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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族是散居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秦末汉初,中原政权无暇北顾,匈奴吞并其周围少数民族, 日益强盛起来。昌顿单于时拥有骑兵三十万,经常侵扰汉朝边郡。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兵围晋阳 (今山西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余万大军迎击,被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达七天七夜,后用陈平计方得脱险。汉被迫采用和亲政策,以缓和匈奴侵扰。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及经济力量的发展,汉武帝改变和亲政策,采取军事进攻方针。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 (今北京密云西南)。汉遣卫青率师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北抵高阙(一说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迂回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南地,设立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解除了匈奴对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直接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霍去病带兵万余人,出陇西,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永昌西),西进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霍去病将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 , 越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南下祁连山,俘获匈奴三万余人。匈奴损失惨重, 内部分裂,昆(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分为五属国,在昆(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立河西四郡,割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汉朝通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率十万骑兵和随军私从者十四万骑,分别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出发,深入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带兵出塞千余里,围攻匈奴伊樨斜单于军,单于突围而逃,汉军直追至颜山(约在今蒙古杭爱山南)而还。霍去病军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胜,封狼居胥山而归。自此后。匈奴远遁西北。汉昭帝和宣帝时期,汉匈双方继续处于敌对状态, 时有军事行动。匈奴在汉的不断打击下,加以天灾人祸,一蹶不振, 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局面。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向汉称臣,送子入侍。甘露三年,亲到长安朝见。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遣王昭君出塞,和亲匈奴。结束了汉朝与匈奴之间长达一百七十余年的战争。
1856—18601年(咸丰六至十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扩大侵略特权,英国制造“亚罗”号船事件,于1856年10月23日(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武装进犯广州,正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英军一度攻入省城。翌年,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军扩大侵华战争,同时照会法、美、俄三国政府,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法国政府遂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东来,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美、俄两国政府则派专使同英法密切配合。同年12月29日(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先囚香港,后解印度,一年后死于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投降,英法联军于广州建立傀儡政权。1858年4月(咸丰八年三月),英法公使率领军舰到达大沽口外, 5月20日(四月八日)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扬言要进犯北京。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求和,于6月26、27日(五月十六、十七日),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沙俄和美国借口“调停有功”,分别在6月13日(五月三日)和6月18日(五月八日),先行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7月初(五月底)英法联军南撤。11月(十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早在5月(四月),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以武力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强行割去中国东北大片领土。清廷嫌《天津条约》太苛,意欲“修约”;英法侵略者为了保住并扩大侵略权益,再次挑起战端。1859年(咸丰九年)初,英法分别任命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新任驻华公使, 6月(五月),英法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率舰到大沽口外,美使华若翰亦率舰随行。清政府以大沽设防为由,指定各国公使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蓄意挑衅,坚持从大沽沿白河经天津进京。6月25日(五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突然进攻大沽炮台,守军不顾清廷指令,奋起抵抗,击沉击伤敌舰十只,伤毙敌兵四百六十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舰队在美舰接应下败退。美使华若翰则按清政府指定路线,由北塘经津入京换约。1860年(咸丰十年)初,英法两国政府增兵扩大侵华战争, 4月下旬(闰三月初)英法联军侵占舟山,随后相继攻陷大连湾和烟台,陈师大沽口外。由于负责天津防卫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尽撤北塘防务,专守大沽,英法联军遂于8月1日(六月十五日)攻占北塘, 8月21日(七月五日)侵占大沽。8月24日(七月八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于求和,而英法侵略者却决意侵占北京。9月9、10日(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英法联军相继自天津北上,直逼北京。9月22日(八月八日),咸丰皇帝仓皇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委派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向侵略者投降议和。10月13日(八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英法联军对北京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位于西北郊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后, 纵火烧毁。