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汇总四篇）

在我们学习工作之余，不妨多找一些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来看看，那么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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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白岩松和他的东西联大

作者:刘珏欣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是东西联大的校训。第一届毕业生把这句话印在了T恤上，连同白岩松的卡通头像。

课桌上的水开了，咕嘟嘟响。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一间老办公室里，白岩松和东西联大第三届的11个学生围桌而坐。白岩松正严肃讲着多用形容词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东西联大是白岩松的“新闻私塾”，已经招了三届共三十多个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4个学校的学生聚在一处，每月一课，学制两年。上课地点有时在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有时在北京西边的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白岩松钦慕辉煌的西南联大，便给它起名“东西联大”。

白岩松和他的东西联大在这里上课氛围奇妙。桌子中间摆着饼干、QQ糖、草莓棒等各色零食，学生们随手取用。不时有人在讲课声中起身倒茶。白岩松每次都会拿来好几种茶，各泡一壶，大家随意喝。如果因此认为这里散淡轻松，那可大错特错了。第一节课，白岩松就提了一堆要求，比如绝对不能迟到，比如布置的每月3本书必须认真看了写书评，如果不看，他可是看得出来的。

哪怕有时会与学校里的上课时间冲突，学生们还是会想方设法来这儿。近三年来，只有两个学生因为特殊原因各缺过一次课。“这几乎是个奇迹。”白岩松说。

给每一棵树剪枝

办学三年，白岩松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不少都推掉了，怕打扰学生。他说自己喜欢《道德经》的结束语：“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是，让人有利，而不让人受害。人之道是，去做，不用去争结果。其实“人”字前本来有个“圣”字，他悄悄隐了。“圣人”是有点容易吓到人的词，“人”就好。

白岩松的爸爸是老师，妈妈是老师，舅舅是老师，舅妈是老师，姑姑是老师，嫂子是老师……从教中学生到教大学生，从教数学到教历史，各类都有。在2001年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后记里，白岩松想象未来十年自己的诸种可能，第一条就是“当老师”，那算是他“一直的梦想”。

他经常去学校做讲座，500人、1000人的大讲堂总是挤得满满当当。但他渐渐不满足了。“在那里只是过客，你是他的过客，他是你的过客，你没法去细调。”白岩松解释，“就像你坐飞机在空中洒营养液，一片森林受益，好像也还可以。但我觉得还有一种乐趣，是园林工人做每一个剪枝的工作，依照每一棵树的个性特点。隔不久还有机会再修理，让它慢慢成长。在近距离的接触中，它在改变你，你在改变它。”

白岩松想办“新闻私塾”的想法，2007年就萌发了。他说作为不在校园里头的人，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他拉着相熟的新闻老师们一起琢磨着，但真要实行却没那么容易。

2012年的一个晚上，白岩松读着赵越胜的《燃灯者》。那个灰暗年代的师生故事点燃了他。他突然把书一合，跟自己说：“嗨!再难，难得过那时候?我赶紧也开始弄吧。”

只能先从熟人下手。他找来了3个学校里的4个专业：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清华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跟白岩松相熟的老师们主要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中选择将来准备从事传媒工作的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跟白岩松学习，再把候选名单报给白岩松，他从里面选择10个人。第二年，没那么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老师主动找来，希望也能参与合作。

2012年11月1日，东西联大诞生。按第一届学生们的总结：“东西联大属龙，天蝎座，出生数字全部加起来是8，月支日支3个1。这是要登基的八字。集体跪。”

扑克牌准则

中国传媒大学的那间老办公室，是白岩松上学时他的恩师曹璐的办公室。西边的上课地点属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比东边宽大许多，但暖气不足。2012年冬天的第一节课，10个学生在这里冷得哆嗦，看着白岩松严肃地板着电视上那张扑克脸，立下各条规则，批评大家的自我介绍各种不好，陈之琰记得，感觉远算不上愉快。但可以感受到，白岩松对这件事情相当用心。还得相处一段时间，学生们才会发现这张扑克脸其实很容易大笑。他们渐渐喊他“老白”。

白岩松要求学生每月读3本指定书，每本写350字的书评。每次上课时，他先花一两个小时点评每个学生的书评，不时从书评生发开去。第三届学生刘亦凡说，老白特别不喜欢大而空。

老白的典型评论是这样的：“‘谁是谁非，时间会给出答案。’以后千万不要用这样的语言作结尾，这是八股。一但你不知道怎么结尾，就这么结尾了。还有这个结尾，其实等同于XX的那个结尾，‘梦醒了，生活依然要继续。’废话!”

第二部分是白岩松讲新闻业务课，每次一个主题。

第三部分是学生们自定主题和形式的展示环节。每次的主题不能重复，他们谈执政党、民族问题、性、香港问题、如果我是同性恋……每次的形式也不能重复，他们拍纪录片、演情景剧、做新闻现场连线……为想出不一样的方式绞尽脑汁。

第四部分是看一场白岩松挑选的电影，大多是纪录片。

最后是愉快的聚餐，正好坐一大桌，白岩松买单。他摘掉眼镜，眯着眼睛点菜，居然很少被服务员认出来。学生们说，老白的点菜特点是收不住，经常盘子摞盘子，得在旁边反复提醒少点些。

水足饭饱，本月班长拿出扑克牌，抽出下月的班长是谁。班长要负责下个月收作业、定实践作业的选题、跟同学和老师沟通。

扑克牌是东西联大的象征物。一开课，白岩松就确立了扑克牌准则。“因为联大所有的选择必须是民主的，这里民主的模式就是扑克牌。”每月的班长是扑克牌抽的。课堂上临时发言的顺序也抽扑克牌决定。

