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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各地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关于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排名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排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门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孟华平
简介: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取得一批新成果。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谭家岭遗址新发现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等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从1990年开始,中国社科院以及国家文物总局等单位每年都会评选出去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关于社科院以及十大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科院以及十大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彭菲
简介:
宁夏鸽子山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大量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很少发现有精确年代的遗址,因而对该地区文化演化特征的判定一直缺少明确的时空框架。鸽子山遗址2014-2016年发掘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在鸽子山遗址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明确了这类具有重要文化特征的遗物的时代属性;初步浮选与残留物获得了一些植物遗存,这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乃至该地区的农业起源都有重要意义;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及疑似建筑遗迹为研究人类生存模式、生计能力和对气候适应行为以及居址空间利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发现的疑似建筑遗迹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同类型遗迹,可能是古人类滨水而居搭建“风篱”的遗存;遗址其中一个文化层处于一个极冷事件——新仙女木期,对于研究人类在这一特殊地理单元对环境极端事件的适应和文化特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2、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陈星灿
简介: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原平坝县)。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门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孟华平
简介: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取得一批新成果。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谭家岭遗址新发现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等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4、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发掘单位:福建博物院 泉州市博物馆 永春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羊泽林
简介: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与德化三班镇接壤,海拔高度约674米。窑址分布范围约1500平方米,于2015年12月发现,2016年1月进行试掘,确定内涵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11~12月,福建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再次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发现9条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上部窑炉叠压打破下部窑炉,因此,早期窑炉被晚期破坏,为保存晚期窑炉,部分早期遗迹未全部清理出来,仅局部进行解剖。共采集6件炭样本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4世纪末,即相当于中原时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产品主要有罐、尊、壶、钵等,原始青瓷的装饰技法和纹饰与印纹陶相同,采用刻划、拍印、戳印、堆贴、镂空等手法,纹饰有弦纹、菱格纹、方格纹、直条纹、圆圈纹、篦齿纹、凸棱纹等。大部分器物外壁均有纹饰,腹部拍印方格纹、菱纹、直条纹为主,肩部戳印圆圈纹、锥刺纹,并间以弦纹、篦齿纹等。大部分垫饼亦拍印有直条纹,少量方格纹和菱格纹。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因此,苦寨坑窑址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5、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文物旅游局 凤翔县博物馆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田亚岐
简介: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470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的考古工作,逐步确认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皇家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鄜畤、密畤、吴阳上、下四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在原四畤基础上又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畤作为当朝最高祭礼。此次考古发现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的历史一幕,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而秦汉时期于此创制的成套畤祭礼仪不仅蕴含着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而且对于古代祭祀制度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血池遗址不仅系正史记载之佐证,而且成为自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再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仪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6、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区文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孙 勐
