奈达[1]，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学派。国内学者如吕俊、刘宓庆、刘“”等对西方翻译流派的划分也做过有益尝试。其中，吕俊教授将西方翻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较具代表性。综上各家的划分，为研究便利，本文将当代西方翻译流派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解构学派。
所谓“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传统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最具特征的内容。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简单转换，它涉及各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2]因此，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由于翻译伦理与翻译行为的相伴相生关系，为翻译实践行为提供指导和解释的翻译理论自然难以回避伦理问题。如果对当代西方各流派的翻译理论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伦理”思想始终是各派理论的核心内容，而这些伦理观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
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1、语言学派——再现的伦理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首先归因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受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影响，翻译界逐步建立起翻译的语言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原语转换成译语的过程中的变化规律。翻译的“对等”正是语言学派最先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
1953年，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受到斯米诺夫的“等同翻译”概念的影响，提出了“翻译对等”的理论。他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关系是指原文的整体话语与译文的整体话语的对等。[3]在美国，翻译对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和奈达(Eugene A. Nida)。前者提出了“有差异的对等”观;后者综合了信息论、交际论、符号论和接受美学，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强调两种语言的接受者感受上的效果对等。[4]在英国，卡特福德(J.C. Catford)则提出了“篇章对等”的概念。
以上“对等”论的核心伦理观就是，译文应该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的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要极力地追寻作者“原意”，不能随意对原文进行增添、削减和篡改。作为原文作者的代言人，译者不仅应该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并反映原文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和原文之间最大程度的对等。[5]
由此可见，“再现”和“对等”是这一学派的主流价值判断，因而“再现伦理”就成了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译文的好坏、译者称职与否都以“对等”这一伦理进行评判。那么这一学派所遵循的“再现伦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由于该学派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支撑，因而基于此的翻译研究自然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翻译的语言学学派所奉行的“再现伦理”也同样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哲学。这种理性观关注事物的确定性、稳定性、普遍性。吕俊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理性的，如排斥主体，视语言为与言说者无涉的封闭结构，只对外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使之成为自足的体系”。在这种理性观的指导下，翻译活动成了
“简单化与程序化的技术操作…… 译者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6] 因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将“一成不变的”意义再现给译文读者，其主体性必须予以扼杀，否则就有悖“再现伦理”。
2、功能学派——服务伦理
由于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家们 不再局限于静止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开始从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这种研究方法迅速 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只要是行动，就具有目的性。因此，行动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一篇译文的优劣，主要看它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的。[7]目的论认为：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应该从委托人那里得到一份说明翻译目的的“翻译要旨”(Translation Brief)。这个“翻译要旨”也可以由译者和客户共同讨论得出。有了这个“要旨”，译者与客户便订立了“契约”，必须按要求提供服务，满足译文的预期目的。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商业关系要求译者为消费者即客户，提供其想要的服务，达到其欲达到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框架内，译者的伦理就是服务的伦理。
目的论有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统领其他两个原则，为最高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翻译手段”。换句话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翻译思想的根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其 哲学基础便是“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 政治、教育、 社会宗教和 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用主义认为，当代哲学划分为两种主要分歧，一种是理性主义者，是唯心的、柔性重感情的、理智的、乐观的、有宗教信仰和相信意志自由的;另一种是经验主义者，是唯物的、刚性不动感情的、凭感觉的、悲观的、无宗教信仰和相信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则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8]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其主要观点之一，是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其根本纲领，是把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做主要手段，把活动实际效果当做最高目的。
对比上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我们很容易发现翻译目的论与这一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如果把译者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看做是“信仰”或“信念”的话，那么它们的真实性，亦即译者所提供的服务(指翻译服务)的质量，就要看这一服务所带来的效果。因此，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其所遵循的翻译伦理是“服务伦理”，它的哲学基础便是实用主义哲学。
3、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派) ——交际伦理