奕訢在俄使伊格纳切夫居间“斡旋”下,于10月24、25日(九月十一、十二日)分别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俄使借口“调停有功”,于11月14日(十月二日),胁迫奕訢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1月1、9日(九月十九、二十七日),法军和英军先后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经过这场战争,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中的一次战役。1841年9月26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率军进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士兵英勇抵抗,英舰二十九艘围攻六昼夜,清军浴血苦战,三总兵先后壮烈牺牲,10月1日(八月十七日)定海再度失陷。10日(二十六日)英军进攻镇海,扼守城外制高点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见英军登岸,便率先逃遁。扼守金鸡山的总兵谢朝思阵亡。英军控制二山,以炮俯击郡城,坚持抗战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尽殉职,镇海失陷。13日(二十九日)英军攻陷宁波。在定海、镇海战役中,浙江人民纷起抗英。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集会盟誓,相约同心杀敌,散发《告白》,声罪致讨。宁波黑水党,神出鬼没,袭击英军。由于浙江连失三城,道光皇帝于10月18日(九月四日)特派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援浙。1842年3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奕经分兵三路企图一举夺回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结果大败而归。英军乘机攻占慈溪,奕经逃往杭州。浙江战事失利,道光皇帝决计对英妥协,不复言战。
指新建升平社学,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广州西北郊区一些爱国士绅建立的“纠合各乡居民团练自卫”为主旨的反侵略组织之一。社学起源于明代,原是农村中地主士绅进行封建教育的组织,清中期以后逐渐演变为地主士绅兴办“团练”以“御盗贼”的场所。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利用社学进行抗英斗争,重建升平社学。它是由石井、怀清(后改名为佛岭)等十几个旧有的社学联合而成的,发起人是举人、曾任阳江县训导的李芳。不久,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又创立升平公所, “以为壮丁聚集之处”。升平社学和升平公所“连为一气,声息相通”,共有壮勇数万人。社学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士绅手中,其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社学规定:富者助饷,贫者出力,除老弱残废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武装编制为: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社学壮勇白天劳动,晚上训练。参加社学的下层士绅与广大群众接近,反侵略斗争较坚决;上层士绅则和清政府立场基本一致。清政府对社学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政策。升平社学在鸦片战争后领导和参加的著名斗争有: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火烧广州洋馆的斗争;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反对香港开市的斗争;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反对英人图谋占领广州河南的斗争;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驱逐清广州知府刘浔的斗争;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社学的这些斗争都获得了很大胜利。1850年(道光三十年)以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社学中的士绅公开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镇压人民革命,而社学中的许多劳动群众则纷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
即《中法五口贸易章程》,中国近代史上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法国特使拉萼尼与清两广总督耆英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共三十六款,附有《海关税则》。其基本内容,除割地赔款外,与中英《南京条约》略同。法国由此享有了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此外,条约还规定法国人得在各通商港口建立教堂,中国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签约后不久,法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
见“望厦条约”。
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国近代史上美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美国全权公使顾盛以战争相恫吓,胁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共三十四款,附有《海关税则》。美国不仅攫取了与中英《南京条约》 (除割地赔款外)及其附约略同的特权,还获得了如下权益: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美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人有权在通商五口租赁民房、租地建造,开设医院和教堂;美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与任何外国人发生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国官员无权过问;美国商船可以自由在通商五口往来贸易,美国兵船可以自由闯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中国无权管理停泊在中国通商五口的美国贸易船只: “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见“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又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通称《虎门条约》或《虎门附约》。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共十六款,附有《小船定例》三款。此前中英双方于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廿五日,议定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亦于同日正式签订,并作为《虎门条约》的附约。《虎门条约》所附《海关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拟定,耆英等全盘接受。《虎门条约》的主要内容:(1)英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2)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3)英国取得协定关税权;(4)英国可在五口租地建房,永久居住。其中以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为害最烈,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居留则成为“租界”制度的开端,这些都是强加给中国的殖民枷锁。