简介: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汉代路县故城位于潞城镇古城村。该城址平面呈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城址内北部清理出明清、辽金和汉代的道路遗存各一条,有明显的叠压关系,初步判断其为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城墙基址外有城壕遗存,宽度约30米。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据史料记载,该城址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以城址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座,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3座、东汉-魏晋墓葬724座。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类型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砖室墓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可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墓等,规模最大的是双墓道八室墓。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将会填补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以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墓葬,时间延续性强,是综合研究该城址的重要资料。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汉代路县故城城址进行原址保护,建立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这将极大地推动北京乃至全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
7、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沈岳明 郑建明
简介:
后司岙位于上林湖越窑遗址最核心区域,此次发掘的后司岙窑址编号为Y66,清理的堆积层主要位于窑炉的西侧,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时期。本次发掘主要收获有:首次摸清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基本格局。窑场以龙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西边是丰厚的废次品堆积,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房址、釉料缸等。首次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相当丰富,大大拓宽了我们原先的认识。器物胎质细腻纯净;制作规整;釉色天青,满釉,釉面莹润。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根据地层中出土的纪年标本,确认在“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中和”年间前后达到兴盛。
本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在唐代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均有发现。同时,本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1971年,在窑址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有光化三年墓志罐一件,内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内容,与本窑址位置暗合。因此可以确定,后司岙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8、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发掘单位:上海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陈 杰
简介:
青龙镇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罗、广南等国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龙镇进行贸易。南宋时期,青龙镇还专设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2010~2016年,上海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铸造作坊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唐宋时期青龙镇布局特征。考古证明,青
龙镇是上海城镇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在唐宋时期市镇考古中具有典范意义。隆平寺塔基及地宫的发现是青龙镇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文献记载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为七级佛塔,平面呈八角形。隆平寺塔地宫由砖砌而成,中部放置一个木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底部满铺大量各时代钱币,共计一万余枚。木函为四重套函,最内重银棺供
奉有木贴金释迦牟尼涅槃像。四重函内还装藏有银箸、铜鎏金匙、银钗、银鎏金龟、线刻佛像铜镜、水晶念珠等37件(组)供养品,为研究北宋时期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青龙镇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可复原瓷器大约有6000余件,它们主要来自南方窑口。据文献记载,隆平寺塔还具有航标塔的功能。此外,与航运贸易相关的遗迹还有瓷片堆积和河埠
头等。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9、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河津市文物局
项目负责人:王晓毅
简介:
固镇瓷窑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遮马峪北、东岸台地上,地处吕梁山南麓,西临黄河、南迎汾水,距禹门渡口约9公里。据调查,窑址附近山体分布有富集的瓷土和煤炭资源,为瓷窑的烧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此次固镇窑址的发掘及重要发现,是山西乃至全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发现的四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从原料制备到装烧成器的整个制瓷产业链保存相对完整,为研究北方地区古代制瓷工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发现的北宋窑炉Y1,其烟室占整个窑炉面积的近一半,这种独特的结构在国内尚属首例,该窑极有可能已掌握利用窑炉余温进行晾坯和烧制匣钵的关键技术,为制瓷工程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瓷器产品中北宋的简约素雅与金代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宋金制瓷风格的突变分野,为陶瓷考古及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对比材料。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体致密度高,釉面莹润光匀,可媲美邢定白瓷;出土的金代瓷枕,在造型和装饰上均独树一帜。据统计,全国宋金瓷枕中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786件,其中有168件为河津窑产品,比例约占9%,国外亦有多个博物馆将其视为艺术品珍藏,固镇窑址的发掘明确了此类瓷枕的烧造窑场。