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后，逐渐向 文化的方向转向。在这期间，出现了一支衔接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研究力量，那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就是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受多元系统影响的翻译研究学派将翻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语言之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考察以上三种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的。由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和制约，他除了考虑原作者的意图、源文本语境等一切与源文本相关的特征外，更主要的是还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目标文本的功用、读者的期待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人要求、出版机构的审核和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目标文化的可接受性等问题。因此，译者的职责和伦理便是如何协调以上这些因素，以完成文化间的交际。交际的伦理模式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 文化交际，目的是与“他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再现“他者”。皮姆认为，译者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的协调者，是居住在“交互文化空间”里的“混血儿”。译者的文化归属是由译者的迁移性决定的，译者的跨文化素质决定了译者主观和 社会两个层面向源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的中间位置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两种文化的关系，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实现了上述的目的，译者才是一个合格的、遵守 职业规范的译者。
翻译研究派属于描述翻译学派，即对翻译行为只做客观的描述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因此，翻译研究派所遵循或主张的伦理也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就这一点而言，其 哲学基础带有解构主义哲学的痕迹，因为它否认“标准”，把一切翻译，无论优劣都当做描述的对象，因而看似没有明确的翻译伦理主张。但是，就其强调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外部因素如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这一点看来，该学派还是主张译者应该秉承交往的理性伦理，故而符合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交往理性哲学。哈贝马斯最看重道德理性，亦即 实践理性，其核心内容是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往的合理性。
4、解构学派——差异的伦理
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是伴随着西方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应运而生的一种翻译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便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和反成规。解构主义所要解构的是一个由超然结构所决定的意义的中心。它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认为意义是开放的、多元而不确定的无中心系统。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后殖民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其中韦努蒂的“异化”论最具代表性。
1995年韦努蒂为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应该提出“异化”方法。即：“保留外国文本之异，破坏目的语的规范，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反对流畅的归化翻译，反对文化霸权，突出译者的地位和创造性”。[9]受解构思想影响的“异化”论的翻译伦理目标是反对“同一化”，反对文化殖民主义，遵循“存异”规范。韦努蒂所采取的“抵抗式翻译”策意在突出源语文本的异域身份，避免受译语文化的主宰。这一“抵抗”式翻译策略强调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力图保留和反映外国民族 语言的文化特点，其伦理主张是典型的“差异”伦理。
由于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潮，所以以“异化”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伦理的哲学基础自然是解构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张扬个性(如文化个性)、凸显差异、反对“中心”，如后殖民主义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这一中心、女性主义颠覆“男权”中心等等。
三、结语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纷繁复杂、学派林立、观点不一。不同的流派尽管学术背景不一，立场有异，相互排斥，但彼此也互为依存，互为补充，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翻译学科日渐成熟。而翻译伦理问题又是翻译学中一个重要课题，正如Anthony Pym 所言：“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10]因此，对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探讨有重要意义。而探析其伦理背后的哲学基础又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解释西方翻译理论中伦理思想产生的根源，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指导我们的翻译行为意义重大。
关于西方哲学思想论文篇2
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在古代西方哲学中的折射
摘要：对古代西方 哲学中所彰显出来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进行积极的梳理、挖掘、整合和开拓，为当今 社会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为谋求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反思。
关键词：和谐精神，人权思想，古代西方哲学
当今世界，追求和谐，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对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进行梳理、挖掘、整合和开拓，进一步揭示古代西方哲学中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凸显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提供一种新的理念。
一、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哲学内涵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和谐问题的研究很多，对此解释也不尽相同。综合传统和谐观和现代学者对和谐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可以看出，学术界虽然对和谐基本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但从和谐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的内在一致性进行研究和探索，却不多见，这也就为进一步研究和谐问题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研究和谐，不是单纯研究客观和谐论，如果无视主体的存在，仅以自然和谐为研究对象，这是片面的，是不存在真正和谐问题的。我们研究和谐，不仅要研究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因此，本文的和谐精神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念和精神，是一种对 文化的发掘、创新与提升。显然，这种和谐精神已经包含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权，与人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精神就是一种人权思想。之所以把本文的标题冠以“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其目的是为突出和强调和谐精神就是一种人权思想。全国人大徐显明就把“和谐权称为第四代人权。”和谐权的提出，将深刻改变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权不仅是达成国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和谐的纽带。
二、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
