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飞鸟时代的文化有什么特点（推荐三篇）
飞鸟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流发展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跟百文网小编一起来学习一下日本飞鸟时代的文化特点。
佛教中心的文化
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总称《三经义疏》。
圣德太子摄政后，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了斑鸩宫。斑鸩地区成为飞鸟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围地区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如飞鸟寺(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鸩寺)、中宫寺、法起寺、法轮寺等。法隆寺金堂中的释迦三尊像、药师像，以及该寺梦殿中的观音像，明显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宫寺的弥勒菩萨木雕像则具有南梁风格。飞鸟寺的丈六铜佛像，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中宫寺的天寿国刺帐，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飞鸟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
飞鸟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佛寺有关。587年百济献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画工白加”。他们直接参与营建飞鸟寺。603年6月“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等。609年高句丽僧昙征的到来，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首传造纸术，而且还将调制彩色的先进技术带入日本，对飞鸟时代的彩绘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在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等绘画作品就是这一技术结出硕果。
日本飞鸟时代的文化特点
飞鸟搜索文化的历史分期比较模糊，上承古坟文化而下启奈良文化，时代特徵很难把握， 具有过渡时期的复杂色彩。
宽泛一点，涵盖佛教公传(538年)至平城迁都(710年)近200年;紧凑一些， 专指推古(593年即位)、舒明、皇极(645年退位)3朝。有些学者在古坟时代的尾声中略加描述，有些学者在奈良时代的前奏中匆匆带过。此外，美术史家习 惯以大化革新(645年)为界，将之断为飞鸟时代和白凤时代。
追溯儒学和佛教东传的源流，这些外来宗教 和思想是飞鸟文化的源泉及灵魂所在;与此同时，外来文明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飞鸟文化的精华尽在其中。飞鸟时代与此前的古坟时代相比，摄取大陆文化从物质技术转向思想制度，有了质的飞跃;与其後的奈良时代相比，生成文化的手段以生硬模仿为主，尚缺 乏灵活的创意。 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总称《三经义疏》。
圣德太子摄政后，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了斑鸩宫。斑鸩地区成为飞鸟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围地区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如飞鸟寺(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鸩寺)、中宫寺、法起寺、法轮寺等。法隆寺金堂中的释迦三尊像、药师像，以及该寺梦殿中的观音像，明显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宫寺的弥勒菩萨木雕像则具有南梁风格。飞鸟寺的丈六铜佛像，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中宫寺的天寿国刺帐，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飞鸟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
飞鸟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佛寺有关。587年百济献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画工白加”。他们直接参与营建飞鸟寺。603年6月“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等。609年高句丽僧昙征的到来，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首传造纸术，而且还将调制彩色的先进技术带入日本，对飞鸟时代的彩绘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在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等绘画作品就是这一技术结出硕果。 在迁都奈良之际，有些原来的大寺被迁往新都，如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等。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他们大肆兴办佛教事业。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中，最著名的当推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兴建。
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的。圣武天皇建东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在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
所谓国分寺即是设在各国国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国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国分尼寺。修建国分寺的步骤，大致分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诏令每国造丈六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和左右配置的菩萨两躯。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分寺的名称，但因这个释迦像可以认为是国分寺的主佛，所以此举当是修建国分寺的先驱。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国抄写《法华经》十部，修建七重塔。这是以《法华经》第四《法师》第十为依据的，实际上就是国分尼寺的前驱。第三步是741年2月，诏令各国设置僧尼两寺，僧寺置僧20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置尼10人，名为“法华灭罪寺”。前者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所说，为的是消除国家的灾祸，祈求四天王保护;后者主要是为了比丘尼灭罪行善使诵《法华经》而修建的。国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顺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饥谨、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 ”，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日本飞鸟时代的改新内容
1、经济方面
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 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2、政治方面
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槻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19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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