10、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桂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莫林恒
简介:
2016年7~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处、桂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湖南省桂阳县桐木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以炼锌为主的多金属冶炼作坊遗存,再现了当时的冶炼场景。桐木岭遗址位于桂阳县仁义镇大坊村和浩塘镇桐木岭村交界处,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遗址中心的山体平台上,呈“品”字形分布三个大的功能单元,一个用于焙烧,两个用于冶炼。矿料先经焙烧后再分送去冶炼。每个冶炼作坊以槽形炉为主体,分布着储料坑、和泥坑、搅拌坑、原料堆、精炼灶、柱
洞、环形护围、碎料区、房址等遗迹。遗址出土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并出土青花瓷器、陶器、钱币等生活用品。综合发掘情况并通过检测分析,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铜、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初步推测遗址开始于明末清初,废弃于清代中晚期。中国是最早掌握炼锌技术的国家之一,本次发现的炼锌遗存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炼锌技术。发掘出土的多个成排圆形焙烧炉填补了我国炼锌技术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槽形冶炼炉是国内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炉遗存,对于完整复原古代炼锌术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正式揭晓。下面百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村
发掘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简介:
在中国西部的青海民和县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姿势异常的人骨、布满裂缝和褶皱的房址引人关注,并被证明是地震和洪水肆虐后的痕迹。它揭示了距 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实证。
2001年8—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对位于青海民和县南端的官亭盆地黄河岸边的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有多项较重要的发现,为官亭盆地考古再添 新的成果。新发现地震和洪灾的证据,辨明灾难现场堆积的地层关系;新发现小型广场的迹象,清理出奠基坑和杀祭坑及埋藏坑,出土奠基人骨杀祭人骨和玉器卜骨等重要遗物;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发掘显示,地震对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洪水则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喇家遗址灾难遗存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6日在京公布。在入选项目中,既有新晋“网红”海昏侯、致远舰,也有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等相对“沉默”的“老牌”遗址……但每一个获评项目都代表着中国考古事业在某个领域取得的阶段性突破和进步。下面由百文网小编带领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自1990年至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举办了26届,并有260个项目入选。根据评选标准,项目本身虽然考的是“古”,但评选的却是“新”。从今年的“十大”名单来看,至少体现了两大创新:
--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骨骼分析依旧成为解除基因密码的必要手段。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的人骨保存相对完好,考古学家通过DNA检测、元素含量检测等手段对234具骨骼进行分析,解答了5000年前同一片墓地里的“良渚人”是否有亲属关系、食谱中的荤素比例、甚至将先民的生活时间精确到几十年范围内等历史谜题。
实验室考古的广泛运用成为一大亮点。海昏侯墓发掘大量使用了实验室考古方式,套箱提取了包括主棺在内的近百件(套)文物,并在国内田野考古史上首次引进了低氧工作室。无独有偶,为甲午海战史和世界海军舰艇史提供珍贵实物资料的“丹东一号”沉船,此前通过抽沙清理和小探方解剖相结合的方式,大面积揭露了舰体外壳,下一步工作也寄希望于整体打捞后进行实验室考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本届评委会主任委员李伯谦介绍,这次25个备选项目都有科技考古手段的应用,如直升机、三维扫描测图、红外影像技术、拉曼光谱等等,标志着我国考古学的进步。
--先进文保、发掘理念贯穿始终。一方面是文保与发掘同步。国家文物局近年来高度重视文保力量在考古发掘中的体现,多次派遣专家组入驻各大考古工地。据记者了解,海昏侯墓的专家组与当地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队员在工地同吃同住已逾一年多,在考古发掘前期制定了大量科学、系统的发掘方案,尽可能地将人为对文物的破坏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在于考古成果走出“象牙塔”。无论是海昏侯墓,还是“丹东一号”沉船,在发掘过程中就进行了直播并引发极大关注。比如说,海昏侯墓从去年11月至今,已在江西、北京两地举办精品文物展,参观人数仅江西一个月就破18万,北京展出逾两月后至今仍每个周末预约爆满;海昏侯俨然成为新的文化IP,从考古界向出版界、旅游界、影视界延伸。
“推广文物保护理念,打破考古的神秘感,专业人士需要主动出击,走出实验室、考古现场与公众交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反过来能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国家文明“金色名片”还需做什么?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国家文明的“金色名片”。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对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刘庆柱认为,文物普查等基础性工作的作用不容小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总计766722处,基本摸清了当前我国的文物资源状况,对于加强文物考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几年,多地开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举盘活了地区经济,带动了社会发展,调动了当地政府和民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文物的合理利用。”王巍表示,更多人开始思考,如何用更浅显易懂的方式向民众揭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让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华文明,使得中国的文物工作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适应。
还有专家提出,基于考古工作“与时间赛跑”的特性,对考古的技术手段也提出了新要求,今后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将会更多,如用DNA技术鉴定墓主人的身份、用体质人类学研究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等。“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界的利用是和世界先进文化潮流基本同步的。”刘庆柱表示,越来越多的考古人正将新技术引入到考古发掘中。