西方哲学对于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无论在理论的丰富上，还是在思想的前瞻性上，至今仍蕴含着难以为历史湮没的理性之光和长远魅力。
在古希腊哲学里，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目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比例，这种关系和比例就产生了和谐，和谐产生了秩序。万事万物都表现为和谐。从此出发，他提出了天体和谐的思想。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种和谐关系。天体星球之间也有一种数目比例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天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因此而止，进而他们用数的和谐观点去探讨和考察社会现象。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许多和谐现象，如美徳、友谊、爱情、正义平等等。毕达哥拉斯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爱情也是和谐的。”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本原、数的和谐、天体和谐等思想以及对社会的考察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不仅是从大自然中发现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规律，这表明他们已经把哲学研究的方向从天国转向了人间，注意到了自然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他们认为不仅天体是和谐的，而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应也是有序的、和谐的，作为世界万物的一成员人类也应该是和谐的。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世界的和谐性，而对于现代人类要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要终结工业文明时代的模式，构建和谐世界，不无历史的参考价值。
作为欧洲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里特认为和谐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和谐也是宇宙的普遍现象。赫拉克里特用他的和谐观说明自然界、生物以及人类社会都是和谐的。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 合同类的东西。 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至于社会现象，诸如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赫拉克里特这些思想表明，不仅自然界是和谐的，生物是和谐的，人类社会也是和谐的。正是不同的、对立的方面存在，才造就和维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从赫拉克里特的这些思想里，我们应该汲取营养。回想这几十年来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应从先民的思想中汲取这些营养。只有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才能构成真正的、完满的、丰富的和谐，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人类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和保障。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论述正义、探讨建立和谐社会的著作。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柏拉图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怀。柏拉图认为，理想国是一个社会分工明确、步伐协调一致的正义之邦。在这个城邦里，为了解决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城邦国家必须要有生产者;为了抵御和驱逐入侵之敌，城邦国家必须要有保卫者;除此之外，城邦国家还需要统治者。他们分别代表节制、勇敢和智慧。这三种品德和这三个等级的和谐，就是正义。柏拉图说：“正义能给予那些属于国家法制的其他的美德——节制、勇敢、智慧——以及那些被统摄在这一普遍的观点之下的德行以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力量。”可见，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各阶级的关系、地位、权力、义务进行了规定，认为只要各个等级依据各自的道德规范各行其事，就是一个合理的、和谐的、符合正义的国家了。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职、各安其份、各尽其能，又能各得其所。这个合理的、有序的、和谐的、正义的社会思想给人类寻找和谐的、正义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价值上的参考，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能够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根据占有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三等：十分富有的阶层，十分贫穷的阶层，居于中间的阶层。他根据中庸原则，认为中产阶级最适合执政。因为他认为过富的容易变成狂暴的大罪犯，不愿服从政府，会对政府存有野心;过穷的容易变成无赖的、下流的流氓;中产阶级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会逃避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不会对它存有野心。只有中产阶级居支配地位，才有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城邦的政体应该采用共和制，这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它汲取了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某些因素混合而成的中间体系，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同时又使不信任双方的贫富两方在中产阶级的作用下起到了平衡，所以，这个政体就会存在愈久。
亚里士多德关于中等阶层执政的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有重大的启示。现在世界的不稳定、不安全、不和平，与一些 经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有关，他们应该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只有兼顾好别国的利益，帮助和扶持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外，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贫富差距，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权益。只有社会稳定，人民安心，各种关系都得到妥当解决和协调，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三、现实意义
从和谐问题的提出、讨论，到深入的研究，反映了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人类求共生、谋发展的愿望，是人类要求和谐发展的清醒意识，是人类理性的重大成果。对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研究，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人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而且也为当代人类走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原则。但是要走出困境，就应把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付之于行动，付之于 实践。如果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能意识到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重要性，意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国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并以“求同存异”、“多元共生共荣”为指导思想，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就会转化到实践中，对社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显明.和谐社会与法治[J]. 中国 法学会， 2007(01)
[2]《古希腊罗马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古希腊罗马哲学》[M].三联书店，1957年版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