《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之一,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广东虎门正式签订,一般将其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条约共十五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承认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凡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涉词讼”, “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所征关税为值百抽五。这个章程既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又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即中英《江宁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又译作“皋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割让香港给英国;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元、商欠费三百万元、水陆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计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六百万银元不计在内);开放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寄居贸易;协定关税,即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保护汉奸,凡是为英国侵略服务的汉奸,中国政府必须“全然免罪”,已被监禁的“加恩释放”。此外, 《南京条约》还有英国可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规定。《南京条约》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副枷锁,是中国开始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目睹英军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 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5月29日(四月九日)盘踞四方炮台的一股英军窜至广州城北五里的三元里地方,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村民鸣锣告警,菜农韦绍光等群起抗击,当场打死英军数名,余敌逃窜,为防止英军寻衅报复,村民们集会商定武装抗英的对策,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民众“义愤同赴”。萧冈乡举人何玉成等爱国士绅参加并领导了抗英斗争。5月30日(四月十日)晨,组织起来的数千义勇进逼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亲率英军千余反扑,义勇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将英军团团围住展开肉搏血战,毙伤少校毕霞等英军官兵近五十名。敌人溃败逃回四方炮台,义勇又追至将炮台包围。次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等县四百余乡义勇亦闻讯赶来助战。英军只好向清方官员告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欺骗和威胁义勇解散,士绅首先潜避,抗英斗争遭到破坏,英军逃出重围。事后,针对英方告示中所谓“后毋再犯”的警告,人民群众出告示痛加驳斥,表示“不用官兵,不用国帑, 自己出力”即可杀尽侵略者。三元里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的伟大力量和英雄气概。
1839年7月7日(道光十九年五月廿七日),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殴打当地中国居民,打伤妇女儿童多人,农民林维喜伤重身亡。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严令英国代表查理·义律交出凶手抵罪。义律拒交凶手,无视中国司法主权,在一艘英国轮船上自行开庭“审判”,仅对凶手处以三至六个月监禁和六十至八十元罚金,并欲以一千五百银元贿买死者家属了事。8月15日(七月七日)林则徐下令停止供应英船柴米食物,并布告澳门人民在三日内撤回被英商雇佣的中国职员和工役,驱逐英船出澳门,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
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主持查禁和销毁鸦片的著名事件。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后,整顿海防,严拿烟贩,勒令外国商人限期将所持鸦片尽数缴出,并令其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否则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英国、美国鸦片贩子被迫陆续交出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约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在林则徐的主持下,于6月3日至25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当众全部销毁,方法是:在海滩挖池,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中蓄以卤水,将鸦片投入浸泡,再加石灰焚化,在退潮之时启放涵洞排出。销烟期间,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为之喜悦振奋。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被林则徐命令到现场集视,他们形象狼狈。虎门销烟的壮举,表现了中华民族清除烟毒、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和伟大力量。
清道光年间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员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斗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鸦片贸易作为对华进行殖民掠夺的重要手段,英国尤为祸首。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多达四万余箱,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从印度贩入的。清朝政府虽然早在雍正年间就屡有鸦片进口的禁令,但未奏实效。到鸦片战争前夕,由于鸦片的潮涌而入,已引起严重的恶果: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增加,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的估计,吸食者全国已在二百万人以上,其中有相当多的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不但使吸食者本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直接受到毒害,而且促使吏治和社会风气更加颓败;中国因偿付烟价而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最低估计数字,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英国掠夺中国银元多达三、四亿,致使清政府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更促其加紧搜刮人民。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要求禁绝鸦片,清朝统治者内部则分化为主张弛禁和严禁的两种不同势力。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公开买卖,得到一些大员的响应,严禁派则激烈反对。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以重刑严禁鸦片,限吸食者一年内戒绝,过期犯禁者处死。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积极支持,并进而提出禁食鸦片的六条具体措施。经过激烈争论,禁烟派取得暂时胜利,12月(十一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主持查禁鸦片。次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买放之人,勒令外商限期交出所持鸦片,并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他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自6日3日(四月二十二日)起,用二十多天时间,将收缴的两万余箱约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把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在禁烟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禁烟派官绅的爱国行动。由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清政府屈服妥协,禁烟运动遂以失败而告终。