考古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让人类更好地把握未来。关于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排行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排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泰坦尼克”号(铁达尼号)沉船被发现的25周年之际,也就2010年9月1日,科学家公布了沉船探索队在8月底所拍摄“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照片。照片中显示该船的残骸正被蚀铁细菌所吞噬,铁锈像瘟疫一样遍布“泰坦尼克”号沉船的船首栏杆和船锚上。这次“泰坦尼克”号探索任务(Expedition Titanic)的目标是,利用声音成像、声纳和3D摄像等技术,来保存这艘沉在海面下2.4英哩(约3.8公里)处的现状资料,以利未来追踪沉船会被冲走多远,还能存在多久。
考古在解密历史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历史难题。关于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纪十大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10年1月公布,研究人员发现数百个被森林覆蓋著的圆形、方形和其它几何形状的土方物体,这表明在亚马逊地区曾存在一个前所未知的古老而繁荣的社会。从1999年以来的卫星空照图显示,亚马逊流域有200多个几何图形的土木物体,散布在155英哩(约250公里)的范围。据研究人员估计,可能还有大约十倍左右数量的这种土方物体,还被亚马逊森林植被所覆蓋。
我们回顾这些中国考古发现,并希望借此机会向无数为考古事业付出艰辛劳动的专业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以下是百文网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考古发现精选,欢迎大家阅读。
1956年,发掘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一座神秘辉煌的地下宫殿被打开。得到珍贵文物的同时,考古学界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和启示。1955年10月3日,吴晗等人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长陵。虽有郑振铎、夏鼐提出异议,但周恩来还是签字同意了。
1955年底,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但考虑长陵太大,考古队提议先试掘一小型陵墓以积累经验。1956年5月19日,定陵发掘铲下了第一锹土。发掘从宝城南侧一处砌砖塌陷处开始,在打开两条探沟后,意外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小石碑。
这一石碑是定陵建成又土封后,为在皇帝皇后一去世立即找到墓门而留下的指示标记。依石碑所指,第三条探沟挖成。1957年5月,正值发掘工作一周年之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石隧道的尽头出现了金刚墙。
打开金刚墙,就进入了地下宫殿的第一道大门。定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除万历帝及其两个皇后的三具尸骨外,还有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但是,丰富的收获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代价。
在接踵而来的__风暴中,包括三具尸骨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付之一炬。此外,由于当时并不具备处理、保存特殊出土物的条件,加上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一些文物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郑振铎、夏鼐于痛心疾首之际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继续发掘帝陵,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就连当初积极吁请发掘的吴晗也对此后悔莫及。
未解之谜是人们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或者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以及推理方式无法解释的自然、天文、历史等现象。下面由百文网小编为你整理中国考古未解十大之谜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西周“九鼎”遗失古今憾
九鼎,是镇国神器,属于古代至宝!相传夏启收集珍禽异兽、奇异之物,绘画成图,让工匠将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九州,反映全国统一和王权集中,作为夏、商、周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多年。
九鼎是否仍然存在?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根据《史记》记载,秦穆公把九鼎掠到秦国都城,但《汉书》却说,九鼎沉没于彭城泗水之中,一直未能找到。
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九鼎应该落入秦始皇手中,何况杜牧有“始皇东游出周鼎”之说!秦始皇对九鼎十分珍爱,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九鼎极有可能陪葬入秦始皇陵,这也成为目前一些考古学家鼓动开掘秦陵动机所在。
考古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关于世界考古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考古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2010年10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全球遗产基金(Global Heritage Fund)公布一份报告说,阿尼(Ani)古城是目前世上12个濒临崩塌的文化遗址之一。 阿尼古城座落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附近的军事区。位于蒂格兰霍尼茨(Tigran Honents)的圣格雷戈里大教堂(Church of St. Gregory)里的受损壁画,似乎在向人们述说著,渐被世人遗忘中世纪时期阿尼城的故事。
考古学家解除中国迄今发掘最大古墓之谜。关于考古发现挖掘古墓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挖掘古墓,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正式发掘于1976年开始,田亚歧是当时的考古队副队长。
此前发掘的宝鸡鱼国墓,许多重要信息都是从出土青铜器铭文中解除出来的,因此,田亚歧也寄希望于大墓可能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那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但是此时,从南指挥传来一个消息,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洞口,那些洞口呈圆形或椭圆形,几天时间,就清理出240多个。仔细查看之后,田亚歧明白,大墓已经被盗,洞口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
采访田亚歧:当到三层台这个平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个所有的盗洞全部都清理出来了。这个时候确认出的盗洞的总数是247个盗洞,非常多。
发掘现场, 最让考古队员忧虑的,就是大墓是否被盗. 盗墓的破坏,使许多史实,都因此而无法索解.
