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文章_杨绛先生的散文【推荐19篇】

5月25日凌晨，钱钟书夫人杨绛病逝，享年105岁。她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以下是百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杨绛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录入《杨绛文集》)，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因为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无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缝纫之余，妈妈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我怎么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姐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关于写杨绛的文章

我与钟书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4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的文章5：(本文选自《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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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绛和他的父亲

孙莲莲

杨绛，原名扬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又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拥护欢迎。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咏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坐在人生的边上

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 “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时间，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但是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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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杨绛的文章2：(本文选自《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12.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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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主要作品

14、著作

1.《干校六记》(散文)，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三联书店1986年二版。

2.《将饮茶》(散文)，三联书店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于1987年先后出版。

3.《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初版。

4.《关于小说》(文论集)，三联书店 1986年初版。

5.《回忆两篇》(散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

6.《走到人生的边上——自问自答》(散文集)，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2008年分别出版。

7.《喜剧二种》(剧作，收《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8.《记钱锺书与围城》(散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初版;岳麓书社1986年初版1991年2印。

9.《槐聚诗存》(钱钟书默存稿，杨绛季康录)，三联书店1994年一版一印。

10.《倒影集》(短篇小说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81年出版;人民文学1982年出版。

11.《杂忆与杂写》，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三联书店1994年初版，1995年3印。

12.《春泥集》(文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13.《洗澡》(长篇小说)，台湾晓园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联书店，1990年1版2印。

14.《从丙午到“流亡”》(散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2000年出版。

15.《我们仨》(散文)，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简装本);2004年初版(精装本)。

16.《杨绛文集》(全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17.《杨绛文集》(全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的文章3：(本文选自《一百岁感言》)

杨绛的文章1：(本文选自《忆孩时(五则)》。)

18、译作

1.《小癞子》(西班牙名著)，平明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3年重排出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初版。

2.《吉尔•布拉斯》(勒萨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

3.《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

4. 《杨绛译文集》(全三册)，译林出版社1994年初版。

5.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

杨绛的文章4：(本文选自《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