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与中国思想史(精选2篇)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之间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那么关于百家争鸣与中国思想史你了解多少呢?不如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百家争鸣与中国思想史
第一点,从终极问题开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终极性的概念,这些终极性的概念是文明的核。中华文明中,终极性的概念,除了“道”外,就是“天”和“帝”。我与一些朋友,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精神或文化的基础的问题,终极性的问题。我先研究“道”,2003年出版了《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这是一本非常详细的注解,通过对比儒家来理解道家。老子思想非常深刻的,极度冷静,极度功利,非常理性,甚至理性得让人脊梁发冷。老子的心态,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心态,冷静地观察研究这个世界的的规律。如果重写人类思想史,应将老子视为人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家写入。
研究了“道”后,我转来研究“天”和“上帝”。研究中国的“上帝”信仰,与赵晓、唐际根、刘军宁等几位朋友的交流很有些关系。赵晓一直动员我加入__,虽然我至今还不是基督徒,但他强化了我对上帝议题的关注。唐际根是安阳殷墟博物馆馆长,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优秀的考古学家,我随他去看过曹操墓,从际根这里我获得不少宝贵的甲骨文研究的资料,而且是电子版的,助我从中了解中国殷商甲骨文中的上帝信仰信息。军宁则与我一直在交流道家思想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军宁倡导天道自由主义,不断强化“天道”这超验力量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作用。朋友间的这些交流,激励了我的研究。
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启发。几年前,偶然翻《尚书》,看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忽然想,商汤口中这个“上帝”,是谁?一种力量牵引,我开始收集整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息,一道光明就这样从隐晦的历史中显现了出来。追踪上帝在中国典籍中的线索,从上帝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这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来交流对生与死,对人生意义十分重要的话题。
第二点,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就没有超越世俗势力的精神依托。古代的祭司,是知识分子的原型,是站在天人之际讲话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逐渐远离上帝,远离上天的思想史,是一部丢掉上帝和上天信仰的历史。没有了上帝信仰,没有了敬天之心,表面上愈来愈只信自己,自强不息,事实上是对世俗的权力屈服了。没有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力量依托,知识人的脊梁骨就断了。中国君王插在上天和知识人之间,知识人围着君王旋转,整个知识界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这是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差异的核心所在。有人说知识界要有独立精神人格,但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信仰,何来独立精神人格?——你崇拜的对象是上帝,你就可独立于君王。你崇拜的对象是天道,你就可独立于君王。你崇拜的对象是天子,你怎么可能在天子面前独立?有超越世俗权力的依托,才会有对世俗权力的超越。所以,知识阶层独立性问题只是一种表相,深层是知识阶层超验信仰丢失的问题。中国精神的发展,要回到超验信仰中来。
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时代已结束,以政治转型为中心的时代不得不到来,政治转型启动之际,信仰问题会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老信仰的复兴,新信仰的兴起,将是中国未来精彩的社会运动。在中国自身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互动冲击中,会有新综合信仰的产生。我希望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化,以传统的上帝文化为基础,构建中国的文化精神,上天之光照耀下的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统的新整合,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各文化开放,吸引优秀的元素,与世界各文化平等对话和融合。
第三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明冲突问题。亨廷顿1993年在FOREGNAFFAIRS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视角非常宏阔,但他认为,不同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不可不可交流不可融合的,文明的冲突是必然。但事实上,从历史的流变过程中,并不是不可交流。交流过程,是优势元素取代劣势元素的过程。以__中国传播为例。中国几千年的本土宗教结构,是上帝-自然神-祖先灵的宗教结构,但与基督__中,自然神崇拜基本消失,具有宗教意义的祖先神崇拜也逐渐消失,但“上帝”没有消失。基督徒用中国本土的“上帝”概念翻译了基督__神,因此“上帝”这个至上神意识大为普及,“上帝”成为至上神的最流行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__的融合象征。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在价值取向上,都认为个人的独立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前提。但独立的个体,如果没有对超验力量的敬畏,就可能将自己视为上帝,秦始皇就把原来上帝的称呼——皇帝——用到了自己身上。没有信仰的个人主义,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是有些可怕的。多年前,赵晓倡导“教堂+市场经济”,认为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没有信仰激励和约束下的市场功利追求,很有问题。从中国传统来看,墨子是“教堂+市场经济”的最早的倡导者。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要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二要有历史和传统意识,应是两者的结合。《“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对中国传统的上帝信仰,传统的天信仰的追溯。追溯历史,是为了开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