采访田亚歧:当时的盗墓人--进入墓室以后,肆无忌惮,无限的扩张,就跟地老鼠一样,把下边无限的扩张,去搜寻,所以盗洞这个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贵重的青铜器,是盗墓贼首选的对象,田亚歧最初寻找相关铭文的计划,面对如此严重的盗扰.可行性显然大打折扣。关于巨墓墓主以及年代之谜,考古队只能寄希望进一步发掘,或许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使这座神秘古墓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头骨,他的嘴大张,死前像是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距离头骨不远,人们又发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考古队员连夜工作,随后共清理出人骨遗骸20具。这20具神秘尸骸都无棺无椁,位置杂乱无章。
尸骸的发现,带来一系列疑问:这个豪华墓葬里,为何埋葬的竟然是这样一些人?这些尸骨,为什么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而这一切对解除墓主及古墓的年代之谜,又能提供什么线索?
这些疑问,事关古代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人殉。此前,在河南殷墟商代王陵里,就曾发现过大量殉人。
采访田亚歧:在奴隶制社会的观念下,他认为一般都是奴隶主的,包括国家的一切用物,包括人都是奴隶主的,那么当时人有一种观念就说是,他的主人死了,那么作为他们活着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一同要死。还有一个古代有事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人死了以后在阴间仍旧跟阳间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就要一块去跟他的主人去走。
神秘巨墓中发现的这20个殉人,是作为人牲的殉人,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或者奴隶,大墓封埋时被砍杀用以祭祀,从如今留下的凌乱尸骨,可知当时的场景是何等残酷。
残酷的殉葬制度,自殷商时期开始,以至秦以后都有存在。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牲,而人牲主要出现的时代,是在先秦。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知,自秦朝建立之后,残酷血腥的人殉制度,才逐渐被陶俑所替代。这种殉葬的方式,在规模浩大的秦兵马俑中可见一斑。
由此可以断定,古墓应该是一座先秦墓葬.但是,它究竟属于先秦的哪个年代,人们依然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发掘工作进行的异常迅速。在这20具骸骨下面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一具棺木。打开棺盖,里面赫然又是一具人骨遗骸。
这样的木棺,之后又发掘出160多具!显然,他们也是殉人。
采访田亚歧:除过二层台发现的那批杀生作为牺牲的战俘或者刑徒以外,就是说160多具人殉他们都是自愿的殉人。
加上此前发现的20个人牲,这个大墓里殉人的总数已达186具。如此恐怖而奢华的排场,进一步证明,墓主必定极有来头。
不仅如此,进一步清理棺木时,考古队员又有惊人发现,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自愿的殉人,他们的下肢,全部诡异地蜷曲着!
考古专家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人中盛行屈肢葬,即在人刚死之时,用布带将其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将目标进一步明确指向了秦人。
但是,西藏阿里高原的古象雄文明,和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岭南早期文化,以及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这些古老文明所遗留下来的墓葬里,都曾发现过屈肢葬。所以由此就论定巨墓是一座秦墓,显然颇为勉强。
那段时间,考古队员们的心思,完全被这个大墓占据了,一遍遍反复查看那些棺木之后,一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已出土的所有棺木,无一例外,均有规则地东西向摆放.
采访田亚歧:墓葬的方向也是判定墓葬的族属以及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目前在整个关中地区,以及甘肃,发现了几千座秦墓,但是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
就在此时,陕西省考古所另外一只考古队的工作,获得重大突破。1977年以来,在今凤翔县城南,秦国九都之一,秦雍城——包括古城遗址,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慢慢浮现在了世人眼前。
采访田亚歧:雍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都城里面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它的城的范围一共是11平方公里,城内有寝宫陵园,那么这个寝宫陵园在南指挥一带的布局,经过多少年的考古工作,面貌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神秘的大墓,就处于雍城遗址范围之内,而且和这个神秘巨墓同样中字型的大墓,又陆续出土了18座,由此可以确定,眼前的大墓,是秦墓无疑。
缔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秦人,一直以来都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朔到3000多年前的周王朝时代,秦人的祖先那时还是一个部落,游牧于广袤无垠的西北塞外边陲.
