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向秀的成就(合集三篇)
向秀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然而他们理想中的自由,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脆弱。终于有一天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向秀自己也被迫入仕。下面是百文网小编搜集整理的竹林七贤向秀的成就,希望对你有帮助。
竹林七贤向秀文化成就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竹林七贤向秀政治成就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向秀曾经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如东汉末的徐庶——其母为曹操所拘,不得已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细读《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竹林七贤向秀哲学成就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