近代西方殖民者为改变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掠夺中国人民财富而经营的一项罪恶的毒品贸易。“鸦片”为英文Opium的音译,亦译“阿片”,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由一种草本植物罂粟的汁液提练而成的软膏,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至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唐代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数量极微,仅用于医药。明末,吸食鸦片之法由南洋传入中国。鸦片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瘾就会使人渐渐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最早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是葡萄牙和荷兰。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开始经营鸦片贸易。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1797年英印当局相继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与制造特权。英国殖民者为了改变自己在中英贸易中的巨额逆差,牟取暴利,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加紧向中国倾销鸦片。此外,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还有美国和沙俄。西方殖民者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嘉庆五年)为四千五百七十箱,1830年(道光十年)为两万一千八百四十九箱,1838年(道光十八年)为四万零二百箱。鸦片战争前十年间(1830——1840),输入中国的鸦片共计二十三万八千箱,总值达一亿六千三百三十八万四千元。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英国输华鸦片总计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掠夺中国银元多达三、四亿。鸦片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和清朝统治者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鸦片输入,清政府为其自身统治利益和迫于人民压力,也曾多次严令禁烟。1838年底,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打开中国大门,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鸦片贸易虽未明文规定合法化,但实际上是默许鸦片免税输入,从而使鸦片贸易更加扩大。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咸丰八年)分别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称鸦片为“洋药”,规定入口“洋药”每箱在通商口岸征收税银三十两。
1840至1842年间,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向中国强行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英国即不断扩大对华鸦片贸易,鸦片的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坚决要求禁烟,清朝统治集团中也形成一股主张禁烟的势力。1838年12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主持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英国资产阶级闻讯发出战争叫嚣,英国政府遂作出出兵中国的决定,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分别为正副全权代表,由懿律任侵华军总司令。1840年6月21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英舰船四十八艘,载英军四千余人开抵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林则徐早有戒备,严密设防,英军未能侵入广州。英军封锁珠江口,于7月初转攻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击退。此后沿海北犯,乘浙江防务空虚,于7月5日(六月七日)攻占定海。8月,英舰八艘闯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投递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方割地、赔款等项侵略要求,并以如不莸允“必相战不息”进行威胁。清廷以穆彰阿、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乘机大肆活动,道光皇帝动摇,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国谈判。琦善到达广州后自动撤防,英军乘机于1841年1月7 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攻陷穿鼻洋大角、沙角炮台,琦善惊慌失措,被迫与英方商订包括割让香港、赔款等内容的《穿鼻草约》。道光皇帝对英国胁迫不满,特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前往广东主持战事。2月25日(二月初五日),英军进攻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奋战,受伤数处,仍亲燃大炮杀敌,与将士数百人一同壮烈殉国。虎门失陷后,琦善被锁拿进京问罪。英军继续进攻,旋又陷海珠等炮台,并占领洋馆。奕山到达广州后,采取“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并不认真对待战事,于5月21日(四月一日)仓促发兵袭击英船,初获小胜,随继大败,城外炮台尽失,清军全部退入城内。英军炮击广州城,奕山乞和,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道光皇帝讳败为胜,借口“准令通商”批准该约。广州三元里民众自发奋起抗英。英国政府不满足既得侵略利益,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扩大侵华战争。8月(七月)英军侵占厦门,10月(八月)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道光皇帝任命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领兵赴浙江前线。1842年2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奕经到达浙江, 3月上旬(正月下旬)反攻宁波、镇海,结果大败,英军乘机攻陷慈溪,奕经等逃往杭州。面对败局,道光皇帝亟派盛京将军耆英带同伊里布到浙江议和。英国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仍照预定计划侵入长江,直扑南京。8月上旬(六月下旬)英军舰船八十余艘到达南京下关江面,向清政府提出苛刻的“议和”条件。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下关江面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