他们后来来到今天的咸阳一带,经过残酷征战,最终霸周原、灭六国、统一中华。从秦庄公算起,其间,经30多代统治者,历时600余年。
史书的残篇,勾勒了一个秦人东进的大致路线,但具体走过今天的什么地方,一直缺乏考古实证。雍城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不小的惊喜,毕竟,这里曾留下了秦人250年的岁月。现在,这个巨大墓葬,给了考古专家更多的希望。
确定古墓为秦墓之后,现在考古队最想知道的,就是墓主身份了,这最后的谜底,何时才可揭开?这一等就是十年,直到1986年,在墓室中部,主棺棺顶才露出土面。
构成主棺的东、西壁及棺底、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棺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
这个不同寻常的木棺造型,让考古专家想起史料上的记载,按照周礼,南北向各有椽头伸出的棺葬方式叫“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周朝天子的丧葬规范。
这让考古队员大惑不解,按照周礼,作为诸侯国的秦,即便是国君,也无权享有这样的丧葬规范。骤然出现的疑问推翻了先前所有的假设。而一切疑问,也许只能等开棺之后看到墓主才会最后明白。但是,由于盗扰,当考古人员打开棺盖后,在其主棺内,只发现了一段股骨,除此之外,棺内空空如也。这个神秘的大墓,也许注定要留给后人一个不解之谜。
但是事态的转机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在大墓底部,考古人员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石头的残片。在主棺棺顶上发现的石头残片,拼凑出一双长约一尺的石鞋底,石鞋底东西向放置,底下是鲜红的朱砂!
这双石鞋的来历和用意是什么?
采访考古队员老赵:它这个东西是干啥呢,它当时是赐给下属的,他当时是发一双鞋,这个鞋是特制的,这个鞋底是石的,当然墓主人可能都已经看不见这东西了。但是这个鞋,这个实物在这放着。它的意思就是这只鞋,可以用来保护它的权力。
对墓主身份的确定,石制鞋底并不能提供更多线索。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就有着突破性的意义。考古队员清理出的另外一些石头残片,发现他们是石磬,一种古代乐器,而且, 在石磬边缘,竟然有铭文。
采访田亚歧:当时大型的音乐活动,往往与某一个庆典,或者是祭祀活动有关。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专门为这次活动要做一套乐器,所以上边也刻,与这一次活动相关的铭文。
早先试图在青铜器上寻找的铭文,意外地出现在了石磬上。铭文后来被小心拓印下来.专家解除的结果,认定铭文记载了一次宫廷宴乐活动,大墓的主人,是活动的召集者。铭文里“共桓是嗣”几个字,说明了他的身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采访田亚歧:那么“共桓是嗣”就是说共公和桓公的继承人,那么按照这个推测的话,它的继承人就是景公。
躺在黄肠题凑内这个巨大棺木里的墓主,身世终于被人们解除。景公是秦第14代统治者,始皇赢政的第18代先祖,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40年。
那时的秦国,已在雍城雄据百年,国力也日渐强大,从景公死后使用周天子才可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式,可见秦的雄心,已经超出关中一带。
景公墓后来被称为秦公一号大墓。至此,这个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身世终于大白天下。
每年考古学界都能有巨大的考古成果。关于世界考古的重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考古的重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10年7月,埃及考古小组宣布,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法老塞提一世(Seti I)古墓的一个连接外部的神秘隧道内,挖到一堵墙。这项考古发掘工作始于 2007年。研究发现,古埃及人似乎在卢克索(Luxor)附近的帝王谷中,在岩石中开凿出一条深达572英尺(约174米)的隧道后,工程突然中止。
堪称世界级考古大发现 彭山江口沉银发现文物三万余件!关于四川考古新发现江口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四川考古新发现江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会上通报,本次出水文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涉及的种类之丰富、时代跨度之大、地域之广,在全国都堪称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成果,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堪称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说,这次发掘出水的文物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的器物为主,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国册封妃嫔的金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另还有瓷碟、瓷碗、铜锁、钥匙、秤砣、顶针等生活用具,种类丰富多彩。
刘志岩介绍,部分银锭、金银册等文物上详细记录其年代、地域等信息。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记录的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范围涵盖包括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应该说本次出土的文物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三万余件出水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上通报,本次考古发掘是四川首次开展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创新了工作理念,运用了大量的新技术,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实际情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同时,发掘中采用了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和最新的科技手段,前期通过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物探手段确定了发掘区域,发掘过程中采用PTK精准记录每一件文物的出水位置,在重点区域安装延时摄影,搭建整个遗址的考古数据管理系统等,保证了考古工作科学、有效地进行。