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他们把纪念性的东西——联大毕业证做成了扑克牌的样子。花色选择红桃，“那代表永远的爱，我们不要最大的黑桃。而且以后班都不能选红桃了。”陈之琰说，“对，就是这么霸道。”

白岩松成了红桃老K，老K的脸换成老白的脸。

就像红桃班毕业时编写的《联大画报》中描述：“老白说，人生那么苦，总要找点乐子。既然向死而生，美食、美景、美茶、美妻，皆不能少。”

寻找乐趣和寻找信仰

一年级时，东西联大的主题是新闻与历史，到了二年级，东西联大的主题是人生与人性。

白岩松给二年级的春节作业是，拿3张至少8年前拍的家人或同学照片，在同景别下重拍。大家拍回来都感慨万千。还有一次，他让学生们去采访自己的父母，一半的人回来讲述作业时哭了出来，他们过去从不知道自己父母身上有那么多的故事。

对于陈之琰来说，关于新闻技术课的印象已经渐渐淡去了，但二年级的“人生与人性”课却越来越清晰：“那些是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当你真的遇到坎坷，遇到很不开心的事情时，还是会纠结，但是你纠结纠结着，白岩松就冒出来了，真会有那种感觉。”

白岩松说，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他希望联大的人“都是方法派、行动派和建设派，是一个人情练达、更有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同时不以短期的赢或者输去做一种评判或者内心太大波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当下的中国社会，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觉得责任全是别人的。那你在做什么?”

东西联大第一届的10个学生毕业后，有3人继续读书，其他7人都从事传媒相关工作。但传媒界大拿白岩松并没有在他们找工作时给予帮助。

“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东西联大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白岩松说，“但是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真到了找工作季，他还是给每人准备了一封推荐信，告诉大家需要的时候就去拿。但推荐实习、找熟人打招呼这类的事，是不可能有了。

2015年1月，毕业半年后，东西联大第一届学生重回老白家大聚会。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回北京。不过欢乐的氛围很快变了。工作后大家的纠结和憋屈，纷纷冒了出来。这个哭完那个哭。老白储存的好酒都被喝光，杯子也碎了几个。“所有对工作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了。也只有在老白面前，跟这10个人在一起，才能有那种释放。跟别人根本讲不出口。”陈之琰说，“可能还是遇到了衰落的媒体业吧，整体的无力。说白了，不论是老白，还是清华北大，灌输给我们的都是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心里总有一团火想要去兼济天下。但是，现实远没有理想那么美好。”

白岩松说这三年办学的最大感想是很快乐，而且觉得非常落地、踏实。学生不是简单地来了又走，他清楚每个学生的成长脉络，“你要陪伴他们一辈子的。”

他不大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互联网做一些可能传播量更广的节目。他说：“我总是害怕，挣钱变得这么容易了，然后我拿它干嘛呀，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这么多钱。衡量标准不能是外在的标准，我挣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问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我做这件事，真的很开心。”

白岩松想把东西联大办到自己70岁。“那我大约能有二百六七十个学生。一个画家画一辈子，能在这个世界上留多少画呢?几十幅?如果要270名学生，就很具体了，那就不一样了。”

白岩松描述自己作为老师的职责是“帮你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让你知道房间有多多，世界有多大。接下来，进哪个房间，多深地去打开，取决于你对哪个房间更有兴趣。老师的职责就是开门，不是陪伴你把一个房间弄明白。”

有学生会当堂质疑白岩松：“你去哪儿不是白岩松，为什么要留在央视?”白岩松愣一下，说守土有责，他在央视可能会比去互联网更好。这个答案并不能说服学生，却也无碍于他们的感情。

白岩松想象着，这个教学模式可以复制：“如果我们行当中，有50个资深新闻人，愿意以这种方式潜入到我们新闻教育当中，你说孩子们得到的会多多少。”他力劝今年退休的敬一丹：你也赶紧弄一个你的联大吧，里面会有很开心的东西。

在新书《我遇到你》里，敬一丹专门写了一节东西联大，其中抄下白岩松写给第一届毕业生的诗：“这一次送行/无关输赢/把背影和牵挂放我怀中/你只管风雨兼程/如果记忆中没有苦痛/祝福里就都是笑容/我准备了掌声/也准备了每一次相拥时的/泪光闪动/是的，你是我的光荣/出发吧/天，就要亮了。”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宋美龄的外交智慧

1943年，开罗会议上，宋美龄与丘吉尔

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大获成功后，英国邀请她赴英访问。这一次，宋美龄拒绝了。

宋美龄拒绝访英主要是因为对丘吉尔不满。当时英、美、苏、中是同盟国，但是“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罗斯福把中国看成是四强之一，丘吉尔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的”，这让宋美龄非常生气。

中英之间还有其他矛盾。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汇聚一堂，讨论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出现了一个插曲——

5月21日，丘吉尔突然对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将此事电告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明确答复：“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杀，侮辱实甚。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不能视为常事，必坚决反对。”

对此，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一直拒绝访英。后来丘吉尔到了美国提出想见她，她没有主动前往。据《顾维钧回忆录》描述，宋美龄告诉顾维钧，丘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当顾维钧表示这会给丘吉尔脸上增光时，宋美龄立即表示：“放心，不会帮他这个忙。”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国首脑会晤的开罗会议，她和丘吉尔不可避免地会面了。两人有了一段经典对话。丘吉尔问宋美龄：“委员长夫人，在你印象里，我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子吧?”宋美龄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把皮球踢给丘吉尔本人：“请问你自己怎么看?”丘吉尔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坏人。”宋美龄闻言回答：“那就好。”

蒋介石将这段对话记在了日记里，认为这段对话体现了宋美龄的外交智慧，既不违反外交礼仪，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事迹：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陈冠中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青春期从英美文化开始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的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香港人”的诞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

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