此外,本次考古发掘工作还面向全国公开招募了志愿者,收到报名表千余份,来自于全国多个省份。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为公众参与考古提供了平台,也扩大了考古工作对公众的影响力,让公众真正了解考古、走进考古,享受考古成果。
工作期间,考古团队邀请国内外顶级的博物馆专家、考古专家、历史专家以及文物保护专家共同研讨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和成果,专家一致认为江口沉银遗址的发现是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批量宝藏,属于世界级的考古发现,是定陵之后最重要的明代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时期晚段考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充实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刘志岩介绍,现场考古发掘停止后,考古工作将进入到室内整理阶段,文物保护人员将对出水文物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考古工作人员同时将对遗址范围内和遗址周边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从而为明年的考古发掘制定较为详细的工作计划,届时也会将这些成果及时对社会公布。
考古的意义就在于从过去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让人类更好地把握未来。关于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死海古卷》涵盖了迄今为止一些最古老的圣经文献。“谁写了《死海古卷》?”成为《圣经》的最大谜团之一。由于近年来相继出现的一些考古突破,譬如对一个神秘杯子上的代码的解除、耶路撒冷古城隧道的发掘,或许有助于揭开这个谜团。 2010年7月,科学家根据新线索表示,《死海古卷》可能是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一些犹太人群体的文化财,甚至可能是“耶路撒冷圣殿的伟大珍藏”。据《圣经》记载,约柜就保存在耶路撒冷圣殿内。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是2002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许虹、范大鹏。关于考古学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学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书正是以上述评选为依托,选取若干重大发现,以时代为序,力争通俗易懂,有重点地介绍了涉及考古发掘的几个方面,诸如遗址、墓葬、窖藏、古建筑等。就某个方面而言,我们尽可能编入同类之中较为典型的项目,以拓展读者对考古发掘的视野,再现形象生动的古代历史。拿墓葬为例,我们注意到陪葬坑的发掘。这是古代王侯贵族厚葬的一种独特葬制,反映了历史上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东方墓葬文化。尤其是主墓未动而发掘的该墓的陪葬坑,从出土的器物上,更能了解到古代葬制体现出的特权思想。如秦始皇陵的水禽陪葬坑,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埋葬了一批生禽,而是埋葬了一批青铜制作的水禽,并以此作为一种象征供墓主人享受。再如山东洛庄西汉某诸侯王墓;主墓未动,而周围即发掘了30多座陪葬墓,已经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和大车马器等3000多件,这将给人们留下丰富的遐想空间。
此外,由于科学的进步,考古工作者早已不再停留在“锄头考古学”阶段,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田野发掘,而且从地上钻探发展到空中遥感,从陆地考古延伸到水下考古。这些情况,也应介绍给读者。因此,我们也编入了两篇文章,其体例或与其他篇目有所不同,但这也是今后考古工作的个重要方面,一个发掘的方向,不可不知。另外,由于本书各个篇目的作者大多为考古发掘项目的本持人和参与者,因而内容真实可靠,推测言之有据,议论有感而发,加之文风朴实,行文简约,知识性和可读性也得到了保证。
考古在解密历史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历史难题。关于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纪十大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912 年1 月,英国探险家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等人深入南极探险。近百年后,专家正竭尽全力保护这位探险家在所藏身的木屋和另外三处木屋遗址,避免它们被南极暴雪永远掩埋。这种木屋长50英尺(约合15米),宽25英尺(约合7.6米),可容纳33人。斯科特及其四名队员曾藏身木屋,躲避南极的刺骨寒风。1912年1月,他们开始乘坐“特拉诺瓦”号(Terra Nova)深入南极探险。遗憾的是,斯科特船长不仅在竞争中败给挪威探险家阿蒙森(Roald Amundsen),还与四名队员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揭开夏朝文字之谜?关于夏朝文字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李学勤则认为:“比殷墟甲骨文年代更古而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考古材料,是陶器上面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境内某些种文化的陶器上便有符号出现。有的符号是刻划的,有的符号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就数量而言,刻划的数量比绘写的要多。”(《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
李学勤先生:【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另一篇是李伯谦先生《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李学勤先生在【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中讲到:“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抗战以前进行了15次发掘,到1950年恢复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继续发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发掘就没有停止过。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条件,不需要讨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在这里,李学勤先生判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符号”,而李伯谦先生在《夏文化探索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考古上发现了不少的夏代城址,一些城址内还有宫殿基址,发现了随葬铜器、玉器、陶器的墓葬,还有非正常死亡的墓。在一些陶片上有刻划符号,已经是文字,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和商代的甲骨文对照出来。所以可以肯定夏文化是有文字的。
夏朝文字考古发现: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多年以前的一个愚人节,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余人杰发现了湖北盘龙遗址刻在铜板上的夏朝文字,请看下图:揭开夏朝文字之谜 <wbr>马贺山
山东大学刘凤君发现了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前的昌乐骨刻文:
二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和李伯谦的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字:
近年愚夫年龄大了,有些愚且呆,但在认字方面,却独具慧眼,左看右看上述学人的发现,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莫名惊诧,我多次反问,这是汉字吗,这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吗?与我发现的夏代文字南辕北辙,相差悬殊。退一步讲,即使我发现错了,那也是文字,也是汉字,也是方块的,也是被古人认可的,不是我的杜撰,不是我在胡说八道。以上的四位学人都是大学教授,都是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对的,还是别出心裁,为什么距离之大,竟天壤之别。
先看裘先生的发现,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图形都是单个出现的,再象形,也是图案,不是文字,当然裘先生也未称此图案为文字,只称象形符号,下面的话说与汉字与甲骨文一脉相承,就转弯抹角的暗示指文字。裘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否定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而又强调大汶口遗址的刻划符号为汉字和甲骨文的前身,他提出文字的定义是能够记录语言,同时又提出广义的概念:
狹義文字: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本書采用的立場)
廣義文字:具有信息傳遞功能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
{马注: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第二种广义文字,双重标准的出现,是为皇帝特制的新衣,一种特权的表现,也该算作是一种时代局限吧。
裘先生对文字的产生,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比其他人略胜一筹。他认为:}
一提及江西考古很多人容易与海昏侯墓划上等号,确实,海昏侯墓带给了我们许多惊喜,绝对是江西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它不是唯一哦,江西的考古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江西考古发现文物,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探寻江西夏文化
荞麦岭遗址位于九江市九江县马回岭镇富民村荞麦岭自然村后山,是目前江西地区发现保存较好的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期的古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大,地层堆积深厚,发现遗迹众多,出土遗物丰富,年代系列清晰,对于认识江西地区夏商文化全貌有重要作用。
荞麦岭遗址
遗址中出土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地层关系明确,迭压有序,对于探寻江西夏时期文化内涵提供了条件。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中原商文化因素为主,融合了本土的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早期经略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遗址中出土的冶炼相关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矿冶技术有重要意义。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夏商代文明的南渐和江西地区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左上:坩埚右上:矿石 左下:簋 右下:斝)
荞麦岭遗址是契合国家文物局对长江中游文明研究的项目。以荞麦岭为核心的遗址佐证中原夏商王朝文明到江西地区采掘青铜和锡矿资源,建立青铜王朝。中原夏商文明不断南侵的过程中,江西土著文明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在夏商时期,江西地区能够成为南方的青铜王国,在南方地区独树一帜,这就是两者文化相互融合过程的结果,意义非常重大。荞麦岭遗址不但发现了青铜冶炼遗址,同时把这个青铜年代往前推至到了夏代,说明在夏代中原文明就已经进入赣北地区,至少在夏商之际,中原文明与江西土著文明已经高度融合。